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崩塌（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与以往有关乌加里特末日的流行说法不同，我们或许无法使用发现于乌加里特王宫“宫廷V”（Court V）中所谓的“南方档案”（Southern Archive）里的那封著名信件来判定该城的被毁时间，或导致其毁灭的罪魁祸首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那封信也就是舍费尔曾认为是在窑中被发现、将要发给塞浦路斯国王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父王，现在敌船已至。他们在我的城市里纵火，对我的国土造成了破坏。”原始报告称，它是在窑中与其他70多片泥板一起被发现的，当时已经放好准备烘烤了。考古发掘者和其他学者最初推测，在紧急求助请求发出之前，敌船已经返回乌加里特城并将其攻陷。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个说法一直在学术圈和大众间广泛传播。然而，更多学者近来在发掘地点的复查中发现，这块泥板根本就不是在窑中被发现的，而原本可能是存在一个篮子里，在房屋遭到遗弃之后从二楼掉落的。

因此，尽管此信可以用来说明敌船的到来以及可能存在的入侵者，可是我们无法明确它存在的时间是乌加里特末日来临之时还是稍早一些的时候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即使信中提及的是海上民族的船只，那也可能指的是第一波入侵者，也就是那些公元前1207年袭击埃及的那些人，而不是公元前1177年与拉美西斯三世作战的第二波入侵者。

曾与乌加里特互有来往的叙利亚内陆城市埃玛尔也大致在同一时间（公元前1185年）遭到摧毁，我们可以通过在此发现的一份法律文件中提到的日期得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可是，我们尚不明确究竟是谁摧毁了埃玛尔。那里发现的泥板上提到了“游牧部落”（horde）一词，可是正如各家学者所言，并没有证据明确指出那就是海上民族。

毁于约公元前1200年的地点

位于乌加里特北部边境的巴塞特角（Ras Bassit，暂译）也是大致在同一时间毁灭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发掘人员认为那里是乌加里特的前沿阵地，还认为约公元前1200年，那里处于“半撤离半遗弃状态，之后如同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遭到焚毁”。他们认为摧毁此地的罪魁祸首就是海上民族，可这个说法仍不明确。

据称，伊便汉尼角（Ras Ibn Hani）也有类似情况发生，那里位于乌加里特以南不远处的岸边，人们认为公元前13世纪那里曾是乌加里特国王的行宫所在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据考古发掘者和其他相关人士推测，当地人在乌加里特被毁之前不久就已撤离，此处随后被海上民族摧毁。与巴塞特角一样，这里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很快就又重新住上了人，从此后地层中发现的陶器来看，发掘者确定这里的摧毁者与居住者都是海上民族，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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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遭到大规模毁坏的最好同时也是最新的证据或许当属在泰勒特温尼（Tell Tweini）的发现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此地位于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王国滨海小镇吉巴拉（Gibala），在现代城市拉塔基亚（Lattakia）南部约30公里处。这里在一次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严重破坏”后即遭遗弃。发掘者称，“在被破坏地层中有冲突遗迹（镇中到处散落着青铜箭头，还有倒塌的墙壁和烧毁的房屋），被焚的房屋灰烬，还有随着城镇的倒塌经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陶器碎片堆”。

发掘人员根据“基于分层放射性碳测定的考古学研究”和“古代铭文—文学来源和赫梯—黎凡特—埃及国王生平及天文观测中的定位点（anchor point）”，认为他们最终得以“精确断定海上民族入侵黎凡特北部的时间”，并“提供了人类社会中这一关键时期的第一份确定年表”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们在实验室里对广泛的灰土层（7A层）的放射性碳进行了测定，结果认为这个年代可以被具体确定在约公元前1192年至公元前1190年之间。这些考古发掘者或许已经确定了这一青铜时代的地点的遭毁年代，可是对于海上民族是罪魁祸首这个说法，他们提供的只是间接证据而已，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

联系一下前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间（公元前1192年—前1190年）距拉美西斯三世与海上民族交战的公元前1177年还有整整13年至15年的时间，就连发生在公元前1185年的其他地方的毁坏也发生在这一终极冲突的8年之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或许我们应该搞清楚，海上民族这支有所企图的迁徙大军跨越地中海（或者只是通过黎凡特沿岸）来到埃及究竟花了多长时间。这自然取决于他们的组织能力、交通工具以及终极目标等等因素，而谜底不可能马上揭晓。

最后，我们还应该将一个更往南的地点考虑在内，那就是位于阿姆鲁地区的泰勒卡泽尔（Tell Kazel），这里或许是阿姆鲁王国都城苏姆（Sumur）的所在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此处是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毁灭的，发掘者的推测似乎有一定道理，他们认为摧毁它的是海上民族，拉美西斯三世曾在他关于海上民族的铭文中特别提到了它（即阿姆鲁）这更说明问题。然而，在遭毁之前的居住地层中，发掘者却找到了看似当地生产的迈锡尼陶器以及来自爱琴海地区和地中海西部的新居民的其他迹象。因此，研究这件陶器的维也纳大学学者莱因哈德·荣格（Reinhard Jung）推测道：“在海上民族进行大规模毁灭之前，更小支的人群已经乘船抵达泰勒卡泽尔并定居此处，混杂在当地人之中。”他将此视作一种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小规模移民的范例，可也有迹象表明这些人之中有些起源更早，他们来自意大利大陆南部。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就说明这一历史时期及可能相关的人群迁移情况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情况甚至造成了这么一种结果，那就是约公元前1177年海上民族的第二波入侵所造成的破坏，或许还波及到了早在公元前1207年（麦伦普塔在位第5年）海上民族首次入侵前后已经移民至地中海东部的同胞们。

