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欧阳健打假脂砚斋：说“阿”
欧阳健打假：“阿”——爱说阿和妙的脂砚斋
《红楼》说“阿”
——欧阳健寻绎脂砚斋的蛛丝马迹
欧阳健
摘要:“阿”是吴方言，曹雪芹不喜用“阿”字，通部《红楼梦》无在人名前面缀“阿”字的习惯，己卯、庚辰两脂本出现的“阿荳”，应为后人所加;脂砚斋“阿凤”“阿经过否”“阿癐癐”等批语，表明他是在吴方言区出生或长期生活过的人，由此抽引推求，似可寻绎出其作伪的蛛丝马迹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关键词:吴方言;《红楼梦》;脂砚斋
由《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中旬在常州举行，主要议题有:“中国古代小说与伦理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吴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方言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文体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等，每项都能做一厚本博士论文，自然是老朽难以胜任的;无奈，只好写一篇微观的文章———说说《红楼梦》中的“阿”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题目虽小，似乎与吴方言文化沾了一点边，又涉及一点版本学、辨伪学乃至侦察学，抽引而推求之，还能寻绎出阴伏的脂砚斋的蛛丝马迹，识者正之。
一、阿荳
曹雪芹好像不喜用“阿”字，除去挂在嘴边的“阿弥陀佛”，通部《红楼梦》用“阿”字不到10次，中有专用名词“阿房官”“阿胶”各1次，象声词“阿嘎”“阿哟”各1次，皆可置之不论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另有“阿物儿”4次。《汉语大辞典》释义:“犹东西，对人的戏称或蔑称。”所举三例句，竟全是《红楼梦》的，计有第十九回李嬷嬷:“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第四十二回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第四十三回尤氏:“你这么个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另有第五十八回大观园婆子:“你是什么阿物儿，跑了这里来胡闹!”“阿物儿”系北方土语，相当于“玩意儿”。四个例句程本与脂本完全一致，故向无别议。唯在己卯、庚辰两脂本中，多出了一个“阿荳”，见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玉到栊翠庵投了帖子回来，见芳官梳了头，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宝玉怕人看出来，芳官笑道:“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小土番儿。”宝玉听了忙笑道:“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妇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二人自为妥贴甚宜。下文写道: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摺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发，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层手。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髻，短祆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是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做韦大英，方向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馀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本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荳官;园中人也有唤他作“阿荳”的，也有唤他作“炒荳子”的。(见图1)图1
芳官改名之千字异文，涉及“两大版本系统”的先后优劣，历来意见纷纭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俞平伯1923年作《红楼梦辨》，就“高本”(即程本)“戚本”(即有正本)作大体比较，指出:“芳官改名耶律雄奴这一件事，高本全然没有，在宝玉投帖给妙玉以后，便紧接着平儿还席的事。戚本却在这里，插入一节不伦不类的文字。……这竟全是些梦话，不但全失宝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词十分恶劣，令人作呕。即看文章前后气势，也万万不能插入这一节古怪文字。但戚本何以要增添这么多的梦话?这不会是传钞之误，我以为是有意添入的。”推测:“以作者底身世，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而论，绝不容易发生民族思想。即使是有的，在当时森严的文禁之下，也决不会写得如此拙劣。我以这三层揣想，宁认高本为较近真相的，戚本所作是经过后人改窜的。……这数节文字底插入，似在高本刊行之后，我疑心竟许是有正书局印行时所加入的。因为戚本出世底年代，正当民国元年;这时候，民族思想正弥漫于社会，有正书局底老板，或者竟想以此博利，也未可知。”这“三层揣想”，开启了质疑有正本为“后人改窜”的端倪。依此思路，还可找出更多的纰缪:
1．《红楼梦》叙事特点是:无朝代年纪可考，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绝不坐实作者时代的政治风习;此段写宝玉命芳官改装，“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且说“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太平了”，显违全书要旨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2．宝玉思想的核心是:“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儿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岂有将心爱的女儿改扮男子，又改了番名加以作践之理?
