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君亮等著《溫州道教史》前言
潘君亮等著《溫州道教史》前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地方道教史的研究渐渐受到关注，一些以城市、省份或道教名山等地域为研究范围的著作纷纷面世。[1]其中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或区域首当其冲，比如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的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以北京道士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为关注点来描写北京道教的社会面向。[2]吴亚魁在《江南全真道教》中以宫观为观察中心描述了全真道从创始以来在江南的发展。[3]黎志添为首的香港学者则对香港与广东的道教历史进行梳理，从不同的道教团体、仪式、宫观或道堂等角度来展现香港与广东的整体图景。[4]这些著作注重地方道教的历史传承和思想特色，对道教科仪与地方宫观庙堂的进行微观考察，尤其关注道教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与权力的互动，给区域道教的研究带来了活泼的新气象。
众所周知，道教并不是一个如同天主教那样具有中央地方全体一式的组织架构与权力中央集中、等级分明的宗教。从古至今，大部分的道士都还是以个体活动为主，或为寻求自己的长生久视，或为某一个地方社会提供仪式服务。但他们并不是外在于地方社会，或用“出家”的形式将圣俗分开。在一些地方，道士除了是地方仪式专家之外，有时候还会是农民，或是私塾老师。又或者，他们属于一个大家族中某一房，而这一房一直有培养道士的传统。这种宗教、家族与社会的多重身份将道士与地方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也决定了道教地方性与多样性的存在特质，在不同的地方，对道教或道士的定义，道教或道士的社会、文学与仪式表达都会不一样。因此我们不但需要高屋建翎的宏观式道教研究来把握道教的基本共性，也需要中观与微观的地方道教研究来理解道教的地方性与多样性。相应地，在对地方道教的研究当中，我们需要将其放在原来的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中进行不同方位的考察，理解道教在地方上的的存在及其运作逻辑。
与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一样，过去温州的生活与道教密不可分。旧时，时近年边，温州人家会举行解冬（还冬）仪式。道士口念经咒，烧符于水碗中，洒于地面，称“净地盘”。又于桃木上画符，插入桌下土中，称“镇土”。[5]过年头一天民众在打过开门炮，拜过六神（灶神、檐头神、白虎爷、井神、土地神、财神）之后，会在家中中庭摆起小方桌烧香点烛“接三清”，直到初四才撤座送神。[6]人家生子三日之后，俗谓妇人分娩，污秽净，使六神回避，因此请道士“解禳”，屋内设祭品，道士摇铃，边走边念，婴儿的父亲跟在后面，道士一拜，后面的人一拜。道士烧符于水碗中，用水洒净屋内[7]。稻虫害严重时会请道士或师公来做“拦垟”“禁垟”，道士召请上天神灵来驱除与收净害虫，绕主办村庄一圈，称“行召”或“巡垟”。全村人跟在道士后面，敲锣擂鼓，摇旗吶喊。[8]另外也有请师公翻九台来驱虫，师公登顶口念“吾有闾山法，赦禁百虫永不发。”[9]
可见以前一年之中的节庆与灾祥以及一生当中的过渡礼仪[10]基本都由道士来主持，道教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温州人的生活节奏，并在节点中打下自己的印记。道教对温州的影响即使今天也可以在语言中察觉得到，人们在温州话中把院子以及屋周边的空旷场地叫做“道坦（坛）”就是因为以前如果家里请道士来行法的话，道坛就搭在这些空旷场地上。道教这种对日常生活深入肌理的影响促使我们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理解道教的历史我们就无法解读这个城市、这个区域的历史。
以往很多的地方道教史都致力于勾画地方上出生的道教人物的生平，将地方史等同于人物史。这种词条式的写法不但使得历史叙述碎片化，从而难以把握历史整体的演变脉络与历史发展机制。而且因为一味追求历史的久远性，将一些人物的神话传说也当作史实而记录，也使得地方史变得如同自我推销的广告，失去了客观性。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地方历史碎片放入整个历史大图景中进行观察以确认这些碎片在其中的位置以及这些碎片互相之间的关系。同时参考多样的数据，包括道教内部文献、官方史料、地方志与宫观志、碑刻文献、笔记、小说、传说故事以求得到不同角度的叙述与观察，从宗教内部与外部搭建分析架构。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代表一种对地方道教的观察角度。第一部分为纵线的历史，我们将梳理从南北朝到近现代道教在温州的演变。温州第一次在“大历史叙述”中出现是与南北朝时天师道在南方的发展与传播有关，不管是孙恩的起事或是陶弘景暂住的天师治堂，都证明了温州虽僻处东南一角，从这时开始就已经接触有天师道道士的活动。之后不管是宋代新道法的勃兴、元代龙虎山张天师的崛起或是清代全真龙门派的扩张，我们都可以在温州找到这些大事件的回响，而且这些道教的重要变革都剧烈地改变了温州道教格局。第二部分为横线的道教地理，聚焦于温州地区道教洞天福地以及重要道观。道教就其本质是一个关于神圣空间的宗教，其教义与实践都是关于如何寻找，或者如何自己建构神圣空间，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神圣空间的理论又与历史悠久的山岳信仰关系密切，因此在实践当中道教往往面临如何处理其与民间祠祀在神圣空间中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与神圣空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为多线的地方道教传统与地方道坛，我们以苍南与泰顺为主要个案，探讨当今温州道教的地方特性及其来源。温州历史上因天灾、战争或政策变动而有多次移民潮，因此温州的族群、语言、文化构成都相当复杂，这也造成了地方上道教表现形态的多样性。通过这种多样性的个案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展现近现代温州地方道教传统的来源、各种传统之间的互动而形成我们今天在温州看到的道教。
参考文献：
[1]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赵芃：《山东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固盛等《湖北道教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2]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Lond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 黎志添：《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中华书局2010年版；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中华书局2007年版。
[5] 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6] 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7] 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273页。
[8] 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9] 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10] 关于过渡礼仪，参见Arnold va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Paris: Editions A & J Picar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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