叙利亚南部／迦南地区的破坏情况

在公元前12世纪的同一段时间里，叙利亚南部和迦南地区的许多城镇都遭到摧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与叙利亚北部一样，没人清楚这些城镇具体何时遭毁，谁是罪魁祸首。不过，人们在代尔阿拉（Deir ‘Alla）这个约旦小镇遭到破坏的地层中发现了带有埃及塔沃斯塔（Twosret）王后象形茧的陶瓶。她是法老塞提二世（Seti II）的遗孀，她在公元前1187年至公元前1185年在位。因此，破坏发生的时间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之后不久。位于现代以色列境内的阿卡（Akko）遗址也是如此，人们在此处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枚塔沃斯塔王后的圣甲虫雕像。在贝特谢安（Beth Shan）也发现了更多遭毁迹象，伊加尔·亚丁在此处的发掘情况说明，埃及人在此处的势力曾遭暴力终结。

在这一地区多处留有毁灭证据的地点中，最为知名的恐怕非美吉多和拉吉莫属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这一地区毁灭的性质和时间依然备受争议。出人意料的是，这两座城市的遭毁的时间似乎比之前探讨的那些地点的遭毁时间要晚了数十年，美吉多和拉吉似乎毁于前1130年左右，而非前1177年。

美吉多

在位于现代以色列伊茨雷埃勒中的美吉多——也就是《圣经》中的“末日之战”所在地——人们发现了层层叠叠大约二十座城市的遗址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其中，第七座城市中标记为VIIB和VIIA的两个地层分别在公元前13和前12世纪遭到严重摧毁，也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2世纪同时毁灭的。

传统上讲，自芝加哥大学考古人员发布了他们于1925—1939年在此发掘的研究成果之后，业界已经普遍接受了这么一种说法，那就是VIIB层约在公元前1250年至前12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终结，而后来处于VIIA层的城市约在公元前1130年左右走向末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些地层中发现了一座迦南宫殿——也可能是两座宫殿的遗址，一座宫殿建在了另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

据芝加哥大学考古人员称，VIIB地层上的宫殿“遭到暴力破坏，破坏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VIIA地层的修建者认为与其遵循之前的建造方式，将破坏之后的废墟清理干净，还不如将废墟平整之后直接在上面重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房间里“堆满了大约一米半高的倒塌的石块……宫廷北面的房间墙上随处可见焦黑的水平线……说明整个宫殿建在基本一致的地层上”。当时人们认为直接建在其上的VIIA地层中的宫殿一直到约公元前1130年才被摧毁。

不过，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考古学家、刚退休不久的美吉多探险队负责人之一大卫·乌斯什金（David Ussishkin）近来的看法很有说服力，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发掘人员之前对地层的解释有误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认为，我们不该将这个建筑结构视作层叠起来的两座宫殿，而应当将其理解为一座两层的宫殿，这座宫殿在约公元前1200年从VIIB地层向VIIA地层过渡期间稍微经过了改造。他还称，毁坏只有一次——这是一把在VIIA地层末日之时摧毁这座宫殿的大火。乌斯什金称，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所说的“VIIB宫殿”其实只是这座宫殿的地下室或较低的那层，而他们所说的“VIIA宫殿”则是上面的那一层。当时同样遭毁的还有这座城市的主要神庙［即所谓的塔庙（Tower Temple）］，可最近的现场发掘却表明，城市的其他部分大多幸存了下来，似乎只有精英名流所在的区域遭到了焚毁。

VIIA地层的被毁时间通常确定在约公元前1130年，确定这一时间的依据是与废墟有关的两件刻有埃及象形茧的物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第一件是刻有拉美西斯三世名字的象牙笔筒，它是在宫殿一个房间里与其他象牙珍品一起被发现的，深埋在遭毁宫殿的废墟之中。这或许意味着毁灭发生在拉美西斯三世在位之时或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177年或其后。

在宫殿的这个房间里发现的象牙制品是美吉多遗址中出土的珍品中的一部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些象牙制品包括破碎的盒子和碗、饰版、勺子、碟子、游戏板和棋子、储物罐盖子和梳子等等很多其他物品，这些目前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和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Rockefeller Museum）的展品。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些象牙制品当初为何会放在一起，而且为何会放在宫殿的这个地方。不过，近年来人们对此极为关注，因为象牙制品本身以及铭刻在上面的情景展示出了一个真实的“全球化风尚”——现在通常被称为“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这种风格也在乌加里特和迈锡尼等其他遗址中有所发现。这种独特的风格融合了迈锡尼、迦南人和埃及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从而形成了这一国际化时代独有的集众多文化之大成的物品。

美吉多出土的第二件有关物品是一件青铜雕像的底座，上面刻有法老拉美西斯六世的名字，他的统治时期约在几十年之后的公元前1141年至前1133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它并不是在一个可靠的考古情境下被发现的，发现地点是在遗址VIIB地层住宅区的一个墙脚之下。乌斯什金之所以认为这个情况不可靠，是因为VIIB地层要比拉美西斯六世在位时期要早得多，这说明这个雕像基座一定是由一位后来的居民刻意挖洞埋进去的，埋底座的时间应当是在VIIA时期，甚至是随后的铁器时代标号为VIB-A的城市存在的时期。考古学家通常将这个基座归属于VIIA地层，可这仅仅是个猜测而已。