3．《红楼梦》共写了975人，有姓名称谓的732人，无姓名称谓的243人，除本段外，有正本、脂本都没有芳官所说的“土番”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汉语大辞典》“土番”释义:“犹土著，土人。指世居本地的人。含轻视意。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初十》:‘罗马兵官有游历檀香山而返者，述及百年以前，檀香山各岛尚有土人四十万，自华民及欧人、美人来者日多，今土番人口仅存十分之一。’谭嗣同《仁学》二一:‘风化渐开，始有用贝代币者。今美洲土番，犹有螺殻钱，即中国古时之贝，可为风化初开之证。’”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大约是读了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看了《四郎探母》“站立宫门叫小番”(“耶律雄奴”正是辽代人名)，才激发出杜撰“土番”异文的灵感。在人名前面缀“阿”字为亲昵或轻藐之称呼，在汉魏时代就已出现，如阿娇(陈皇后)、阿瞒(曹操)、阿蒙(吕蒙)、阿咸(阮咸)、阿士(刘孝绰)之类;近代却成为吴粤方言之特征。既然曹雪芹无在人名前缀一“阿”字的习惯，唯一包含“阿荳”的文字为后人所加，应是确定无疑的。再说湘云、探春、宝琴是未嫁少女，李纨是守节之妇，岂能无忌惮将葵官、荳官扮成童子，让家中出现男人的身影?
二、阿凤
与曹雪芹不喜“阿”字不同，脂砚斋在批语中却频频前缀“阿”字，以示对某人的亲昵，用得最多的便是“阿凤”，计甲戌本72次，己卯本19次，庚辰本74次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追根穷源地说，脂本有关“阿凤”的批语，亦源于有正本(戚本)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如甲戌本第七回，写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说:“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太太派谁送去?”侧批:阿凤一生尖处。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不管打发两个女人去就完了，又当什么正紧事问我。”夹批:虚描二事，真真千头万绪，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观此回可知。“阿凤一生尖处”，有正本作“阿凤一生奸处”，甲戌本误“奸”为“尖”，显系同音而误;“虚描二事”，有正本作“虚描一事”，前文已将甄家送礼之事落实，“虚描”者唯给临安伯老太太送礼一事。可见是石印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有正本在先，1927年出现的甲戌本不过照抄而已。有正本的批语，是狄葆贤为“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张目，“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以招徕读者的。所谓“著名小说家”，自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因图高稿酬而为之效力的。但时间紧迫，对《红楼梦》只能是“浅阅读”，便将目光集中于最令人注目的凤姐。既自命为“著名小说家”，必要发一番与众不同的高论，如第六十八回回后总批:“人谓闹宁国府一节，极凶猛;赚尤二姐一节，极和霭(蔼)。吾谓闹宁国府，情有可恕;赚尤二姐，法不容诛。闹宁国府，声声是泪;赚尤二姐，字字皆锋。”就是为了反驳以凤姐为“泼悍”“凶猛”的观点的。身居上海滩闹市的“小说家”，又有其油滑的一面，出于个人的趣味，强化了对凤姐的回护、欣赏，不时用“阿凤”的昵称来掩盖内涵的贫乏，诸如“写出阿凤勤劳冗杂”，“写得阿凤乖滑伶俐”，“阿凤利害处正在此”，“阿凤真好才情”，“总写阿凤聪明中的痴人”，“阿凤有才处全在择人”，等等。虽然有时也说“阿凤欺人如此”，“阿凤真真可畏可恶”，“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真与雨村是对乱世之奸雄”，但强调是作品结构的需要:“此等处写阿凤之放纵，是为后回伏线”，“又伏下文，非独为阿凤之威势，费此一段笔墨”。后来出现的脂本，强化了称“阿凤”的势头，“好阿凤”“真好阿凤”的赞词，情不自禁地出于笔下。庚辰本第五十四回回前总批曰:凤姐乃太君之要紧陪堂，今题“斑衣戏彩”，是作者酬我阿凤之劳，特贬贾珍、琏辈之无能耳。(见图2)图2居然忘情地称作“我阿凤”了。评着评着，“著名小说家”渐渐忘记为“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张目的使命，开始和“看官”交流起来。如甲戌本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文中“凤姐笑道”行侧，先后批下“二笑”，“三笑”，“又一笑，凡五”，在“因笑止道”夹批道:又一笑，凡六。自刘姥姥来，凡笑五次，写得阿凤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若会说话之人，便听他说了，阿凤利害处正在此。○问看官:常有将挪移借贷已说明了，彼仍推聋妆哑，这人为阿凤若何?呵呵一笑。
又如第二十回写李嬷嬷大骂袭人，凤姐连哄带拉弄走了，众人拍手笑道:“亏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庚辰本夹批道:批书人也是这样说。看官将一部书中人一一想来，收拾文字非阿凤，俱有琐细引迹事。《石头记》得力处俱在此。这样一来，就把与作者同时代人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了。
