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邻居可以告发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吗？:复合法事

第一篇：

邻居可以告发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吗复合法事？

按施耐庵《水浒传》的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的缀合下，勾搭成奸，“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知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复合法事。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街坊邻舍可不可以跑到衙门，检控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呢？

答案是：不可以复合法事。根据宋朝的立法，对于通奸案，作为旁人的街坊邻舍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复合法事。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奸从夫捕”是一则良法复合法事。我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大约宋理宗端平年间，广南西路永福县发生一起通奸案复合法事。教书先生黄渐，原为临桂县人，为讨生活，寓居于永福县，给当地富户陶岑的孩子当私塾老师，借以养家糊口。黄渐生活清贫，没有住房，只好带着妻子阿朱寄宿在陶岑家中。

有一个法号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怎么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复合法事。后来，陶岑与妙成发生纠纷，闹上法庭，陶岑随便告发了妙成与阿朱通奸的隐情。县官命县尉司处理这一起通奸案。县尉司将黄渐、阿朱夫妇勾摄来，并判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押下军寨射充军妻。

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完全就是胡闹复合法事。

黄渐当然不服，到上级法院申诉复合法事。案子上诉至广南西路提刑司，提刑官范应铃推翻了一审判决。在终审判决书上，范应铃先回顾了国家立法的宗旨：“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然后指出，阿朱案一审判决，“非谬而何？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何所凭”？而且，县司受理阿朱一案，长官没有亲审，而交付给没有司法权的县尉，“俱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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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范应铃参酌法意人情，作出裁决：“在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复合法事。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本案中，阿朱就算真的与和尚妙成有奸，可既然其夫黄渐不曾告诉，县衙就不应该受理；黄渐也未提出离婚，法庭却将阿朱判给军寨射充军妻，更是荒唐。因此，本司判阿朱交付本夫黄渐领回，离开永福县；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灵川县看管；一审法吏张荫、刘松胡乱断案，各杖一百。

范应铃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的判决书申明了“奸从夫捕”的立法深意：“捕必从夫，法有深意”，“若事之暧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愿而从离，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则今之妇人，其不免于射者（指奸妇被法院强制许配为军妻）过半矣”复合法事。如果男女之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告到官府，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因此，国家立法惩戒通奸罪，又不能不以“奸从夫捕”之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亲告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复合法事。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复合法事。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可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复合法事。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复合法事。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元朝初期，还沿用宋朝“奸从夫捕”之法，可在大德七年（1303），“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废除复合法事。这是因为，元朝官员郑介夫发现，“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又有良家妇女，“私置其夫，与之对饮食，同寢处”。“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由于有“奸从夫捕”的旧法，丈夫不告诉，官府无从干预，“所以为之不惮”。

郑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只有废除了“奸从夫捕”之法，才能够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复合法事。因此，他建议元廷：民间男女通奸，“许四邻举察”；若有通奸案未能及时举报，“则罪均四邻”。元廷采纳了郑介夫的奏议，于大德七年（1303）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

于是乎，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南宋法官范应铃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复合法事。

第二篇：

武大郎死后复合法事，潘金莲能不能自由改嫁？

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为什么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毒杀了丈夫武大郎？因为受了王婆的蛊惑复合法事。王婆说：“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这个不是长远夫妻，谐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说“此计神妙”。潘金莲虽是被拖着上了贼船，可还是亲手给丈夫灌下了毒药。

那么潘金莲在毒死丈夫之后，能不能如愿以偿改嫁给西门庆呢？故事有两个版本复合法事。一个是《水浒传》版本，二人尚未来得及成亲，便给武松杀掉了。另一个是《金瓶梅》版本，西门庆果然用“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将潘金莲娶到家，做了几年名副其实的夫妻。

不管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当然都是小说家言复合法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按照宋代的法律（潘金莲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宋代），潘金莲在丈夫去世之后，能不能自由地改嫁呢（这里只讨论宋代孀妇有无再嫁权利的民法问题，至于潘金莲为嫁西门庆而毒杀了亲夫，则是另外的刑法问题了）？

也许有人会说，宋王朝不是要求寡妇守节吗？不是大肆鼓吹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怎么可能允许潘金莲自由改嫁？可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看法是一种基于对宋代社会一知半解的想象与成见复合法事。事实并非如此。

孀妇改嫁，在宋朝是很常见的事复合法事。宋朝女性改嫁的自由度，远远大于其他王朝，包括许多人想象中的奔放盛世——唐王朝。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研究过宋朝女性再嫁现象，他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可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先生的结论是：“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参见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宋朝的法律并无任何压制民间孀妇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复合法事。