这两件分别属于拉美西斯三世和六世的物品总是在相关出版物中被比较，因而美吉多VIIA地层的毁灭时间被定在拉美西斯六世在位期间，大约公元前1130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可是，鉴于拉美西斯六世青铜雕像基座所在的考古情境并不可靠，它不该被用来确定美吉多VIIA地层末日发生的时间。从另一方面讲，拉美西斯三世的象牙笔筒确实是封存在VIIA地层废墟之中的，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用它来确定该城市遭毁之前的时间，即这位法老在位之前的时间。这也确实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遍及近东地区的其他毁灭证据相符。

不过，考古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新的数据和新的分析不断涌现，需要我们对旧观念进行反思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学者们目前正在使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对发现于VIIA地层的遗迹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公元前1130年的某个时间——甚至在此之后的某个时间——或许正是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如果这个结果是准确的，可能会意味着美吉多是在公元前1177年海上民族横扫这一地区40余年之后才遭毁灭的。无论何种情况，正如乌斯什金所言：“由于缺乏书面证据，谁为VIIA地层的毁灭负责这个问题仍存有争议，这是正常的……这座城市或许遭受过海上民族、居住在黎凡特的迦南人、以色列人或者一支不同族群混杂在一起的军队的成功袭击。”换句话说，美吉多的情况与上文中提及的我们在哈佐尔相关地层中所见的情况一致，城市中精英名流所在的区域遭到毁灭，罪魁祸首却难以确定。

图7 米吉多出土的拉美西斯三世象牙笔筒（图片出自Loud 1939,pl.62;芝加哥东方研究所提供）

拉吉

拉吉是位于现代以色列境内的另一处遗址，如果曾于1973年至1994年在此处发掘的大卫·乌斯什金是正确的，那么这里也在大致同一时间遭到过两次毁坏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位于耶路撒冷南部的多层遗址上，根据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残留物品，第七座和第六座城市（标号为VII和VI的地层）被确定为最后的迦南城市。这段处于埃及控制之下的时期是拉吉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此时的拉吉是迦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约有6000人左右，城市中有着众多大型神庙和公共建筑。

人们认为VII地层上的城市毁于公元前1200年的一场大火，可是对于毁坏的性质，罪魁祸首是谁，考古发掘人员尚无推测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这座城市的实质破坏程度尚不明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目前，人们仅在一座神庙［即所谓的护城河之三神庙（Fosse III Temple）］遗址以及S区域的居民区中发现了焚毁证据。我们可以猜测，这次破坏是在约公元前1207年，由途经这一地区的第一波海上民族造成的，可是这种推测并无佐证。

VI地层所属城市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貌似VII地层火灾之后的幸存者重建了这座城市的全部或部分，并将之前存在的那种物质文化延续下来。VI地层上的城市被认为要比不久之前遭到破坏的那一座更富裕、更繁荣，这里有座大型公共建筑［列柱建筑（the Pillared Building）］，建造在之前曾经民居林立的S区。P区还建造了一座新神庙，可是由于随后遭到严重破坏，这座神庙几乎全部化为乌有。在这个地层上的城市里发现了来自埃及、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地区以陶器为主的进口物品，这些物品是其国际交往的佐证。

人们认为就在VI地层上的这座城市遭到暴力摧毁之前涌入了一批贫困的难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位于S区的列柱建筑值得一提，它“突遭暴力摧毁，层层灰烬和倒塌的泥砖覆盖了整个建筑，倒塌的墙壁之下还发现了几具成人、儿童和婴儿的遗骨”。拉吉的其他建筑也在此时遭到摧毁，在之后长达300年的时间，这里渐渐遭到遗弃。乌斯什金认为，“VI地层上的城市在暴力和烈火中被夷为平地，毁坏痕迹在VI地层处处可寻……。这次破坏十分彻底，人们不是遭到屠戮就是遭到驱逐”。

早前的考古学家曾认为这座城市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的大约公元前1230年遭毁的（位于VII地层上的城市毁灭时间甚至更早），可是乌斯什金近来将VI地层的遭毁时间进行了大幅改动，主要依据是一个青铜饰版（可能是门闩的一部分）和拉美西斯三世象形茧的发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块饰版原本是已经破碎或已有残损的青铜存储物中的一件，掩埋在VI地层遭毁的城市废墟之下，与世隔绝。

如同美吉多出土的拉美西斯三世笔筒一样，发现于拉吉的这件物品的情境表明，这座城市的毁灭时间一定在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或之后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基于此，乌斯什金最初将该城市的被毁时间定在了约公元前1150年，他的根据是青铜饰版不可能会在拉美西斯三世于公元前1184年登基之前被制造出来，他还认为应该余出一些时间来，因为“要和这些残损破碎的青铜器存储物放在一起，它先要被人使用，然后坏掉，最后才被丢弃”。

他后来将日期修正到公元前1130年，依据是先前英国发掘者在此遗址中（或许是在这一地层上）发现的拉美西斯四世的圣甲虫雕像，另外就是与美吉多VII地层的比较——他认为假若美吉多维持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拉吉可能也一样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另一位学者近期指出，在拉吉标号为570的墓葬中，还有一个可能是拉美西斯四世的圣甲虫雕像，可他同时强调，两个圣甲虫雕像上名字的识读尚不明确，第一个圣甲虫雕像被发现的地层也不完全明晰。