脂砚斋是何人?向有《枣窗闲笔》的其叔、周汝昌先生的其妻史湘云之说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请问，作者之叔、之妻，能径直呼为“好阿凤”“真好阿凤”“酬我阿凤”吗?图3
甲戌本第七回《送宫花周瑞叹英莲》，写周瑞家的来送宫花，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侧批道:阅者试掩卷思之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又夹批道: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声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见图3)
又眉批道: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请问，“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这种肉麻下流的话语，能出自作者长辈之口吗?更不要说是“漫言红袖啼恨重，更有痴情抱恨长”的作者之妻了。
三、阿癐癐胡适将甲戌本“一直收藏了三十四年，经过许多人批评，才在1961年影印了一千五百部”(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海外红学论集》第3页)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方两次提到陶洙:“近年武进陶洙家又出来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这个己卯本我没有见过。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说，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评的。据说此本原是董康的藏书，后来归陶洙”“近年”云云，是模糊了时代概念。反正时过境迁，三十四年前的当事人多已不在，又有谁来追究呢?《跋》文的第三段，除再次表白“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外，重点是介绍甲戌本“原藏书人”刘铨福:我只知道这部十六回的写本《石头记》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书世家刘铨福的藏书。开卷首叶有“刘铨畐子重印”、“子重”、“髣眉”三颗图章;
第十三回首叶总评缺去大半叶，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畐子重印”，又衬纸上印“砖祖斋”方印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第二十八回之后，有刘铨福自己写的四条短跋，印有“铨”、“福”、“白云吟客”、“阿癐癐”四种图章。“髣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癐癐”不是别号，是苏州话表示大惊奇的叹词，见于唐寅题《白日升天图》的一首白话诗:“只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降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齐喊‘阿癐癐’。”刘铨福刻这个图章，可以表示他的风趣。
甲戌本第二十八回之后，确有署名“云客”之短跋:近日又得妙复轩手批十二册，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亦深矣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云客又记。(有“阿癐癐”印)(见图4)图4
胡适注意到“云客”之短跋有“阿癐癐”印，并且正确地指出，“阿癐癐”不是刘铨福的别号，是苏州话表示大惊奇的叹词，其出处为唐六如(唐寅)题《列仙传》云:“但闻白日升天去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不见青天走下来。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癐癐。”都是说对了的。癐，音wēi，《字汇补》:“影规切，音威，喊声也。”唐寅的典故，亦见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十三“张道陵七试赵昇”引:“‘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人家都叫阿癐癐。’这四句诗乃国朝唐解元所作，是讥诮神仙之说不足为信。此乃戏谑之语。”“阿癐癐”为吴方言，亦见《隆平纪事》:“淮人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喊‘阿癐癐’以助军威。”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之三《阿癐癐》:“吴俗小儿遇可羞事，必齐拍手叫‘阿癐癐’，不知所起。”类似“阿癐癐”的吴语，如“阿育喂”“啊哟癐”，至今还活在吴语区人民的口语中。
