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寻求庇佑的寄子现象并不“单纯”，孩童只是权力争夺的“棋子”:佛教超度

从汉代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原本土传统文化受到其的影响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佛教文化的魅力也逐渐深入广大信徒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佛教超度。信仰，是广大普众在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后的精神慰藉之所，百姓通过香火的方式传达自己的虔诚与祈求。

在东晋佛教超度，有一风俗则是将自家年幼的孩子寄养于寺院之中，颇有些寻求庇佑的意思，而这个风俗又是因何而生，从何而起的呢？

一、佛教在东晋发展态势良好

佛教起源于印度，于西汉末期传入中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超度。而佛教在中国的整个发展进程中，两汉至三国是它的初期发展阶段，魏晋未中度发展，于隋唐至鼎盛。东晋至南朝这段时期，是佛教东传并于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从东晋始，佛教在中国的地位逐渐提高，东晋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我们都知道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描写的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可却很少人知道这种西行的取经求法方式是从东晋开始的，而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就是其开创者佛教超度。

法显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是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普众的大师，其是东晋时期一位重要的佛教革新人物，以65岁的高龄从长安出发，途径西域至天竺取经，前后历时14年，其对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佛教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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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东晋时期的转变是巨大的，发展也是迅速的，且经过前期的发展，东晋时期的寺院经济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寺院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实体经济，并非是人们以为的靠着百姓的香火钱度日的“朴素”组织了佛教超度。

商业、手工业、占卜与医疗，这些都成为了寺院的经济来源，这也足够说明当时佛教寺院在社会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地位佛教超度。一旦一个宗教突显了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感，那么随之而来就会是宗教与政治的连接，佛教在存在一定寺院经济与政权关系的情况下，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占比直接碾压道教，这也就导致了老百姓们一有求神问佛的事就去寺庙，而非道观。

二、寄子现象并不单纯

在东晋，盛传的“寄子”现象指的是佛教信众将年幼的孩子寄养在寺院中，或是挂名于寺院中的某位佛、某位菩萨的座下成为名义上的弟子，以寻求庇佑佛教超度。

一开始，人们将孩童寄养在寺院中是因为孩童体弱，家长希望佛光普照能够将孩子身体照得更加健康，其中包含着作为家长的期望与无可奈何佛教超度。可后来经过一定的渲染与社会发展，人们将孩子送入寺院中的理由不再那么单纯，而是蕴含了部分的功利私心。

东晋时期的儿童寄养现象可分为“寄养”与“寄名”两种，“寄养”顾名思义就是孩子在寺院中长大，当然长大以后是否真的剃度出家另行选择，而“寄名”是指选取某位佛或菩萨作为“尊师”，寄名者成为其名义上的弟子，颇有些荣誉导师的意思佛教超度。

并且，“寄名”需要遵循一定的仪式与规则，一般由主持或得道高僧进行主持，代替佛像、菩萨像赐予法号，寄名者需要定期到寺院中参拜，并且通过布施财物来履行相应的义务佛教超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寄子”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权力的，被寄者的父母、亲属至少需要与寺院保持一定的交往方能够达成目的。

这样就导致了“寄子”现象潜移默化地向“拼爹”现象转化，跟如今一样，孩子能进越好的幼儿园就表示着其家里的金钱权势越大，寄子现象不再是单纯地希望小孩身体健康佛教超度。且由于当时佛教信众庞大，能够成为哪位菩萨的座下弟子也成了权势之间的潜在攀比资本，“寄子”现象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引导了东晋的社会风向。

三、“寄子”是佛教与政治互惠互利的一种发展手段

当寄子现象的风靡并不单纯时，其产生并流行的原因就显得格外地引人遐想佛教超度。

1、“寄子”现象推动佛教超度了佛教在东晋的发展

东晋时期，其实是佛教与道教并行传播，在东晋初期佛教与道教均未形成一定的规模与章法佛教超度。当时东晋流行清淡，佛教借此机会将佛理夹杂于清淡之中传播开去。这时候，东晋社会对佛教有了普遍的接受度，佛教逐渐在东晋的普通百姓中打下基础。

而“寄子”现象不论是王孙贵族或者普通百姓，其选择的对象场所多是寺院，也侧向说明了至少在东晋初期，佛教的发展是比道教好的佛教超度。人们将孩童寄养于寺院之中，相信佛法普照能够庇佑体弱多病的孩童，相信佛法能够给他们带来福报。

