思想纵横｜李庚香：列子对道家思想承启作用的贡献探析
□李庚香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思想裂变性意义和精神飞跃式成长的伟大时代，它影响了人类文明近3000年来的发展轨迹、格局乃至未来趋向道家思想。作为20世纪以来具有重要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墨翟、庄子、列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都走出了迈向普遍性的一步。”雅斯贝尔斯推重的轴心时代的五位中国哲学家——孔子、老子、墨翟、庄子、列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学派儒家、道家和墨家的代表，融会生成了中华民族具有永续发展蓬勃生机的思想基因。这五位被雅斯贝尔斯垂青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占了三位，分别是老子、庄子和列子。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座高峰，是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思维层次上的标杆，是其他各学派的重要思想根基和体系建构的参照，这反映了雅斯贝尔斯深邃且独到的眼光。对于这三位中原先贤来说，老子和庄子在思想史和现实认知度上都如同耀眼的巨星，光华夺目。唯有列子的思想光芒受到了无形的遮蔽，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现实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为此，本文主要依据《列子》《老子》《庄子》等文本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列子对老子“道”的体认和阐发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名御寇，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道家思想。这三位思想巨子都诞生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中原大地，列子更是诞生在战国前期的中原腹地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市），这充分凸显了中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特殊地位，也很好地说明了老子、列子、庄子三人之间思想传承具有地利之便的合理逻辑。
列子是老子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卓有创建的发扬者，他对“道”的至高无上地位高度认同，对“道”的玄妙莫测体悟最深，对“道”生化万物的机理剖析最明了，形成了系统化、生动化、文学化的理论阐释，为老子思想从晦涩玄虚变为可感可悟、从壁垒森严的庙堂走向开放多元的社会、从帝王南面之术变成芸芸众生的人生哲学等开启了门径道家思想。在丰富道家思想内涵、深化道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推动道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增强道家思想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亲和力等方面，列子功不可没。《老子·一章》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六章》提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具有生化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本原地位和功能，同时是世间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根本规律，还是统摄其全部思想体系的根本逻辑。可是，由于“道”过于玄妙高深，连老子本人都不能明确地定义，只能以哲言、警句进行表达，用“万物之始”“万物之母”“玄牝之门”“天地根”等具体形象进行指代，并且用“谷神不死”来表明“道”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永恒特性。对于这种深奥的理论及其表达风格，一般人难以领悟其精髓和要领。不过从《列子》文本和《庄子》的记载来看，列子是个真正的崇道者、悟道者、得道者，他对“道”的终极性、玄妙性心领神会。老子虚静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不仅贯穿于其思想体系，而且践行于其生活实践与生命的始终。《列子·天瑞》篇精辟地阐释了老子关于“道”的基本思想意蕴，引用了《老子·六章》的关键内容：“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虚即道，无目的、无意志、无执念、无妄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意境和万物生成变化的自然之理，即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这也是列子对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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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对老子“道”的地位和功能还有许多新颖生动的阐发和丰富发展道家思想。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是，对于道生万物、阴阳和合的具体机理，老子缺少较为详尽的说明，往往令人如堕云雾之中，不解其妙。而列子则对弟子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讲解。《列子·天瑞》篇说：“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也就是说，世界万物都有一个创始者、化育者，创始者、化育者不被生养化育，其本身无终无始，可其化育万物又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受任何主观意志、爱憎好恶的制约。那么这个生者和化者就是“道”，生化的过程就是自然过程。列子对老子提出的阴阳概念和“负阴而抱阳”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推演。他说：“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列子还认为，作为生化者的“道”是无限的和全能的，而被生化者则是有限的。他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圣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这一认识与老子“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论点高度契合，在理解上更加深刻明晰，并且涉及道家之“道”与儒家仁义教化的关系问题，为儒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契机。列子的这些论述给学道者领会“道”的统一性和万物的丰富性、差异性指点了迷津，促进了道家思想的传播。