现在的问题是:刘铨福为什么要在短跋后加“阿癐癐”印呢?胡适的解释是“可以表示他的风趣”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6月8日胡适以甲戌本作为中央研究院庆典展品，胡颂平即询问“阿癐癐”印章的含义，胡适回答:“唐寅有一首打油诗:‘但见白日升天去，不见白日落下来。倘若一天天破了，大家只有阿癐癐。’‘阿癐癐’是惊奇欢呼的声音。唐伯虎是个有名的人，所以他的打油诗也流传下来了。”无论是“表示风趣”还是“惊奇欢呼”，皆系牵强之说。难道说“妙复轩手批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亦深矣”是可惊奇精神之事，还是可羞之事?我们知道，方言只在局部地区流行，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又是一个地方的全民语，使用者包括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乃至文盲。对“外方人”来说，听一种陌生的方言，如听外语;而对本地人来说，特殊方言的韵味，会唤起会心的微笑。笔者到福州已近二十年，听福州话仍然如闻鸟语。王枝忠先生讲《闽都别记》方言之美，笔者只能唯唯而已。葛洪《抱朴子·钧世》云:“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唐寅《阊门即事》诗云:“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刘铨福是顺天大兴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至咸丰元年(1851年)任直隶河间府肃宁县教谕，其后随父刘位坦去了湖南，同治六年(1866年)春任职刑部主事，同治九年(1869年)秋仍任该职(见《刘铨福的职衔》)。可以断定:出生于北方，又未在吴语区生活过的刘铨福，绝对不懂“阿癐癐”的意思，甚至连“阿癐癐”都没有听过，在所谓“刘铨福”的跋后加盖“阿癐癐”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作。还得回到1927年8月11日，胡适得到甲戌本后，立刻惊喜地写信告诉钱玄同: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与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朱批作于他死后。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敦诚的挽诗作于甲申(或编在甲申)，在壬午除夕之后一年多。……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窦。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约占全回三之一。今本尚留“又在天香楼上另设一坛(醮)”一句，其“天香楼”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为删削剩余之语。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
所谓“新红学”的基础，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共同奠定的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甲戌本的炮制者，为了迎合“新红学”的假设，不仅读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而且读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这样，所提供的“许多可贵的材料”，方可以证明胡适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所谓“平伯、颉刚的主张”，就是信中提到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此事明明是1921年5月18日《晶报》载臞蝯的《红楼佚话》，说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婢撞见，羞愤自缢死;1923年6月21日俞平伯作《红楼梦辨·论秦可卿之死》，以为婢即是宝珠和瑞珠:“若明写缢死，自不得不写其因;写其因，不得不暴其丑。而此则非作者所愿。但完全改易事迹致失其真，亦非作者之意。故处处旁敲侧击以明之，使作者虽不明言而读者于言外得求其言外微音。”1927年出现的甲戌本总批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见图5)胡适1928年2月12日撰《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特立专章，讨论可卿之死。但顾颉刚引《红楼佚话》说有人见书中的焙茗，据他说，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婢撞见，羞愤自缢而死。平伯深信此说，列举了许多证据，并且指秦氏的丫环瑞珠触柱而死，可见撞见奸情的便是瑞珠。现在平伯的结论都被我的脂本证明了。”(《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69页)足以证明，甲戌本“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证据，也是“根据种种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逼出来”的。
事情还没有完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尊薛抑林”与“尊林抑薛”是旧红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俞平伯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提出了著名的“钗黛合一”论:“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意之妙。”董康1934年尝阅脂砚斋注，中言“林薛属一人”，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曰:“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不正是拾了俞平伯的牙慧么?
