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与成都大慈寺及其他:亳州做道教法事
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峨眉山报国寺，绵阳七曲山大庙，内江圣水寺等著名宗教场所，哪座更受四川善男信女们亲睐，无从知晓，倒是常听到蜀中一些文化人极为严肃且诗意地将大慈寺赞誉为“成都之肺”，说大一点，“蜀地之脾”亳州做道教法事。由此可以看出大慈寺在文化意义上的地位和价值。我经常路过或进入大慈寺，大感兴趣的，除了对大慈寺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寺庙后院那几株常年碧绿并绽放娇艳花朵的曼陀罗，深秋时节金黄耀目的银杏和时常举行的盛大佛教庆典等大感兴趣之外，再就是唐玄奘曾经在大慈寺受戒修行的经历。在大慈寺内，一些侧殿被临时辟为展厅，其间展出的诸多资料十二分确切地表明，唐玄奘确实在大慈寺呆过很长的时间。大慈寺究竟有何魅力和地位，让唐玄奘怀着极大的宗教兴趣和目的，离开京都长安，翻越茫茫秦岭，进入跟关中文化迥异的蜀国？当然，蜀道难，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可对于有信仰，或为了生存而需要入蜀的人来说，蜀道并非真的难以上青天，除了唐玄奘，不是还有杜甫、陆游，乃至唐玄宗唐僖宗等皇家大人物没早没晚地入川么？对于唐玄奘来说，入蜀的艰险跟之后的西天取经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说到底，还是蜀地的文化吸引了他，大慈寺吸引了他，佛待见了他。更令众信徒心动的，还有唐玄奘的头骨舍利曾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间供奉于大慈寺。在善男信女心中，唐玄奘的舍利堪比释迦牟尼舍利。在陕西法门寺，我曾问过一些信众，尽管他们对供奉在法门寺地宫中的释迦牟尼舍利无比看重，一些信徒还满面热泪，可一提到唐玄奘，他们同样激动不已，眉目之间都是由衷的敬仰之情。
天府之国的富庶和文化底蕴，在此不必赘述亳州做道教法事。我要说的是多宝寺。唐时的成都，佛教兴盛，香火鼎旺，信徒甚众，与本土宗教——道教已达分庭抗礼之势。道教起源于四川大邑县鹤鸣山，道观遍布川内，因此要在道教的地盘上兴建佛教寺庙，并非易事。可蜀地自古就有吸纳天下人才和文化的胸怀，在佛教传入四川后，便有大量信众倾心于与道教完全不同的佛教，剃光了脑袋，穿起了袈裟，敲起了木鱼，念起了佛经，做起了法事。一时间佛光普照，佛缘广结。在成都，最为著名的寺庙是其城西的空慧寺，另外一座乃城东的多宝寺，后者汇集了全唐大量高僧，随即，无数诗人、艺人、旅者、美食家和流亡者等，也慕名而来。清代光绪年间的《华阳县志》曾记载：“多宝寺，治东城外十里，魏晋时宝掌禅师道场，唐显庆间重修，道因法师藏经于此。明正统间重修，崇祯间毁。国朝康熙二十九年释百城重建，雍正十一年重修。”（“国朝”大意就是“咱大清朝”的意思）。唐代时期，多宝寺位于成都城外十里许，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适合僧侣修行。蜀地物产丰富，蜀人又多崇尚闲适的生活，因此，僧侣们在枯燥辛苦的修行之后，喝喝茶，看看天，便是休闲。文化人聚集于此，打打麻将，吃吃烧烤火锅，也不算稀奇。时下大慈寺旁边仍然有摆满了竹椅木桌的茶馆，一股股清茶和茉莉的清香，在寺内也能闻到。这种安逸舒适，节奏缓慢，甚至是停顿的生活方式，非常符合蜀人的习性和生存原则，与大慈寺闹中取静的安泰幽然、僧侣的从容大气相得益彰。
可多宝寺并非就是大慈寺，大慈寺的前身乃多宝寺律院亳州做道教法事。所谓律院，在佛教教义中，专指僧侣讲解、传授、宣扬戒律的场所，后泛指佛教寺院。在安徽亳州有一座白衣律院，是供奉观世音的地方，因观世音来去皆一袭白衣而被称为白衣大士，白衣律院又叫白衣庵，可那里的香火并不旺，塑像中的观世音二目戚然，面色憔悴，身子消瘦，令人动容。据一些资料记载，多宝寺和大慈寺在魏晋之后就已存在，当时主管大慈寺的宝掌和尚是中印度人，魏晋时期来中国游历，之后进入四川，“礼普贤，留大慈”。传说他活了千余岁，堪比四川彭州的寿仙彭祖，当然，那是传说。彭祖大概活了一百二十多岁，这个印度人大抵也就是百岁多一点。可在宝掌和尚莅临成都宣讲佛教教义之前，大慈寺就已见端倪。不过，在唐代至德元年（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大慈寺被改称“大圣慈寺”，一直到清代顺治年间才恢复“大慈寺”之名。唐玄奘来到成都，受戒的地点便是多宝寺。可多宝寺距离市中心有不短的距离，给外来僧侣和寺院僧侣外出都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讲解戒律的场所即律院就设在了城中，叫多宝寺律院。