而佛教中人是或多或少懂得医理的，对照顾体弱多病之人也是擅长，这样一来，寺院与寄子家属在潜意识下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寺院照顾孩童以健康长大，家属或予以财物感激，为寺院造势，获得更多的信众佛教超度。

当时佛教主要的推行手段并非是佛理，而是以神异之法向民众普及，而普通老百姓是最容易受这种方法鼓动的，因此佛教的推行也颇见成效佛教超度。而佛教的推行越见成效，权势者对其的需求就越大，如此循环往复，“寄子”这一锁结就显得十分重要。

2、寄子不光是为了孩子本身佛教超度，其背后政治、权势因素也不可忽略

“寄子”被分为“寄养”跟“寄名”，其中“寄名”的可操作性比“寄养”大得多，被寄者不用拘束于寺院之中，并且长大后能够自主地选择出家与否佛教超度。可以说，“寄名”是一定程度上的权宜之计，他们一开始不一定拥有对佛法的向往与兴趣，家人也并非希望孩子真正地皈依佛法。

不过是一时的避祸或寻求庇佑佛教超度。而“寄养”长大的孩子则会有更加明显的宗教偏好，毕竟是从小长大的环境，难以舍弃。

《高僧传》中记载，后赵政权中曾有皇室子弟被送往寺院中“寄养”，“寄养”通常出现于上流社会，如我们如今会有家长将小孩寄养在老师家中一样，是需要一定的金钱权势方能达成佛教超度。在古代，皇室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即使身体孱弱也会有妙手回春之人给予照顾，实在没有“寄子”的理由。

于是“寄子”成了上流社会中人们对佛教尊崇的一种体现手段，他们或许不求佛法的庇佑，却一定需要与佛教的联系佛教超度。被寄者成为权势与宗教连接的纽带，而宗教又是基层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隐形链条就此形成。

3、“寄子”成为普通百姓接近佛法的两全之策

佛教的发展是个逐渐吸引信众的过程，信众们力求接近最高级的佛法以保证自己能够真正地得到庇佑，而最靠近佛光的当然是已皈依佛法的僧人们，普通人若想真正地受到佛法的庇佑就只能出家了佛教超度。

可是我们都知道“出家”这一行为是需要了断尘缘、六根清净、一心向善的，一旦出了家就只有法号而无身份姓名，这与儒家的“忠孝”理念相冲突，这让佛教初期受到一定程度上官方的抵制佛教超度。

直到后赵政权时期提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佛教超度。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政权第一次命令汉人可以出家。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就算有人自愿出家，也是不允许的。

而“寄子”现象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不违背中式传统的孝亲理念，又能够接近佛法、获得庇佑，实乃两全之策佛教超度。既有了法号以向佛，又能够不断尘缘，这样的好事谁又能够拒绝呢？

“寄子”现象只不过是佛教在我国传播中因为国情与文化而产生出的特殊手段，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手段让佛法沾染上了世俗的气息，佛教下的几名弟子影响了真正虔诚的信众，就像家长们总是担心学渣们会拖班级后腿一样，他们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整个佛教的普法氛围佛教超度。

实际上并非如此，“寄子”现象虽然不强迫被寄者剃度出家、皈依佛法，可实际上却有不少人由于深受佛法普照而选择真正地出家，上文中提到的佛教改革第一人法显就是如此佛教超度。

据《三出藏记集》中记载，法显父亲担心家族之祸波及到他，便以“寄名”的方式寻求佛法庇佑，虽然法显在三岁便度为沙弥，可他基本上还是居住在家里，而非寄养佛教超度。在后来法显父亲去世后，其叔叔伯伯希望他重新回归世俗生活，可由于法显本人对佛法的坚定不移，反而教其成为真正的出家人，并且开创了佛教交流的新方式。

由此可见，“寄子”现象并非是搅乱东晋宗教浑水的乱棍，反而促进了佛法与普罗大众的交流接触，加快了佛教于东晋时期的发展佛教超度。任何事都有其的两面性，“寄子”现象并非单纯的寻医问药事件，它或许让宗教杂糅进了一些不够虔诚的子弟，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个利大于弊的事情。

参考文献：

《东晋门阀政治》

《中国佛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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