吴方言“阿癐癐”，因唐伯虎而出名;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第十五章，恰题《唐六如与林黛玉》，开头道:读者看了这个标题，想没有一个不要笑的，以为我大约是在那边大发精神病了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现在姑且让我慢慢的将这大谎圆上，读者且勿先去笑着。
下面讨论《红楼梦》黛玉葬花，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不是“空中楼阁”、“平地楼台”，且举《六如居士外集》卷二为例:唐子畏居桃花庵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征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痛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分析道:未有林黛玉底葬花，先有唐六如底葬花;且其神情亦复相同。唐六如大叫痛哭，林黛玉有呜咽之声，哭得好不伤心。唐六如以锦囊盛花，林黛玉便有纱囊、绢袋。唐六如葬花于药栏东畔，林黛玉说:“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依蔡孑民底三法之一(轶事可征)，那么，何必朱竹垞，唐六如岂不可以做黛玉底前身?但我们既不敢如此傅会、武断，又不能把这两事，解作偶合的情况，便不得不作下列的两种假定:(1)黛玉底葬花，系受唐六如底暗示。(2)雪芹写黛玉葬花事，系受唐六如底暗示。依全书底态度看，似乎第一假定较近真一点。黛玉是无书不读的人，尽有受唐六如影响底可能性。“胡星垣”别出心裁加盖的“阿癐癐”印章，就是为了“印证”俞平伯关于唐寅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看出，为了研读胡适和俞平伯的书，是下了多大的功夫!
如果我们注意到，甲戌本上刘铨福的五条跋语，违背了古人先右后左、竖行书写的惯例，就会有更大的发现:时间较早的“癸亥(1863年)春日白云吟客笔”一条和“五月廿七日阅又记”一条，局促于纸页之左方，天头留得极宽;未署时间的一条:“李伯孟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无脂批，与此文不同”，写在纸页当中偏右，下端又低下去四五字;反倒是最后写的跋语(1868年)写在纸页的右方，中间的一条，上端又高出四字的位置，致使由同一人在同一纸页上所写的五条跋语，构成了一个“山”字形，给人一种极为别拗的感觉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但一旦配上胡适在左侧跋语天头上所加的朱批———“大兴刘铨福，字子重，是北京藏书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五月廿七日跋当在同年。他长跋在戊辰，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胡适”，一下子就显得布局得宜，浑然一体了(见图6、图7)。
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刘铨福的题跋是写在自备的纸页上，从冯其庸先生所摄“甲戌本封面及胡适题字”照片看，纸页A、B两面上的纵、横折合痕迹十分清晰，这是多年折叠夹藏的证明，表明在另纸上所写跋语，是后来方装订到甲戌本后面的(见图8)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于是就会恍然大悟:胡适深知“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在学术界是通不过的;“卖书人”于是建议请出刘铨福来，拉上孙桐生为甲戌本“几十年里的历史”作证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胡适只得欣然同意，便由买主转化成了共谋，上面两条就是铁证。从这个角度看，“卖书人”就绝对不可能是没有文化的鼓担货郎，而是极有心计的、操着地道吴方言的“每一位对《石头记》抄本流传较为熟悉的人都会想到的重要人物”———陶洙了。胡适向以为文迅捷著称，1920年12月4日与14日，汪孟邹两次写信给胡适，请他为排印的《红楼梦》写序，胡适不足一月即写成《红楼梦考证》;而得到甲戌本后，即写信告诉钱玄同这个天大的喜事，《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却延宕到1928年2月12～16日方动笔，皆为布置未妥之故，其间的秘密，绝非外人所能得知。一生勤写日记的胡适，竟忍痛抽毁了1927年5月11日至1928年11月28日的全部日记，难道还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么?