尽管历史典籍和后人的文章中，都找不到多宝寺律院的记载，可唐至德元年之后的大圣慈寺却有东西两座律院，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在（这两座律院的建制，跟如今赶时髦逐潮流的各大大小小的大学修建的这个那个的校区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咱们的各类大学校区叫嚷的“做大做强”不过是幌子，捞取政绩和获取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才是好大喜功者的终极目的，跟精神锻造、文化传承、思想独立等，关系不是很大，而律院，则完全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讲解戒律，最大限度地与滚滚红尘区隔开来，虽说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各类寺院，业已今非昔比，花和尚以及众多僧侣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与追逐，已快成为常态）。那唐玄奘受戒和修炼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众多学者争论不休之后，意见和分歧逐渐统一，那就是多宝寺律院。蜀中诸多专家学者都比较认可这个说法。唐玄奘取经成功，返回都城长安后，曾经先于唐玄奘进驻多宝寺的道因法师赶忙奔赴都城长安，在今天游人如织的慈恩寺（即大雁塔景区）跟他一同翻译、校正梵文经卷。
时光荏苒，多宝寺香火不再，逐渐衰退亳州做道教法事。一高丽王子，也就是那个叫金头陀的僧人（也叫无相禅师），在为躲避“安史之乱”逃到四川的唐玄宗离开四川一年之后，在多宝寺的旧址上新建了“解院”，专门接待乃至接纳有名望的僧侣，一般和尚，则被忽视，佛家的森严等级，在此可见一斑（佛界，不过是披着袈裟、变相的红尘而已，一墙之隔成永恒的，只有坟墓，红尘与佛界的那堵墙，说到底，也只是一堵物质意义上的符号而已）。这种建筑形式相当于佛教界的行宫，最低程度，也是别墅，咱们刚到四川时瘦得没了人形的大诗人杜甫的草堂等建筑，其实也是别墅级别的，这让杜老夫子在物质上得到充分保证之后，才有精力和心力写出《三吏》《三别》《茅屋为秋所破歌》等名篇，在离开四川之时，清秀的诗人大抵方庭有辉光、肚中有黄金了。而给各路高僧修建如此场馆，大抵也是在他们苦修苦行之后，有一块休憩和修心的地方，毕竟僧侣首先是人。“解院”的“解”字，有“解除”之意，因为晋代和唐朝时期，当和尚，可以免除徭役。至于李世民当政等时期，下令在少林寺内养僧兵，是跟李世民还在做秦王时的经历有关，明代时期的杀倭寇，戚继光的军队中有不少的少林兵，也是个例。因此，当和尚，兵役徭役大多能免除，清汤寡水的修行尽管辛苦，可总比丢掉小命要划算得多，当然，抵御外侮另当别论。到了明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圣慈寺，有人重修寺庙，命名为多宝寺，可学者的解释是，此多宝寺，非彼多宝寺也，它其实是大慈寺名下的一个小寺，属于传统的大慈寺管辖区域。后来，也就是当代，依据大量出土文物，人们不仅初步捋顺了多宝寺与大慈寺的关系，从而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年唐玄奘入川后受戒的场所就是如今的大慈寺。个中因缘和因果关系，确实耐人寻味。
再来说说唐玄奘亳州做道教法事。唐玄奘原名陈祎，出生于隋朝末期，今河南洛阳人。陈祎的父亲做过县令，陈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康之家。陈祎母亲去世后不久，跟随父亲和兄长到了洛阳城外约三十里的陈河村居住。隋灭亡前倒数第四年，隋炀帝令人在洛阳挑选十个少年剃度，有个规定，每个孩子需要年满十三岁。陈祎也去了，却没有被选上，不是他不行，而是他还不满十三岁。此时的唐玄奘业已长得眉清目秀，堪称男子中的美人，不管是民间，还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无不跟清秀俊朗的外形有关。按照今天网络的话说，美少年陈祎实在可惜了，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偏偏要当和尚，苦修苦行，还不远千里到四川，不远万里到西天，奇哉怪哉。众网络女子想不通，只好嗲着声线大喊：“厉害了，我的唐僧哥哥！”其实，她们应该喊肉哥哥，因为吃了唐僧肉，长生不老，美颜永驻呀。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少年陈祎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是非常渴望被选上，被剃度，做一名僧侣的。或许，命中注定这个美少年该吃和尚这碗饭，该走蜀道，该西行，该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一众披星戴月餐风露宿，还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方成正果。就在此时，隋炀帝委派的总监郑善果在领着入选的孩子离开现场的时候，听到了陈祎的哭声，便上前问询，一问，便被少年虔诚于佛的心思打动，更是吃惊于他异于常人的果敢和美貌。我们一直片面强调人的修为和人与人的交往着重看内心，看修养素养，看心灵美等，外在的东西很次要，甚至不必在乎。其实这种教育模式很可笑，而且有谎骗的嫌疑，因为很多宣称只在乎内心的人，大多还是在外表上下功夫的。惊讶之后，郑善果仿佛看到了少年成年后的堂堂相貌和儒雅风范，更看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高僧即将诞生，赶紧回奏隋炀帝，少年陈祎才得以剃度，成了一名正式的僧人，也才有了唐以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唐僧。