列子认为，要实现人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心灵的体验和直觉的问题道家思想。《列子·黄帝》篇说：“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用《列子·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列子·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也就是说，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而不失其本性，是非利害不再萦绕于心，“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达到体用合一之境，即“圣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伤也”。这一境界体现了列子“贵虚”的思想意蕴，通于老子“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鲜。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的思想原则和庄子“无待”“坐忘”的精神境界。
列子对道家思想的体悟与践行，达到令人景仰、追慕的程度，成为道家思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传播者道家思想。《列子·黄帝》篇记载，列子到齐国游历，走到半途就返回了。原因是沿途所路过的十家餐店，店主一见列子就感到他是异于常人的得道之士，其中有五家主动向其馈赠饮食。列子感到连这些市井卖浆者都如此看重自己，那么如果万乘之君见到自己，“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那么就违背了自己虚己无为、和光同尘的思想准则，于是半途返家。可是过后不久，当他的友人伯昏瞀人来家里探望他时，发现来向列子学道的人众多，这些人为表示尊敬，把所穿的草鞋放在门外，“户外之屦满矣”。对于这一崇拜者众的盛大景象，《庄子·列御寇》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并对列子因为受到众人的尊崇和追随而受惊，借伯昏瞀人之口作了精辟的解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庄子认为，列子的修养境界还没达到道家无心无意、无形无迹、宠辱不惊的化境，还容易在世俗之人面前被看破本相。同时，庄子认为，列子修道是虔心的，最终达到了圆满的境界。《庄子·应帝王》篇载，列子受到老师壶子的点化，感到自己对道家虚静无极、物我两忘境界的领悟尚浅，“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也就是说，列子在家潜心体悟道的至真、至纯、至高和无我、无心、无身境界，完全放下道术高深者的架子，涤除行高于人、智高于众的潜意识，将自己真正地融于自然，没有人我之别、物我之别，帮助妻子烧火做饭，喂猪如同招待客人，超然于世事纷扰，不事雕琢，返璞归真，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在纷繁的世事中封闭心窍，终身完守纯一之道。庄子为此感慨和赞叹：“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列子的这种评价充分说明列子是道家思想的真诚信奉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最终实现了道家的理想人格。与此相印证，《列子·天瑞》篇说：“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也。”这也说明，列子在传承道家思想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列子对老子的继承不仅在于信仰的精诚、思想的开悟、实践的笃定上，还在于理论的阐发、体系的扩展、思想的传播和学派的培育上，在道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其贡献不可替代、不可忽视道家思想。用一个比喻来说，老子如同育种者，列子如同一位虔诚奋力的播种者，把老子道家思想从庙堂之上撒向民间社会，扩大和深化了道家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
二、列子对庄子思想的启发作用
列子与庄子出生时间间隔80余年，二人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道家思想。可是，对《列子》和《庄子》进行文本分析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庄子能够成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很大程度上在于庄子站在了列子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列子对庄子的启迪和思想滋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践行和发扬光大道家思想的标尺道家思想。一家学派的发展、延续，既取决于创始人奠定的思想根基的深度和思想内涵的生命力、影响力，更取决于传承人终身不懈的实践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这正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思想之所以在古今中外都具有广泛且深入的影响，除了创立者老子理论的深邃、精辟和超越时代、地域的思想魅力外，关键在于后继有人。先后有列子、庄子等后起之秀来奉行、实践，并不断进行理论的丰富、创新、发展。学派传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同远行需要路标、远航需要指南针一样，后继的修道者和传道者也必然需要参照物和领路人。列子和庄子同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先于庄子。列子传承道家思想的领路人和参照物是壶子和伯昏瞀人，有《列子·仲尼》篇所载为据：“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从之处者，日数而不及。”