与胡适协同作弊不同，俞平伯对甲戌本的“证实”，却保持了清醒的态度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他在1931年6月19日所写的《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中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固余之前说，得此益成为定论矣;然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斋手乎?是不可解。”至于“阿癐癐”印章，他连提都没有提一下。实际上，作为苏州人的俞平伯，倒是比安徽人的胡适，对此更有方言的敏感与直觉的。俞平伯关于脂批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的判断，为揭开脂砚斋迷雾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指脂砚斋的作伪，首先是指为了迎合胡适“大胆假设”的需要所炮制的几条“极关紧要之评”，如“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等等，这只有具备相当水准、且仔细研读了胡适与俞平伯书的人才有可能;就满足胡适考证的需要来说，有几条能“证实”假设的“关键性证据”，其实已经足够了。但一本堂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仅光秃秃的十几条批语，难免被人识破真相。最好的办法，是让它们淹没在批语群中。于是狄葆贤请人写出一大堆“全没相干”之评的有正本，便适应了炮制者的需要。为显示其“古本”的特点，又对刻本进行增删改补，制造若干明显的“异文”以欺蒙读者。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四、阿经过
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写宝玉见鸳鸯戴着花领子，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脂砚斋批道:胭脂是这样吃法，看官阿经过否?(见图9)“阿”字前置作疑问副词，是铁定无疑的吴方言。如《白雪遗音·玉蜻蜓·游庵》:“阿晓得庵内尼姑要念经?”《孽海花》第二回:“耐阿急弗图9急?”《九尾龟》第一回:“委屈耐点阿好?”此外还有“阿有”“阿是”“阿要”“阿对”“阿曾”“阿里嗒”等，皆表询问之意，相当于北方话的“可”“是否”。
“胭脂是这样吃法，看官阿经过否”之批，不脱脂砚斋轻佻耍贫的腔调;唯乘兴写来，竟忘了自己是作者的亲友，并非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就这段吃嘴上胭脂的话，原本应批:“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至少是:“有是事，有是事。”不想一时忘情，冒然问读者:胭脂这样吃法，你们“可曾经过?”“是否经过?”———这不经意间写下的“阿经过否”，露出脂砚斋操吴方言的马脚，表明他是在吴方言区出生或长期生活过的人。当陈林先生经过细密考证(包括笔迹比对)，指认陶洙为脂本伪造者后，立刻唤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
陶洙(1875—1961)，字心如，江苏常州人，世居青果巷54号;而晚清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6)，故居在青果巷257号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官场现形记》以“阿”字前置的疑问副词，不胜枚举:“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第八回)“最灵勿过格是菩萨。大人耐格本签诗阿带得来?”(第八回)“大人路浪辛苦哉!走仔几日天?太太阿曾同来?”(第八回)“陶大人，耐阿好拿倪格兰芬讨仔去罢?”(第八回)“耐想俚格人，房子末勿看，铜钱也呒不，耐看俚格人阿靠得住靠勿住?”(第十回)请看，“阿是一样”“阿带得来”“阿曾同来”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年“阿好”“阿靠得住靠勿住”，与脂批“阿经过否”是一个套路，都是地道的吴方言。
当然，不能凭陶洙原籍常州，就断定“阿经过否”为他所批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但陶洙是少数接触过庚辰本的人之一，又有在脂本上加批的案例，情况就不一样了。据说，庚辰本为1932年徐星曙购于北京东城隆福寺地摊，1933年1月胡适写有跋语，中说:“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1949年，徐家以二两黄金卖给燕京大学图书馆。这个庚辰本，笔者有幸在北京大学目验过，还与几位朋友摩挲过一番，彼时“察看原件”的“直观”，与周汝昌先生的感受———“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异本纪闻》)一样，毫不觉得“就是”乾隆时代的抄本。(见图10)图10