因此，正如我们之前探讨的其他考古地点一样，拉吉的毁灭是由什么人、什么事件造成的，我们未能全然明确，就连发生的时间也是如此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能够确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它发生在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或之后。正如乌斯什金所言：“证据表明，VI地层上的破坏来自一个强大而又坚定的敌人，可是对于敌人的性质和身份，以及导致这座城市走向衰落的种种直接因素，考古数据并未提供任何直接线索。”他指出，之前的学者曾提出过三个可能的敌人：埃及军队、以色列的各支派和入侵的海上民族。可是他同时也指出：“现在尚未发现一场战斗遗迹，只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是在S区域的列柱建筑中发现的。”

埃及人不可能是毁坏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因为拉吉作为其附庸国的这段时期可谓欣欣向荣，双方贸易也很活跃，这可在废墟中发现的刻有王室象形茧的数件物品中找到证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F.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认为，毁坏或许是由约书亚（Joshua）领导的以色列人造成的，当然这种说法还是在将毁灭日期定为约公元前1230年的前提下提出的。

然而，乌斯什金认为VI地层上的城市毁灭的罪魁祸首最有可能是海上民族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遵从的是之前曾在拉吉进行过考古挖掘的奥尔加·塔夫内尔（Olga Tufnell）的观点。然而对于海上民族是罪魁祸首的这种说法他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我们只是见到了破坏的最终结果，可却没有见到关于谁是罪魁祸首的任何迹象。此外，正如在美吉多造成的破坏那样，公元前1130年这样一个时间似乎对于海上民族来说太晚了，大约晚了40年。我们应当注意到，乌斯什金将拉吉的遭毁与美吉多联系起来，因而将其发生的时间定得较晚，这个联系或许是错误的，并无充足理由，因此他最初所定的时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150年（如果拉美西斯三世的青铜门闩并未使用很长时间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更早）这种说法应被采纳。

VI地层上的城市也有可能是因一场强烈地震而毁灭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列柱建筑中发现的四个遇难者“貌似是未能及时逃脱而被倒下的瓦砾压死的”。有个两三岁的孩子“不是被脸朝下扔下来，就是在地上爬的时候死去的”，还有个婴儿是“摔在地上或是倒在地上”的。这些观察到的情况以及残骸中未有武器发现的事实都说明劫难的罪魁祸首是自然之力而非人为破坏，这种假说或许也适用于解释青铜时代行将结束时其他城市的毁灭。对此假说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考古发掘者迄今也未发现诸如开裂或倾斜的墙壁等其他地震证据。此外，在P区域建造的新的迦南神庙似乎曾在遭到掳掠之后被纵火焚毁，看似有着人为破坏的可能。

总而言之，与哈佐尔和美吉多类似，我们无法明确知晓究竟是谁破坏了拉吉VI地层以及早前的VII地层上的城市——两座城市或许是被海上民族或其他人（或某种灾难）毁灭的，或许全都不是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所言：“就算海上民族可能是致使巴勒斯坦南部和西部的埃及驻军遭到歼灭的罪魁祸首，可是我们需要考虑到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为该国其他地区中的城市的毁灭或许应由某些非海上民族负责。”

非利士五城

位于迦南南部的某些地点特别让人感兴趣，这包括《圣经》及其他文献中提到过的所谓“非利士五城”（Philistine Pentapolis），即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阿什克伦（Ashkelon）、阿什杜德（Ashdod）、埃克龙（Ekron）、迦特（Gath）和加沙（Gaza）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青铜时代晚期之末，早期的迦南城市埃克龙和阿什杜德遭到强烈破坏，之后新的定居点取代了它们，这些定居点中的物质文化几乎完全发生了变化，这在陶器、壁炉、浴缸、厨房用具以及建筑等方面都有体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似乎表明，在迦南崩溃和埃及从这一区域撤军之后，这里的人口发生了变化，或者有新的民族大量涌入——这个新民族可能就是非利士人。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荣誉教授、埃克龙［位于现代城市特尔米克纳（Tel Miqne）］考古挖掘负责人之一特露德·多森（Trude Dothan）是这样描述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埃克龙的景象的：“在上城或卫城的区域I中，我们能够探寻到青铜时代晚期最后一座迦南城市被火灾彻底焚毁的遗迹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里的毁坏痕迹很明显：有一个泥砖建造的大型库房遗址，有些存放无花果和扁豆的储藏罐遗迹，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掩埋在倒塌的泥砖之下的大筒仓……非利士人欣欣向荣的新城市就建立在位于上城、遭到毁坏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点之上以及位于下城、青铜时代中期的旷野之上。”

类似情形似乎也发生在阿什克伦，最近的考古发掘说明，这个定居点在公元前12世纪上半叶从一座埃及要塞变成了一个非利士海港——根据在此发现的带有拉美西斯三世象形茧的圣甲虫雕像，这个转变或许发生在这位法老退位之后不久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这个转变似乎是和平的，至少从迄今发现的有限区域的情况来看是这样。发掘人员称，这里“突然出现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体现在建筑、陶瓷、饮食、工艺品特别是编织技术方面”。他们将这些变化与海上民族，尤其是非利士人联系起来，并认为他们是从迈锡尼世界迁徙而来的。

不过，我们对青铜时代晚期之末迦南出现的这种情况的理解也许还会变化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哈佛大学拉里·斯塔格（Larry Stager）曾于1995年撰写过一篇有关非利士人迁往迦南的经典论文，他认为非利士人“毁坏了当地的城市并在其征服的领土四角以自己的城市将其取代”。然而，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的阿萨夫·亚苏尔—兰多近来对这个传统说法提出异议，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美索不达米亚的破坏情况

