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中庸》与佛老:道教表文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书道教表文。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教与道教（佛老）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老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戴颙与梁武帝道教表文。戴颙出身于南朝刘宋的一个隐逸世家。根据《宋书·隐逸传》的记载，他曾著有《逍遥论》一书，以“述庄周大旨”，可见戴颙在道家学说上应该有很高的造诣。戴颙对佛教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佛像雕刻方面，戴颙与其父戴逵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当时宋世子铸造了一个精铜佛像，可是面孔显得太瘦，工人又无力修改，就请教戴颙。戴颙稍加指点，问题立即解决。后世对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艺赞叹有加：“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就是这么一个兼尚佛老的隐士，曾撰有《礼记中庸传》二卷。这是史书上个人研究《中庸》的最早记载。
与戴颙的隐士风格相比，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声名显赫道教表文。可梁武帝的闻名非仅以其文德武功，更因其佞佛谄道。梁武帝与道教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私交甚笃。梁武帝当年起兵叛齐时，陶弘景曾奉表拥戴。梁武帝登基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咨询陶弘景，以至于陶弘景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梁武帝后来舍道归佛，曾经四次舍身出家，每次都是朝臣用重金才将其赎回。梁武帝平日不可自己升座讲经，还令王侯弟子皆受佛诫，臣子奏表上书也需要称其为“皇帝菩萨”（《魏书·萧衍传》）。根据《梁书·武帝纪》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梁武帝一生著述颇为可观，以千卷计，其中就有《中庸讲疏》一卷。
戴颙与梁武帝的《中庸》著述皆已不传，可从他们的佛老背景来看，其著述中必定会熏染很重的佛老气息道教表文。
唐代初期，《礼记》入选《五经正义》，从而升格为天下士子的科考经书，《中庸》也随之水涨船高，备受关注道教表文。到了中唐，禅宗与道教高度发达，禅风道气弥漫士林。很多文坛领袖与士林贤达都把《中庸》作为沟通儒释道三教的一座桥梁。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梁肃，少年时即从天台宗湛然禅师学佛，并“深得心要”（《佛祖统纪》卷四一）。他根据天台教义，撰成《止观统例议》一文，将《中庸》的“诚明”思想与天台宗的止观思想进行会通，提出“复性明静”的哲学思想。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的欧阳詹，青年时期曾与泉州著名道士蔡明浚、逸人罗山甫有“合炼奉养之契”，一起隐居修炼三年（《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欧阳詹曾撰有《自明诚论》一文。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欧阳詹曾引用了《中庸》“明诚”之语来论证人之天性根器。
中唐士人的著述中，哲学造诣最高的当属李翱的《复性书》道教表文。在此书中，李翱通过对《中庸》等儒家文献的理论进行发挥，精彩地论证了其“性善情昏”与“诚明正性”的哲学思想。众所周知，李翱是中唐时期排佛健将韩愈的弟子与侄婿，可他同时与僧众也过从甚密。他在问道南禅曹洞宗始祖惟严时，留下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名句（《宋高僧传》卷十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李翱还曾师事天台居士梁肃，其《复性书》与梁肃的《止观统例议》，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论证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学界甚至认为，李翱“复性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梁肃的“复性明静”（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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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士人在以《中庸》融会儒释道三教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中庸》“诚明”思想，并形成一个长达三四百年的中心议题道教表文。北宋范仲淹在科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陈襄曾撰《诚明说》一文并进献给宋神宗，直到南宋王柏还写有《诚明论》一文。
两宋时期，道学兴盛道教表文。北宋儒者普遍重视《中庸》。范仲淹曾经劝张载读《中庸》，胡瑗、司马光、刘敞、二程、游酢、杨时、吕大临、晁说之等北宋大儒与道学大家也都给予《中庸》以高度重视，并有专门著述。从北宋杨时到南宋李侗还传承着一个“静中体验未发”的道学诀要，这就是“道南指诀”。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又从道南指诀中相继悟出“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从而奠定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至高地位。无论是道南指诀，还是中和之说，都源于《中庸》首章。
可宋代对《中庸》进行大力提倡与表彰之首途者却不是道学家，而是佛教徒，尤其是智圆与契嵩道教表文。孤山智圆是宋初佛教天台宗山外一派的义学名僧，终生服膺《中庸》，甚至自号“中庸子”，并作《中庸子传》三篇，将儒家的《中庸》与天台宗初祖龙树的《中论》相提并论。明教契嵩是禅宗云门宗的第五代嗣法弟子，对儒家经典尤其《中庸》极为重视，曾撰《中庸解》五篇，对中庸与礼乐及人性的关系进行了精到的阐释。智圆与契嵩等佛教徒对《中庸》的大力提倡，直接影响了宋代道学家对《中庸》的重视。尤其是智圆，陈寅恪先生曾说他“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余英时先生进而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回流假说”：“《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绪说》）
南宋以后，《中庸》合入《四书》，地位迅速上升道教表文。元仁宗时期，《四书》被定为科场教材，《中庸》从而成为天下士子科考的必读书。于是关于《中庸》的研究著述也随之大增，其中几个佛门弟子的《中庸》著述颇为引人注目，比如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有同名著作《中庸直指》，觉浪道盛有《学庸宗旨》，近代的佛教居士欧阳渐也著有《中庸传》。《中庸》与佛教的这种紧密关系，甚至让清代经学家姚际恒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禅学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禅学。”（《礼书通论·中庸》）
佛教与道教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客观上促进了《中庸》的思想传播与地位提升道教表文。《中庸》的佛老化解读，也深化了儒家的义理之学。而佛老通过《中庸》这一儒家经典，援儒释佛，借儒解道，也增进了其世俗化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漫长过程中，《中庸》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中介作用。（杨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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