庄子师从何人虽然无从考证，可纵览《庄子》一书，很容易就会发现，列子就是庄子信仰道家思想、弘扬道家思想、修炼道家理想人格、抒发自身理论体验的参照物和行为典范。在庄子眼中，列子是一个道术高深之士。在《庄子·逍遥游》篇中，庄子描述和评价列子道：“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认为，道家的真精神不是一种知识体系和道术技能，而是体现“玄”“虚”“静”“无为”“无别”“无待”等意蕴的精神境界。列子致力于对老子思想的新解、详解和道术的修炼，一方面传播了老子的思想、培植了道家学派的信众、获得了广泛赞誉和众多追随者，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刻意为之的执念和显露自我的妄心或者潜意识，不符合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修道准则，没有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因此，庄子对于列子的修行成就既表达了赞叹，又对其存在的自得自负之感进行了善意的嘲讽。比如：《庄子·田子方》篇载，列子的射箭技艺非常高超。可伯昏无人说：“你这只是运用技巧的有心之射，还不是忘掉心术的不射之射。如果与你一起登高山、履危石、临深渊，你还能像这样善射吗？”于是，二人到了高山危石之上、背临百仞之渊、脚的三分之二虚悬于悬崖外，伯昏无人递弓箭给列子，让其表演射箭。结果，“御寇（列子）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对于列子长于道术、拙于修心的局限，庄子以列子为参照，不断升华道家思想境界，提出了“齐彼是、齐是非、齐生死、齐万物”以及“心斋”“坐驰”“虚室生白”和“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等一系列高妙的道家思想理论和修养方法。可以说，庄子把列子当作标尺，一方面进行对照，一方面完成了超越。
二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素材和理论创造灵感道家思想。《庄子》一书无论是思想的丰富性、知识的渊博性、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深奥性还是论辩的逻辑性、文采的瑰丽性、想象的奇绝性等都达到了道家学派的顶峰。研读《庄子》，一个令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列子是《庄子》一书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庄子体道、悟道、修道、得道的一个经典标本，从中可以感悟到庄子对于列子思想及其行为的高度重视甚至迷恋。《庄子》一书33篇文献中共有7篇涉及列子的事迹、话题和观点，分别是《庄子·逍遥游》《庄子·应帝王》《庄子·至乐》《庄子·让王》《庄子·田子方》《庄子·达生》《庄子·列御寇》，这充分反映出列子在庄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看完《庄子》再读《列子》，对二者进行文本对比分析，《庄子》一书中许多令我们感到意味隽永、神思奇妙的人物、故事、想象以及文章形式等，竟然有那么多来自《列子》、形似《列子》、神似《列子》。据学者管宗昌的研究，《庄子》与《列子》两书有16处近似或者几乎相同的文字，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除个别字词外，表述基本相同。共有4处……第二种：《庄子》部分截取《列子》寓言，使两书部分文字表述相近。共有3处……第三种：两书表述相近，可存在短长、详略、字句等差异。共9处。……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推断和讨论：《庄子》极可能袭自《列子》。”
参照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并从《列子》和《庄子》两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列子深刻全面地影响、滋养了庄子，成为道家思想中“老庄”贯通的桥梁道家思想。比如，庄子描绘的最令人心驰神往、心旌神摇、惊心动魄的壮阔景象是北冥鲲鹏，其背不知有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如果看过《列子》我们就会发现，《列子·汤问》篇就有相关描述：“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此外，《庄子》一书中有关列姑射山神人传说、狙公养猴朝三暮四、列子与百年髑髅对话、列子问关尹何为至人、纪渻子养斗鸡、孔子于吕梁观瀑、神巫相壶子、列子受宠若惊等神话、寓言、故事、情节及其蕴含的深意，都能从《列子》一书中找到原型。可以说，列子的思想、事迹、传说、著作等为庄子的思想深化和理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绝妙的灵感。
三是提供了寓言这种表达思想的时代性艺术形式道家思想。老子、列子、庄子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在思想表达形式上各有风采。其中，老子表达思想的方式基本是格言；列子表达思想的方式主要是理论阐释和具有生动情节形象的故事或者寓言，在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上具有主创性；庄子则借鉴和发展了列子寓言表达的艺术形式，将寓言和理论演绎、论辩融为一体。寓言往往以假借、假托的方式重构事实或虚构故事，以表达言外之意或者言内深意，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文体，是我国古代思想表达由神话、诗歌到格言、论著转化和过渡的一种重要思想载体。从可见的文本来看，《列子》一书是较早以寓言形式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著作，其人物亦幻亦真，既有传说中的黄帝、关尹，又有历史存在过的商汤、周穆王、秦穆公、老聃、仲尼、管仲、子产、杨朱，还有壶子、伯昏瞀人、甘蝇、飞卫、纪昌等人，其故事完整、情节生动，其观点意出言外、见仁见智、引人入胜。《庄子》一书则承袭和发扬了这种文体，对寓言的运用更加从心所欲，并不断赋予其更加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更强的理论色彩，将我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庄子》一书专门有《寓言》篇，其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认为，自己在思想表达上寓言占十分之九、重言占十分之七、卮言随时而出，这样有利于阐释、理解自然万物分际的道理。所谓寓言，是指寄托寓意的言论；所谓重言，是指先哲时贤或书中之言；所谓卮言，是指作者每天都直抒胸臆随机所发的言论。