在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多个地点（包括巴比伦）也发现了毁坏的证据，可这些证据显然不是海上民族留下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明确地知道，埃兰军队曾再次从伊朗西南部进军，这次由国王舒特鲁克—纳克杭特（Shutruk-Nahhunte）指挥下的袭击至少对这些地点造成了部分破坏。

舒特鲁克—纳克杭特是在公元前1190年登上埃兰王位的，其统治一直持续至公元前1155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埃兰（如同该地区其他王国一样）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多数时间里似乎都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可它却与一些伟大的王国有着姻亲关系。舒特鲁克—纳克杭特娶了一位加喜特巴比伦国王的女儿，这与他的多位前任继位者如出一辙——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有一位埃兰国王娶了库瑞噶尔祖一世的女儿，另一位娶了库瑞噶尔祖的妹妹，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还有一位国王娶了布尔那—布瑞亚什之女。舒特鲁克—纳克杭特的母亲就是位加喜特公主，他本人曾在给加喜特宫廷的一封信中提过此事，这封信由德国考古发掘者发现于巴比伦。

在那封信中，他满腹怨言地说尽管自己完全胜任，也出身正统，可还是没能坐上巴比伦国王的宝座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身为国王，亦是国王之子，国王后裔，国王子弟，巴比伦土地和埃（兰）土地之王，威武之王库瑞噶尔祖长女之传人，（为何）我不能端坐巴比伦国王座之上？”随后他扬言要进行报复，称他会“摧毁你的城池，捣（毁）你的堡垒，截断你的（水）渠，铲除你的果园”，还宣称，“或许你会爬到天堂，（可我会）拽住你的衣褶（拉你下来），或许你会去地狱，（可我会）拽住你的头发（拉你上来）！”

公元前1158年，他化威胁为行动，入侵巴比伦，攻陷了这座城市，推翻了加喜特国王的统治，并扶植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的拿手好戏还有一出，那就是将从巴比伦掠夺的大量战利品带回了埃兰城市苏撒（Susa），包括一座近2.5米高的细长岩石碑，碑上刻有汉谟拉比法典，还有建成更早一些的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Naram-Sin）的胜利纪念碑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物品。1901年在苏撒进行发掘的法国考古队发现了这些物品并将其送往巴黎，现在它们被陈列在卢浮宫。

舒特鲁克—纳克杭特出兵的动机显然是他对巴比伦城以及巴比伦王国的觊觎，或许当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动荡局势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很可能知道，加喜特国王想找个帮手是几乎不可能的。舒特鲁克—纳克杭特的子孙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发起的一场战争极有可能也受到了类似情况的影响，当时曾在前几个世纪中叱咤一时的诸强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实力大为削弱。可是，这些军事活动带来的破坏没有一件是海上民族造成的。

安纳托利亚的破坏情况

此时在安纳托利亚也有一些城市遭到摧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同样，每次破坏的缘由依然难以明确，人们传统上将海上民族视作破坏的罪魁祸首，可证据还不多。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长久以来持有的见解和假设不断被后续的考古发掘所推翻。例如，在临近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泰勒阿贾纳（Tell Atchana，即古代的阿拉拉赫）遗址上，伦纳德·伍利爵士认为I地层上的城市是在公元前1190年被海上民族摧毁的。然而，芝加哥大学阿斯勒汗·耶内尔（Aslihan Yener）率领的考古队的最新发掘将这一地层存在的时间重新定在了公元前14世纪，认为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时至公元前1300年就被遗弃了，这比海上民族可能的入侵时间要早很久。

安纳托利亚遗址中，毁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的著名城市，包括位于内陆高原上的赫梯都城哈图沙以及位于西海岸的城市特洛伊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可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两座城市的毁灭与海上民族毫不相关。

哈图沙

很显然，赫梯首都哈图沙是在公元前12世纪初遭到摧毁和遗弃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考古发掘人员在此发现了“灰烬、烧焦的木头、泥砖以及泥砖被烈火熔化之后形成的熔渣”。然而，我们对究竟是谁摧毁了这座城市依然一无所知。学者与普及考古学知识的作家们经常将罪责推到海上民族头上，他们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来自拉美西斯三世的说法：“在他们的武器面前，无一领土可得幸免……”可我们依然难以知晓他此处所谓的“赫梯”（Khatte）是泛指赫梯人还是特指哈图沙。

我们也不清楚哈图沙覆灭的具体时间，特别是因为现在看来，它似乎是在图特哈里四世统治时期的某个时间遭到攻击的，攻击者或许是忠于图特哈里的堂弟（或堂兄）库伦塔（Kurunta）的军队，库伦塔或许曾经有过篡位企图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芝加哥大学著名赫梯学家小哈里·霍夫纳（Harry Hoffner,Jr.）认为，我们通常所谓的“大难临头”（ terminus ante quem）之时（也就是说，在此日期之前最后的毁灭必定已经发生）是基于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177年所说的那段话得出的，这可能会将毁灭时间定得早了些，或许大约在公元前1190年至公元前1180年。可是，我们依然难以真正明确拉美西斯那段话究竟准确与否。