据载，唐武德元年，即公元六一八年，唐玄奘与其二哥长捷法师离开都城长安，来到成都，在大慈寺律院，跟随一些声名显赫的僧人学习佛法经典亳州做道教法事。武德五年，刚满二十的唐玄奘受戒。富庶悠闲的蜀都不仅给予了他身体上的滋养，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予了他无尽的感染熏陶，让其安静下来，潜心研习佛法，为日后的西游取经打下了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尽管如此，玄奘心仪的地方还是京城长安，蜀都不是久留之地，很快，他便修书给皇上，要求到长安继续研习佛法，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回长安继续深造，充充电，镀镀金。可受限于大唐朝廷法度，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准允，加之兄长长捷法师的劝说和阻挠，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却显得怏怏不乐。没多久，他联系了一些富商，商议之后，一行人从成都东门出发，乘船经过三峡，取道荆州，回到长安，居住在长安西市。虽说还是回到了都城，可他依旧眉头不展，除了终日与青灯经卷为伴，便时常在熙熙攘攘的西市街面上走走看看，一是了解民间疾苦，察看西市行情，进一步体会普渡众生的意义，再就是散散心，借以解开内心的郁结。就在大唐西市，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物，一个来自佛教起源地印度的高僧。后者告诉他，你要成正果，取得真经，只有到印度去。还说，那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寺庙，叫兰陀寺，寺中住持是一个名叫戒贤法师的百岁老者，他就是你的老师，你的指路人。冥冥中突然出现了一抹亮光，开启了正处于休闲或郁闷状态的唐玄奘心灵的窗户，西天取经之路由此打通，中国的佛教文化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与唐代唐玄奘的西天取经，无疑是中国人在古代做的最伟大的两件事情。在高昌古国，唐玄奘声称他曾跟 李世民义结金兰，也就是拜把子的兄弟，高昌王坚信不疑，说，既然如此，你也就是我兄弟，因为我也与李世民结拜过。皆大欢喜，对不？于是，唐玄奘手拿高昌王开具的通关路条，畅通无阻地进入印度，孟加拉等地，一路开堂讲学，一路接受施舍，之后朝西亚前行，到达阿拉伯人的地盘后，便折返而归，再度进入印度，找到了兰陀寺，受到戒贤法师亲领十大高僧在寺门前恭迎的礼遇，这让内心深处还残留着尘世虚荣或好大喜功元素的唐玄奘极为受用，也认为自己业已成为一代高僧，飘飘然起来。这也为他后来被李世民冷落，被高宗李治羞辱埋下了伏笔。
其实，取经途中的唐玄奘还没完全进入佛家高僧的至高境界，六根还未清净，尘世诸事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亳州做道教法事。这可以理解，毕竟他修行的时间不长，在成都也就那么几年，基本上属于比青屁股孩子大一点的年龄，在印度，也不过是刚刚成年。可在取得真经返回时，他理应进入成年男人的境界，凡尘诸多人事，全在其思想意识之外，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资料记载，他在印度曾挑起是非争端，乃至形成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在越过葱岭进入楼兰国时，他要求楼兰王写信给李世民，要求李世民亲率文武朝臣到长安城外迎接他。这对于李世民及百官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唐玄奘此举无非是在告诉大唐君臣，我是佛教第一人，取得真经的第一功臣，一副居功自傲不可一世的俗家人派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知是生气了，要给点颜色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和尚看看，李世民并没有答应在长安城外迎接他，他给出的理由是他正在洛阳调集重兵，准备收拾高丽国。最后，是当朝宰相在城外迎接的唐玄奘。虽说唐玄奘颇为失望和不满，可宰相亲迎，规格也不算低了，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此时的唐玄奘，尽管回到大唐后深受万众，尤其是僧侣们的敬仰和膜拜，可他的身心多多少少都还带着一丝世俗气。不久，他上书李世民，要求将佛教立为国教，与儒教和道教并列。这就是唐初的“三教合流”，意义深远。李世民准奏。