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灾符:为什么明朝的火器那么先进，可是到了清朝却又进入冷兵器时代？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晚唐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最早的火药武器，到了宋代现代火枪、火炮的雏形开始出现，女真、蒙古在同宋朝的战争中也逐渐掌握了火药的生产制造技术，通过蒙古西征和丝绸之路贸易火药逐渐流传到中东和欧洲消灾符。到了明代终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在大明建国十年后出现了“凡军一百户，铳十”的明文规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明确规定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朱棣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朱棣五出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冷热兵器屡屡得手。

16世纪以后欧洲的火器技术后来居上，尽管此时在整体国力上明朝仍强于西欧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尽管在美洲、非洲可以横行无阻，却屡屡败于明军之手，然而明朝方面并没被这一次次的胜利冲昏头脑——每次战斗后明军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图做到知己知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军发现西洋火器的威力已日渐赶超乃至在某些性能方面已然超越明朝火器消灾符。对此当时的决策层没以天朝上国的架子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是认真研究仿制。此后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及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国产火器和仿制火器大显神威。

1626年2月后金大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率13万八旗劲旅攻打明军驻守的孤城宁远，结果在付出1.7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后仍未能将宁远城攻克，甚至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明军的红夷大炮击伤，后金军队不得不被迫撤退消灾符。被炮火击伤的努尔哈赤对宁远之败耿耿于怀并于8个月后急火攻心而死。1627年刚继承后金汗位的皇太极再次攻打宁远以报其父努尔哈赤之仇，结果再次被明军的红衣大炮击退。经过此战后皇太极对明军的火炮威力有了清晰的认识，于是在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佟养性组织了一批汉人工匠仿制火炮，此后以骑射起家的八旗军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翻译成汉语就是重兵部队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炮兵部队。在当年八月的大凌河之战中后金首次使用红衣大炮“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此战后金缴获了3500门各种火器。两年后明军中火炮最多、炮术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部叛变，至此后金与明之间在火器力量上的对比被极大的改变了。

1636年皇太极为解除伐明时的侧翼威胁而东征朝鲜消灾符。本来朝鲜也是以弓箭作为主战兵器的，火器装备相当落后。但在经历了壬辰抗倭战争后朝鲜的火器迎来了大发展时期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就曾征调朝鲜火枪手助阵，而那时后金八旗军尚不知火器的确切威力，更不用说仿制了。然而在1636年的战争中朝鲜人赫然发现：八旗军不仅已成功仿制了明军最新式的红衣大炮而且已能组织起持续几天几夜的猛烈炮击。

事实上从1592年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到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军备竞赛：先是朝鲜战场上明朝、朝鲜、日本三国的各种新式火器纷纷登场亮相；继而后金八旗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接着荷兰人入侵澎湖、台湾并与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爆发混战；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683年施琅平定明郑政权；1685年—1688年清军对占领雅克萨等地的俄军发起自卫反击；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消灾符。在这百年的战火历练中各种新式武器都在这一地区轮番上阵，应该说直到1690年清朝的火器技术仍处于上升发展过程中：在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准噶尔军队“以万驼缚足卧地”组成“驼城”，“士卒于垛隙发射矢铳”；而清军则“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垒，声震天地”，至此以后清军的火器就给准噶尔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然而清朝的火器发展大致就以1690年为界出现了断层：这时的清王朝已平定三藩、台湾，沙俄和准噶尔的威胁也被削弱消灾符。在统治者看来天下已然承平——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说在此前近百年战争中明军、清军的火器发展是在一次次实战中历练出来的，那么在1690年之后近百年时间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宁平静的岁月，统治者开始满足于这种天下承平的盛世景象，同时又不失时机推出了闭关锁国之策。从此清政府对外国火器技术的发展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主动邀请乾隆皇帝的爱将福康安检阅英国最新式的火器部队操练时却被一口拒绝。尽管康熙年间的火器大师戴梓发明了新式的连珠铳，却被清朝统治者出于防备汉人的目的而未能流传开来。

清朝火器的发展停滞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过就此认定清朝的火器不仅没发展，甚至倒退回了冷兵器时代就属夸大了：1758年乾隆帝命宫廷画师郎世宁描绘了自己在1739年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这幅作品被称之为《大阅图》——图上清晰反映出清军的火器阵列已达到17世纪古斯塔夫改革后的水平，交之明末孙承宗的“车阵”无论是火器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相当的进步消灾符。1766年又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四人绘制了《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从中也能看出：清军、回部和准噶尔均大量使用火器。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中可以看出：清军在和大小和卓的叛军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已掌握三段式连续射击战术。在《平定伊犁受降图》中叛军跪在清军的马前，双手奉上的不再是冷兵器，而是火绳枪。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这时已是18世纪晚期，但从这些作品中反映的战争场景来看：清军的火器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17世纪的水平，也就是说自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之后清朝的火器装备几乎就没再经历什么大的发展。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消灾符。在过去国人传统的印象中一提起这场战争就是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军战胜了还用着大刀长矛的清军。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和英军使用的都是前膛装填的滑膛枪炮，弹药都是用黑色火药制成，当时两国武器的代差并没过去想象中那么巨大。真正导致清军战败的更多的是军队士气和训练体系上的差距，至于武器装备本身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差不太多，可清军居然出现过有的枪炮已有上百年时间未曾使用的现象，也就是说长期以来自以为天下承平的清政府根本没给军队更换武器装备，而在后勤维修保养上也实在不敢恭维，所以当清军一上战场拿出表面上看和人家差不多的武器一打才发现不是哑火，就是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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