其中，十分之九、十分之七并非是严格的统计比例，而是表明庄子的思想表达中寓言、重言、卮言融为一体，寓言几乎无篇不在，先哲时贤的思想和经典著作的内容多有涉及，可自己的思绪也都融汇其中，每天都喷涌而出。之所以寓言在思想表达中占比最高，庄子有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解释：“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意思是说，寓言就是假托别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之所以如此，就如同自己的父亲不给自己的儿子做媒，自己称誉自己的儿子远不如别人夸赞自己儿子的效果好。这不是父亲的过错，而是世人都有的猜疑之心的过错。由于庄子对寓言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极大地增强了思想表达的生动性，因而《庄子》一书尽管内容深奥、卷帙浩繁、其意难解，却仍然令人读之不忍释卷。追本溯源，在于列子所用的寓言文体既给庄子提供了思想灵感、理论素材，也给他提供了思想表达的艺术形式，成就了庄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汪洋恣肆的文风。
三、列子思想的独特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列子上承老子、下启庄子，其思想基础和修身的基本原则与老庄并无根本区别，可其思想并未完全隐没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之中，而是有其独特的内涵、魅力和现实的意义道家思想。简要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达观且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人生观道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具有长生的人生态度，庄子具有苦生的人生态度，列子则具有乐生的人生态度。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思想，究其本质就是为了趋利避害、防范风险，达到事情的成功和自然寿命的长生。如《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三十三章》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五十章》说：“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老子·五十九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总之，老子的人生观是一种练达的人生观，既达观，又功利而深谋远虑，追求长生是他明确的意向。庄子则体现出一种苦生、苦心、苦行的人生态度，从思想、心理到生活都充满苦涩的况味，表现出一种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隐忍。《庄子·知北游》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至乐》甚至认为，活着实在是一种痛苦，反倒不如死了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面对生死的困惑，庄子的解决途径就是“齐生死”，即“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无变于己”，“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最终企图以逍遥的心境超越生死的局限，可这只能寄托或者假托于至人、神人、圣人，作为常人则无法做到“无待”。
与老庄相比，列子从道家思想主旨出发，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进行了改造，既坚持了达观的人生态度，又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能动选择，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高度肯定人追求情感、欲望满足和身心快乐体验的正当性，倡导了一种乐天知命、乐生重生、享受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道家思想。一方面，他对生死、贫富、贵贱、寿夭、顺逆等都很淡然，既不刻意追求，也不着意逃避，安命处顺。列子认为，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权势、功利之上，是人力不可企及和改变的。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际遇息息相关，人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是非、公正的情感和意志，也不怀有赏善罚恶的道德目的，所以历史和现实中都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颠倒是非的社会现象。因此，与其揣摩天意，费尽心机，凭借小智小谋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不如以“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态度，“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屏蔽外物的纷扰而与天地同运。《列子·力命》篇说：“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实，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实，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与不量，料与不料，度与不度，奚以异？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则全而亡丧。亦非知全，亦非知丧。自全也，自亡也，自丧也。”另一方面，他对人生和命运又有一种喜感和乐观，拒斥虚幻的名利和僵化的道德教条对人性、人身的束缚和戕害，着眼于当下，过好现实的人生。《列子·天瑞》篇说：“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列子认为，名与实存在巨大的反差甚至悖论，世俗的仁义道德、高风亮节或者荣华富贵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说都没有实质意义，死亡会让仁圣和凶愚者同样化作腐骨。列子假托杨朱之口阐发道：“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因此，人生应该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名利所累，乐生逸身，任性顺情，可也不能贪得无厌，成为“阴阳之蠹”。列子的人生观也显露出一定的道德虚无主义倾向，具有偏激的情绪，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序良俗也可能造成某种消极影响，需要予以理性公允的评价，理解其历史的处境和言所未言的语境，既不可盲目信从，也不可简单否定。