时至20世纪80年代，许多赫梯学家和其他学者严肃指出，哈图沙的覆灭非海上民族所为，而是来自一个更早、更为人所知的敌人，即位于赫梯土地东部的卡什卡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人们认为卡什卡人此前也曾洗劫过这座城市，时间是在公元前13世纪初卡叠什战役发生前不久，之后赫梯人暂时放弃了哈图沙，将其都城整体迁至南部一个名为塔亨塔萨（Tarhuntassa）的地方，多年之后才重返哈图沙。这种说法更有道理，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米利（James Muhly）所言：“来自海上的袭击者（即海上民族）如何摧毁了哈图沙……强大的防御工事一直很难解释，哈图沙位于距大海数百英里之远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山地高原，现在来看也是个相当孤立的地区。”

考古证据表明，哈图沙有一部分毁于烈火，这把火焚烧了上城、下城的部分以及王室卫城和防御工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毁灭的只有公共建筑而已，包括宫殿和一些神庙以及几座城门。在它们被付之一炬之前，这些建筑被人清空而非遭到抢劫，而上、下城的民居却丝毫没有破坏迹象。近来主持发掘工作的于尔根·泽赫认为，这座城市是在废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遭到袭击的，在最终毁坏之前很久，王室成员早已将其所有的财产迁往他处。假若如此，与海上民族相比，赫梯人的宿敌卡什卡人更有可能是毁坏它的罪魁祸首。不过城市的毁灭，很可能是在赫梯帝国因干旱、饥荒和国际商路中断等其他因素导致国力严重衰弱之后发生的。

同类解释或许也适用于位于哈图沙附近的其他三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著名地点：阿拉卡土丘（Alaca Höyük）、阿里沙（Alishar）和马萨特土丘（Masat Höyük）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三处大约在同一时期毁于大火，可是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是卡什卡人、海上民族还是其他什么人干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梅尔辛（Mersin）和塔尔苏斯也被摧毁，可是后来都得以重建，再次有人居住。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距哈图沙西部不远处的卡拉奥格兰（Karaoglan）也在此时遭到破坏，遭毁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尸体，可谁是罪魁祸首仍不清楚。

安纳托利亚再往西处的毁坏相对较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事实上，澳大利亚学者特雷弗·布赖斯（Trevor Bryce）指出：“（安纳托利亚）遭到毁灭的地点似乎都局限在马拉萨尼提亚（Marassantiya）河以东地区……再往西是没有此类毁灭证据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赫梯世界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遭到破坏，多数地方只是被废弃而已。”

特洛伊

公元前12世纪初在西部唯一毁于火灾的地点是特洛伊，特洛伊VIIA地层尤为严重，这里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辛辛那提大学考古学家卡尔·布利根曾将此处毁灭的时间定为大约公元前1250年，可研究迈锡尼陶器的著名专家佩内洛普·芒乔伊（Penelope Mountjoy）现在已经将遭毁日期重新定于公元前1190年至前1180年之间。我们之前曾详细讲过，这座城市是在特洛伊VIh地层的废墟之上重建起来的，VIh地层或许毁于早在公元前1300年的一场地震。因此，原来建在特洛伊VI地层上的一些大房子此时有了分隔墙，原来的一户之家现在住上了好几户。布利根认为这些民居是城市遭到围攻的证据，可芒乔伊却认为，当时的居民试图从地震中恢复，他们在废墟之上搭起了临时棚屋。不过，这座城市最终还是遭到了围攻，证据是由布利根和其后在此发掘的蒂宾根大学的曼弗雷德·科夫曼发现的，科夫曼于1988年至2005年在这座遗址上进行考古发掘。

两位发掘者在特洛伊VIIA地层的街道上发现了尸体和嵌在墙上的箭头，他们因而确信此城毁于战火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特洛伊下城已湮没无闻许久，之前曾被许多发掘者错过，可最终被科夫曼等考古学家发现，科夫曼曾这样描述：“我们发现了燃烧和灾难的证据。另外还有骷髅，比方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女孩的遗骨，我估计她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半埋在土中，双脚被火烧焦……那曾是座遭到围困、有过防御自卫的城市。他们输掉了战争，显然是被打垮的。”

然而，这次毁灭的时间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战争所述时间不符，我们难以将罪责推到迈锡尼人头上，除非有这么一种情况，那就是迈锡尼的军队全员出动远征特洛伊，他们位于希腊本土上的宫殿才遇袭被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事实上，芒乔伊认为摧毁VIIA地层上特洛伊文明的是海上民族而非迈锡尼人，这与仅过3年之后拉美西斯三世的说法十分相符，可她也无法提出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一切仍只是猜测而已。

希腊本土上的破坏情况

如果迈锡尼人并没有参与特洛伊VIIA城的破坏，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也遭到了袭击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学者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迈锡尼、梯林斯、米狄亚、皮洛斯、底比斯以及希腊本土上的许多迈锡尼城市大致在同一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和前12世纪初遭到了毁灭。事实上，近期由英国考古学家盖伊·米德尔顿（Guy Middleton）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描绘了一幅公元前1225年至前1190年希腊本土惨遭破坏之后的荒凉景象：“阿尔戈利斯（Argolid）和科林西亚（Corinthia）地区的迈锡尼、梯林斯、卡辛格里（Katsingri）、科拉库和伊里亚……拉科尼亚（Lakonia）的莫内莱恩（Menelaion），麦西尼亚的皮洛斯，阿哈伊亚（Achaea）的泰科斯迪马昂，彼奥提亚（Boeotia）和福基斯（Phokis）的底比斯、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格拉（Gla）……和克里萨（Krisa）都曾遭受毁灭，而下列地点却似乎是仅遭遗弃而未被破坏：阿尔戈利斯和科林西亚的巴尔巴蒂（Berbati）、普罗希姆纳（Prosymna）、齐高利斯（zygouries）、戈尼亚（Gonia）、特松吉扎（Tsoungiza）；拉科尼亚的圣斯蒂芬诺斯（Ayios Stephanos），麦西尼亚的尼科里亚（Nichoria）；阿提卡的布劳隆（Brauron），彼奥提亚和福基斯的欧特里西斯（Eutresis）。”米德尔顿进一步指出，公元前1190至前1130年之间在迈锡尼、梯林斯、勒夫坎地（Lefkandi）和奇诺斯（Kynos）有着更多的破坏。