据周汝昌先生回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陶洙告诉他说:“‘庚辰本’是徐星曙所藏，如今不明下落如何;惟我幸得照像本，一字不差，从无人知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当时照像，只有两份，另一部由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得去了。此外世无副本。”(《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页)庚辰本明明卖给了燕京大学，怎说“如今不明下落如何”?陶洙若是局外人，又怎能得到照像本，且“一字不差，从无人知”?“看官阿经过否”之批，既非曹雪芹同时代人所为，而陶洙是接触过庚辰本的，怀疑这条具吴方言特征之批出自他之手，完全合乎情理;况且现存的另一个脂本———己卯本，亦有陶洙添加的批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己卯本影印本《凡例》指出:“此书经陶洙收藏时，曾据庚辰、甲戌两本钞补并过录其眉批、行间批、回末批等，凡属此类过录文字，经与两本核实，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己卯本原来极少批语之朴素面目。”陶洙既然能在己卯本上加批，为什么不能在庚辰本上加批呢?况且庚辰本与己卯本无论款式文字，包括空行、缺字、衍文都惊人相同，有的抄手笔迹完全一致，说明二者是在同一环境中制作的。
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张俊先生与曹立波、杨健所撰的《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概述》认为，此本具备北大庚辰本的特征，当是以北大庚辰本为底本，参照己卯本、甲戌本、戚序本、程甲本或甲辰本等版本，加以校补整理而成的，抄本中有陶洙和周绍良笔迹，且得到周绍良本人的指认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胡文彬先生撰有《一生耿红成记忆———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专文，讨论陶洙与抄本《石头记》流传之关系，感叹道:“由于某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原因，尽管现当代红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与陶洙有过往来，某些著述也偶尔提及此人，但大都淡淡一笔带过。”言下之意，对陶洙大家“淡淡一笔带过”，仿佛是对他政治上的不清白心存疑虑;却不曾想到，更是因为他常躲在背后、闪烁其辞的缘故。
如己卯本的来历，向来都说是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冯其庸先生影印己卯本前言说:现在所知己卯本最早的收藏者是近人董康。
董康字绶经，别署诵芬主人，清末进士，著名法学家，卒于一九四六年左右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他喜好刻书，所刻多精本。现在我们要调查己卯本在董康以前的藏者已不容易了，连董康如何得到此书的我们也一无所知。董康有《书舶庸谭》一书，一九二九年印，卷四说:生平酷嗜《石头记》，先慈尝语之云:幼时见是书原本，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又在《题玉壶山人琼楼三艳图》第三首《枕霞阁》诗末自注云:“末联据原本《红楼梦》。”这里虽然前后两次提到《石头记》或《红楼梦》，但显然还不是这部己卯本。我认为这时他还没有收藏这部己卯本，如果已经收藏了，他就会同时提到了。这部己卯本后来归了陶洙，陶洙何时收到此书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他在己卯本上有两段署年的题记，一题“丁亥春”，即一九四七年，另一题“己丑人日”，即一九四九年。或许他收到此书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也未可知，因为董绶经恰于前一年死去。“董康如何得到此书的我们也一无所知”，“陶洙何时收到此书的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两个疑团，已经到了破解的时候了。
按: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与陶洙毗邻，同住青果巷，且有姻亲关系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其《书舶庸谭》四卷本，作于1926—1927年避居日本时。冯其庸先生引用卷四之语，“生平酷嗜《石头记》”者，实为其亡妾绮云，并非董康本人。其“先慈”言及之《石头记》原本，谓“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乃以“旧时真本”相标榜之续书。绮云欲改窜后数十回名《三妇艳》，其《题玉壶山人琼楼三艳图》之三《枕霞阁》云:“众中最小最轻盈，真率天成讵解情。纵使期期生爱爱(云幼时口吃，呼二哥为爱哥)，从无醋醋到卿卿。石庆花梦人同艳，宝镜云鬓视许平。知否鸳鸯歌福录，双星早已缔三生(末联据原本《红楼梦》)。”注中所谓原本《红楼梦》，亦与己卯本无关。
冯其庸先生判断:这时他还没有收藏这部己卯本，如果已经收藏了，他就会同时提到了，是正确的童子命女孩的特殊使命是什么。1933年11月，董康赴日本讲学，成《书舶庸谭》五至七卷。卷七1934年1月13日记云:狩野与余评论水浒及红楼人物。余于水浒之宋公明，无所可否，金圣叹极端攻击，未为至论。然第一流当属之林教师。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狩野深韪余言。有人以为，此处所说“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当指己卯本;然“言林薛属一人”之批，不见于今存之己卯本，唯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云: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代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见图11)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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