二是符合技术伦理的技艺崇拜观道家思想。列子对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可以概括为道家思想道术化，从修心、修身延伸为潜心修炼技艺，认为巧夺天工的技艺近乎道，从而开启了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为我国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很好地弥补了日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轻视或者忽视科技思想的短板。
列子是先秦思想家中推崇技艺的代表，他在其后的思想家庄子眼中是一个道术深厚者，能够“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道家思想。《列子》一书中涉及技艺的内容和故事甚多，如列子向伯昏瞀人表演高超的射术、薛谭学讴、造父学驾车、九方皋相马、津人操舟、伯牙鼓琴以及周穆王大征西戎得西戎所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等。此外，还有两则有关巧夺天工的技艺故事更加震撼人心。一则是：周穆王西巡返回途中，一位名叫偃师的匠人向他进献了一个自己制作的歌舞伎，看着栩栩如生，周穆王以为它是一个真人，就招呼宠姬和宫内嫔妃一同观看它表演。这个人工制作的歌舞伎表演时竟然眨着自己的眼睛挑逗周穆王左右的侍妾。周穆王非常恼怒，巧匠偃师为免罪，当场把自己制作的歌舞伎拆散展示给周穆王看，其体内有肝、胆、心、肺、脾、肾、肠、胃，体外有筋骨、肢节、皮毛、牙齿和头发，虽然都是用普通可见的材料制成的，可各项人体结构全都齐备。周穆王由衷地赞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另一则是纪昌向飞卫学射，按照飞卫的要求苦练数年，竟然达到一箭穿过虱子心脏而悬挂虱子的牛毛还没被射断的程度。飞卫非常高兴，认为纪昌已经掌握了箭术的奥妙了。纪昌感觉完全学到飞卫的箭术后，就图谋杀死飞卫，自己做天下第一。结果二人对射时，势均力敌，最后飞卫用一根荆棘的刺尖抵挡住纪昌射来的利箭。纪昌感到羞愧，“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涂，请为父子”。这两则故事意味深长，一方面反映出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和手工技艺达到的高超水平，连热衷于玄思的思想家都不得不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技艺的巧夺天工也触发了不少思想家“有机械者有机心”的忧思，其中偃师制作精妙的歌舞木偶竟然去挑逗周穆王左右的侍妾、学到射箭绝技的纪昌竟然想射死恩师飞卫以求独占绝技的事例，就是带有隐喻性的启示。这对于科技高度发展以至于颠覆性技术频现的今天应该如何防范科技风险、加强科技伦理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是列子具有值得重新估量的重要文化地位道家思想。列子处世低调，真正达到了“和光同尘”的境界，由于其作品遗失很多，加之《列子》一书的思想表达往往采取假托的方式，比如许多观点都是通过仲尼、杨朱之口说出，其中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寓言我们都很熟知，却日用而不觉，并不知道是出于列子天才的理论创造，这也影响了列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列子著书常言人之所未言，开启了道家思想生活化、心灵化的先河，彰显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丰富了中华民族个体的人格特征，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尤其是愚公移山的寓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的主旨，其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所发挥的精神伟力无可估量。这足以说明，列子思想既是中原文化的瑰宝，也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资源，是中原学人在新时代创新创造的精神动力。
列子作为中原腹地郑国圃田人，最具有中原文化地域的代表性，他的一句“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的箴言，揭示了郑国圃田泽畔多贤哲、郑都里巷多英才的人杰地灵盛况，很好地说明了郑国作为一个蕞尔小国能够在春秋初期称霸诸侯的历史事实，足以与湖湘文化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相媲美道家思想。列子高度重视文化的价值，自觉捍卫思想家和学者的人格尊严，对于彰显中原文化的地位和自信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支撑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列子上承老子，对其“道”的思想及其社会应用进行了系统生动的阐发，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理论建树；下启庄子，不仅在价值取向、理论素材、思维灵感上，而且在语言风格和文章形式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庄子道家思想。加强对《老子》《列子》《庄子》的文本分析，客观而全面地梳理、审视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整体内涵，补齐从老子到庄子之间列子这个思想链条，对列子的思想贡献作一公允的评价，无论是从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全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还是从提炼中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创造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时代贡献的意义上，都非常重要、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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