整个两宋时期，改嫁权利一度受到限制的女性群体，只有宗室女复合法事。北宋前期是禁止宗室女再嫁的，“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可这一禁令很快就解除了，元符二年（1099），朝廷还下诏确认了宗室女改嫁的权利：“宗女夫亡服阕归宫，改嫁者听”。这个变化的过程，恰好与唐朝的相反，唐朝前期，宗室女再嫁相当普遍，可唐宣宗时，又对宗室女改嫁作出限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按隋唐礼制，“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即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如果丧夫，是不允许改嫁的复合法事。可宋朝并无类似的禁制，官宦之家的孀妇也可以自由改嫁，改嫁也不影响她们受封，据《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封赠令，“诸母被出若改嫁，非曾受后夫封赠者，听封赠。”可知再适的宋朝女性可凭后夫或儿子的官职、功勋而获封“诰命夫人”。

既然宗室女与官宦家庭的女性都可以改嫁，按“礼不下庶人”的礼法习惯，民间孀妇再嫁，就更不是问题了复合法事。当然，按宋朝立法，孀妇在居丧期内不可以议嫁，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封建礼法”，即使从夫妻情分、人伦底线的角度来看，丈夫新亡、妻子急不可耐地改嫁，也是多数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不过，法律规定的居丧期有点长，“夫亡六年改嫁”，这么长的守孝期对孀妇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元祐八年（1093）又作出了修改：“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孀妇守夫孝百日便可议嫁娶。

宋代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田产，只能租佃地主之田，依附地主而食，称为“客户”复合法事。有一些客户不幸亡故，地主往往会阻挠其妻子改嫁，因为改嫁意味着原来的租佃关系中断了。针对这一阻挠客户亡妻改嫁的现象，宋政府作出特别立法：“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申明客户亡妻有自由改嫁的权利。

法律甚至承认父母具有要求守寡之女儿改嫁的特权：“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复合法事。”以人之常情，我们相信很少有为人父母者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守寡。所以，国家固然通过旌表节妇的方式勉励女性守节，可旌表的效用肯定会被法律的反向效应冲淡。

总而言之，从法律层面说，假如武大郎为自然死亡，潘金莲守满百日夫孝后改嫁给西门庆，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的复合法事。故事里的王婆提过一个观点：潘金莲要不要再嫁，改嫁给哪位，作为小叔子的武松并无半点权利加以干涉。这话倒符合宋朝的法律精神，恰好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以佐证：

南宋末，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复合法事。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却不能不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再就社会风气而言，宋人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绝无歧视之意，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复合法事。”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范仲淹的母亲、儿媳，都有改嫁的经历。北宋河间府的风俗，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哪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开始对宋代女性的改嫁之风感到不可理解，一名清朝文人说：“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范文正（范仲淹）幼随其母改适朱氏，遂居长山，名朱说，既贵，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长子纯佑与王陶为僚婿（同襟），纯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长姨（即纯佑之妻），忠宣（范仲淹次子）可疏之而已，文正辄听其改适，不为之禁，尤不可解也复合法事。”时代精神之变迁由此可见一斑，寡妇守节成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的社会风气，有学者统计了《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历代节妇烈女名单，发现“有明一代节妇烈女多达35829人，年平均约130人，较宋代年平均1人猛增了129倍”（参见蔡凌虹《明代节妇烈女旌表初探》）。

可我们也需要注意，官府对节妇烈女的旌表，只是表明当局倡导女性守节的价值观，并不表示对民间改嫁行为的禁制复合法事。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法律也没有禁止民间孀妇再嫁，《大清律》倒是有一条前所未有的禁令：孀妇“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显示国家立法的价值取向已向鼓励守寡倾斜，可也不是直接禁止改嫁，而是通过取消娘家人强迫女儿改嫁的特权来支持女性守节。

不过，从元朝开始，命妇改嫁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按元朝法律，“妇人因得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即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复合法事。如不尊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按明清法律，“若命妇夫亡再嫁者”，杖一百，追夺诰命，并离异。可这一立法只适用于命妇，并不是针对社会一般女性的改嫁。

因此，明清时期固然涌现了数以万计的节妇烈女，可民间，改嫁的孀妇恐怕更多，只不过她们默默无闻，被修订史志的人忽略掉了复合法事。

第三篇：

假如杀武大郎的人是西门庆复合法事，潘金莲会被判死刑吗？

“水浒”故事里的潘金莲，受王婆教唆，将一碗砒霜灌进了武大郎之口，谋杀了亲夫复合法事。她的下场也比较凄惨：被武松一刀杀死，以命偿命。武松杀嫂属于私人复仇，如果走司法程序呢？抛开《水浒传》对宋代司法的抹黑化描述不提，按宋朝法律，潘金莲也是罪无可恕、难逃一死。