卡尔·布利根和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梅布尔·朗（Mabel Lang）早在1960年曾写道，这似乎是“迈锡尼历史上的一段暴风骤雨般的时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迈锡尼卫城内外都遭到焚烧，破坏范围巨大。同样的灾难也在梯林斯降临。底比斯的宫殿或许也在同一时期遭到抢劫与焚毁。许多其他定居点也遭到毁坏遗弃，再也无人返回居住，其中为人熟知的有巴尔巴蒂……普罗希姆纳……齐高利斯……以及一些更小的地方”。很明显，当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事件，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早在公元前1250年就已开始的分崩离析的终曲而已。例如，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杰里米·拉特（Jeremy Rutter）就认为：“这些宫殿的毁灭绝不是什么预示地中海地区世纪危机即将来临的不可预见的灾难，而是从公元前13世纪中叶就已开始的长久困扰迈锡尼世界的动荡时期的高潮。”

皮洛斯（Pylos）

皮洛斯宫殿的遭毁时间原本被考古发掘者判断在约公元前1200年，而现在这个时间被定在公元前1180年左右，其原因与特洛伊VIIA地层遭毁时间的判定理由相同，也就是说，人们对遗址中发现的陶器重新进行了日期判定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里的破坏一般被认为是暴力所致，部分原因是原址最后几个地层中有不少燃烧痕迹，遭毁之后这里显然遭到了遗弃。在1939年皮洛斯宫殿的第一期发掘中，布利根曾指出：“当时的火情一定非常严重，因为很多地方的室内墙壁都熔化并形成奇形怪状的东西，石头变成了石灰，在黑色炭化了的垃圾和覆于地板上的灰烬上有一层厚厚的、又细又干的、焚烧过的红土，想必是原来上层建筑材料中的粗制砖块分解后的残留物。”

之后的发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最初印象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美国古典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前主任、辛辛那提大学的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所言：“主建筑遭遇的火灾强度非常高，档案室中带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遭到火焚，有些库房中的陶罐居然烧化了。”布利根本人在1955年写道：“环顾四周……火灾的鲜活证据重见天日。建筑石墙时使用了大量的巨木，这为烈焰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燃料，整个建筑结构化为一堆齑粉，大火的热度足以煅烧石块，甚至将黄金装饰熔化。”

遗址中发现的带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中记载，在此处有人居住的最后岁月里，这里安排有“海上观察者”（watchers of the sea），有些早期学者据此提出假说，认为这些人在等待并提防着海上民族的到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这些泥板上到底记录的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即使皮洛斯的居民一直观察着海上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观察的原因是什么，观察的对象又是什么。

总之，皮洛斯的宫殿毁于大约公元前1180年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是什么人（或什么事件）引起的火灾我们并不清楚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此时毁灭的其他地点一样，我们无法确定使之覆灭的是人祸还是天灾。

迈锡尼

迈锡尼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约前1250年）时遭到了一场巨大的破坏，原因可能是一次地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大约在公元前1190年或之后不久，它又遭到了第二次破坏，其原因还不清楚，可这次破坏标志着迈锡尼城作为一大强权走到了尽头。

这次破坏有着被火焚毁的痕迹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迈锡尼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已故教授斯皮罗斯·亚科维迪斯（Spyros Iakovidis）曾谈道：“在祭祀中心，聪塔斯（Tsountas）之宅，西南建筑的一部分，帕纳贾之宅II（Panagia House II）……或许还有王宫，都局部地，并且不一定同时地，燃起一阵大火。”例如，在祭祀中心，“烈火的强度反而使得这些墙壁保持了原始状态，尽管有些偏离方位”。

在城堡里的砌道附近有个废弃场，发掘者在那里发现了一大堆瓦砾，包括“煅烧过的石头、火焚过的泥砖、块状的灰烬和炭化了的木梁”，这些东西“堵住了东南边房间的大门，在东北边的平台护墙下堆了近两米深”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平台护墙本身“也被造成破坏的炽热大火烧得变了形，在许多地方达到了混凝土的硬度”。考古发掘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这堆瓦砾来自平台上的所有建筑的泥砖墙，这些墙壁“在熊熊烈焰中”垮了下来。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造成上述破坏的原因，我们难以知晓其起因是侵略者、内乱，还是一起事故。