愿望得到满足的唐玄奘心里自然平衡了，也不再为李世民一年前没有亲自迎接他而大感不快了。等待着他的，是繁杂而艰辛的翻译工作，可对于已经闯荡“西天”，历经磨难的唐玄奘来说，翻译佛教经卷的工作根本不在话下。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他渴望将儒教和道教踩在脚下，成为三教之首。他不是不明白，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和在每个读书人心中扎根的儒教，是佛教兴盛的绊脚石。他和无数僧人及信众笃信，较之道教儒教，佛教更有发展潜力，从长安及其周边修建的大量佛家寺庙就说明它比道教儒教更有活力。可惜，这个问题在李世民在世的时候，唐玄奘可能是因为被翻译工作拖住了，没有提出来，等李世民死了，其儿子李治登基之后，和尚才提及，可为时已晚，那年他已经六十岁了。高宗李治身衰气弱，无心无力于朝政，治理国家的能力一般，被武则天把持朝政大权，就不足为奇了。可作为皇帝，朝臣还是对其忌惮有加的。对待佛教，他并不像他老爸李世民那样重视和宽怀。当他看到唐玄奘要求将佛教列为大唐宗教老大的奏章时，鼻子都气歪了，狠狠地将奏折摔到唐玄奘脸上，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呵斥。唐玄奘那一刻感受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莫大的耻辱：李治通过不杀他而将他从头到脚地加以羞辱。也正是这件事，让对朝廷和红尘还有些许“依恋”的唐玄奘彻底死了心，更加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翻译佛教经卷。在他六十四岁这年，他将所有从印度带回的经卷翻译完毕之后，悄然圆寂。
唐玄奘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伟大的亳州做道教法事。他的伟大，其实并不完全在于他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真经，不仅保护了已经濒于毁灭的佛教经卷，传播了佛教文化，尤其是佛教在大唐乃至后世的传播和兴盛，修行有为，是宗教界乃至世俗界的名人，甚至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成功地塑造了“唐僧”形象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文学形象的唐僧实在有些让人倒胃口），可他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在他绝大部分人生进程中，他根本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僧，他的内心，始终还留存有那么一块世俗领地，权势、地位、名望等俗世中人亲睐的东西，对他还是有相当的诱惑力的。是的，他到底还是太过聪明，惦记着佛教的兴盛、未来，而他最为看重的还是佛教在大唐俗世和宗教界的地位，这与尘世论资排辈等现象颇为相似。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出于这样的原由，他才成为一个值得人解读的文化传播者，一个血肉丰满的僧侣，一个相貌清秀却为信仰献身的男人，一个懂得在红尘和精神之中尽情悠游的智者。只有李治最了解他，也教训了他，李治就是治疗他有毒的身心的“良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他才勉强称得上是看穿了红尘的高僧，虽然情形并不那么乐观。在他圆寂前的那一刻，他是否让自己回到十三岁前洛阳城外三十里许的陈河村，重新成为那个清秀俊逸的玲珑少年，重新剃度？他是否还会想起天府之国那片隐匿于市井之中的丛林，让自己再青春一回，除了敲打木鱼，在青灯下苦读经书之外，便是和他二哥及众多僧侣，步行在蜀都的大街小巷，体察众生悲苦，重新开始做普渡众生的工作，然后，重新西去？这些，只有和尚本人清楚了。
冬天，我常看到僧侣和善男信女们在大慈寺山门或后门，免费向过往行人提供滚烫的姜汤驱寒，有时还有红糖水和八宝粥，夏天，则提供草药熬制的清热解暑的汤汁，或白开水亳州做道教法事。这是所有佛家人都乐意做的善事，已圆寂一千多年的大唐高僧唐玄奘看到这样的情景，想必也会倍感欣慰的。在寺内，总能见到一种植物，那种常年开花、叶子常绿的外来树种，大枝大叶，是其外在形态与内在气质的完美统一，而色泽不一、呈喇叭状的奇异花朵，则是其精气神的在滚滚红尘中的充分呈现。那是佛教人士极为珍视的曼陀罗，是众生仰望和挚爱的曼陀罗，是宗教之树的曼陀罗。
只是，曼陀罗的花有毒亳州做道教法事。
看到挂于树枝的一块纸牌上的提示，我释然了亳州做道教法事。所有答案都在这里，无论是人，还是宗教，莫不如此。进入极乐世界前的唐玄奘，获得的这个答案，才得真经，他也才能够涅槃重生。众生不解不悟，便眷恋红尘，在曼陀罗前拍照留影，然后匆匆离去，蜷缩于他们的烟火人间。唯有寺内的万千经卷，被时间染黄，发出一声声腐朽前的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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