潘金莲谋杀亲夫的行为，涉及两条刑律复合法事。《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宋朝经常有大赦，死罪有时候可以获得赦免，改为流刑之类。可潘金莲之罪不在大赦之内，因为《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又规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注云：“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即使国家有大赦，十恶罪也不在赦减之列。

总而言之，潘金莲犯下之罪行，以及应得之刑罚，是当时法律规定得十分清楚的，不存在争议复合法事。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假如武大郎不是死于潘金莲亲自喂下的一碗砒霜，而是被西门庆一脚踹死，潘金莲只有与西门庆通奸的事实，而无参与杀人的行为，那么她又该当何罪？

我看过一篇评析武松复仇案法律问题的文章，作者说：“假设当初西门庆脚踢武大，致使其死亡，不可要追究西门庆的责任，潘金莲也是死罪；或者，在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即便潘金莲没有实施具体的谋害行为，而仅是一个毫不知情的局外人，那么，只要武大死于西门庆之手，潘金莲仍然是死罪”（参见张未然《武松复仇案件的法律评析》）复合法事。真的是这样吗？

作者的结论当然有宋朝法律提供支持，因为《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中有这么一条规定：“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复合法事。”并附注说明：“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按这一立法，潘金莲自然是与西门庆同罪。

以今天的司法文明准则来衡量，《宋刑统·贼盗律》的这一条规定无疑是比较野蛮的，与我们印象中宋代司法的文明化进程大相径庭复合法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熟悉《宋刑统》的朋友都会知道，《宋刑统》的内容基本上抄自《唐律疏议》，连诸多不合时宜的条款都照抄不误，其中就包括“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的条文复合法事。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地方法院碰到这类案件时，并不是直接援引《宋刑统》的相关条款判奸妇死刑，而是作为疑案奏谳。

熙宁年间，邵武军便发生了一起“犯奸而奸人杀其夫”的案子：“妇陈与人奸，谋杀其夫已定，其夫醉归，陈不键门，奸者因入杀之复合法事。”邵武军有个姓陈的妇女与人通奸，奸夫计划谋杀亲夫。这一日，亲夫喝醉酒归来，陈氏没有锁门，奸夫得以推门而入，杀掉昏睡中的亲夫。如果按《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邵武军的法院应该判陈氏死罪，可法院没有这么判，而是以法律适用有疑为由，呈送中央法司议法。

中央法司在议法时，发生了争论复合法事。大理寺认为，本案中，陈氏只是从犯，而且没有“加功”，依法当判流刑。宋朝法律概念中的“加功”，是指有协同杀人的行为：“虽不下手杀人，当时共相拥迫，由其遮遏，逃窜无所，既相因籍，始得杀之，如此经营，皆是加功之类”。也就是说，大理寺对“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案中奸妇的判决，秉持这样一种定罪原则：看奸妇是主谋还是从犯，是否有“加功”行为，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定为死罪。

不过，大理寺的判决在送刑部审核时，被刑部郎中杜纮驳回复合法事。杜纮认为，大理寺议法不当，因为案中陈氏故意不锁门，是协助杀人，有“加功”的行为。按律，“从而加功者，绞”，陈氏应该判死刑。杜纮其实并没有否定大理寺的定罪原则，只是不同意大理寺关于陈氏“从而不加功”的裁定。

由于杜纮对大理寺的判决提出了异议，宋政府便将案子发到御史台“详审定度”复合法事。御史台详议了本案之后，首先对崔台符、韩晋卿、莫君陈等几名刑部官员提出了弹劾，认为他们在刑部与大理寺发生司法辩论时，“无所可否，可据状申都省”，“循默苟简，无任责之心”。结果崔台符被“罚铜十斤”，韩晋卿、莫君陈“各八斤”。

那么是不是说明御史台赞同杜纮的主张呢？不是，因为御史台最后裁定，刑部郎中杜纮“驳议不当”，也要惩罚，导致“杜紘罚铜八斤，展磨勘二年（延长两年晋升的考察时间）”，所受处分还重于不作为的崔台符、韩晋卿诸人复合法事。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邵武军因奸杀人案最终的结果，应该是维持大理寺的判决，陈氏并没有被判死刑。

南宋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诸犯奸而奸人缘奸杀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复合法事。”这则敕文收录入《庆元条法事类》。按宋朝的司法制度，敕文的适用优先于刑统，换言之，《宋刑统》中关于“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的条款，早已经成了存而不论的“睡眠条款”。

因此，潘金莲如果没有参与谋杀武大郎，按照宋朝法律与司法惯例，她是罪不至死的复合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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