迈锡尼发掘者、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学者伊丽莎白·弗伦奇（Elizabeth French）认为：“无论起因如何，‘公元前1200年大破坏’（1200 Destruction）之后，迈锡尼城堡马上就变得一团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我们所见，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无法使用了。火灾和坍塌现象十分广泛，我们还有证据证明西坡处有大片区域被一层泥水覆盖，我们猜测废墟之上又下了大雨。”然而，弗伦奇和亚科维迪斯都曾指出，这些都不是迈锡尼终结的标志，因为灾难之后马上就又有人再次居住于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正如亚科维迪斯所言，这“是一个财政紧缩与衰败加速的时期，可并非危险与苦难并存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亚科维迪斯进一步称：“从考古发掘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公元前12和前11世纪有着各种规模的迁徙或入侵，也没有地区动荡，迈锡尼并未遭遇暴力终结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该地区从未……遭弃，可在当时，由于外部和远在他方的原因，这里的城堡已经失去了其政治和经济意义。它所拥有和代表的纷繁复杂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崩溃，创造这种体系的权力机构已经无法维持下去，衰败大势不可挽回，在衰败过程中这里慢慢崩塌，逐渐沦为废墟。”换句话说，根据亚科维迪斯的说法，我们不清楚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将迈锡尼大部分烧毁的火灾的原因，可是他有意对入侵或其他突发事件的说法避而不谈，主张说接下来几十年间此处因为宫殿体系的崩溃和远程贸易的衰落而逐渐灭亡。其他考古学家近期所做的研究或许可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梯林斯（Tiryns）

梯林斯位于距迈锡尼仅有几公里处的希腊本土阿尔戈利斯地区，对此处的考古发掘自19世纪末海因里希·谢里曼开始一直在进行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大多发掘者都记录了此处的破坏证据，最近的记录者是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约瑟夫·马朗（Joseph Maran）。

在2002年和2003年，马朗继续对两座建筑进行发掘，这两座建筑是梯林斯遗址下城堡（Lower Citadel）的建筑XI和建筑XV，此处有一部分已经被其前任克劳斯·基利安（Klaus Kilian）发掘出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据称，这两座建筑在被毁之前只使用了很短时间。在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年或之后不久的残骸中，他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文物，文物中有一个带有楔形文字铭文的小象牙棒，这个物件是由一个在梯林斯居住的外国人从国外带入的，或是由他制造并使用过的。

马朗认为，这次破坏来自“一场突袭梯林斯的灾难……（这次灾难）摧毁了宫殿和下城堡的居民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在某些建筑上所见的“高低起伏的墙壁”推断，此次破坏的原因可能是一次强烈的地震，这与基利安之前提出的观点一致，而“近来对邻近的米狄亚的发掘证明了这种解释”。

基利安一直认为摧毁梯林斯的是一次地震，这次地震也影响了阿尔戈利斯地区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其他几个地点，其他考古学家如今也对此假说表示赞成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基利安曾写道：“证据包括带有倾斜和弯曲的墙壁和地基的建筑残骸，以及被倒塌的房屋墙壁砸死并掩埋的尸骨。”

我们上文也曾提到，迈锡尼约在公元前1250年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破坏，那次破坏或许就是由地震造成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希腊多处都曾遭到一次或多次地震破坏，地点不只是阿尔戈利斯地区的迈锡尼和梯林斯，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讲述。

可是，仍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的证据最终表明，梯林斯当时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之后又有人居住于此，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某些地方，尤其是下城，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建。

塞浦路斯的破坏情况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人们也一直将约公元前1200年青铜时代塞浦路斯发生的破坏归咎于海上民族，这种情况曾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30多年前，塞浦路斯岛古器物部主任瓦索斯·卡拉耶奥吉斯（Vassos Karageorghis）曾写道：“塞浦路斯II时代晚期即将到来之时（即约公元前1225年）……和平条件即将发生改变。对于赫梯人对塞浦路斯拥有控制权的这种颇为自负的说法，其准确性我们无法全然接受，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那就是苏庇路里乌玛二世统治之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不会那么太平。”

卡拉耶奥吉斯还认为，“迈锡尼帝国”（他对迈锡尼的称呼）崩溃之后，“大批难民”离开希腊本土，他们成了掠夺者和冒险家，最终与其他人一起于大约公元前1225年到达了塞浦路斯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将当时在塞浦路斯位于东部海岸的基提翁（Kition）、恩科米（Enkomi）等主要地点发生的破坏，连同在马阿—帕莱奥卡斯特洛（Maa-Palaeokastro）、卡拉瓦索斯—圣季米特里奥斯（Kalavasos-Ayios Dhimitrios）、辛达（Sinda）和马罗尼（Maroni）等处发生的情况归咎于这些人。

马阿—帕莱奥卡斯特洛这个小地点尤其有趣，因为这里正是在这段动荡时期（即临近公元前13世纪末的时候）兴建起来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对此处进行发掘的卡拉耶奥吉斯将其描绘成“建在西海岸一个海岬之上的一座设防的（军事）前哨”。他指出，此处位于三面环海、两侧陡崖的岬角之上，防御位置得天独厚，因此只需在与大陆连接处设防即可。他认为，这个前哨是由来自爱琴海的入侵者建立的，他们随后从这个“飞地”出发对恩科米和基提翁发动了袭击，最后反而被来自地中海的第二波移入者于大约公元前1190年摧毁，这一波移民随后在岛上建立了永久居住点。

卡拉耶奥吉斯认为，类似的飞地或前哨也在辛达和皮拉—科基诺克勒莫斯（Pyla-Kokkinokremos）等塞浦路斯定居点建立起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比方说，他指出，带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辛达（位于距恩科米以西的内陆）就在约公元前1225年遭到强力摧毁。之后又有人在这个遭到焚毁的地层上直接铺设了新的地板，建造了新的建筑，建造者可能正是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入侵者。

然而，这些毁灭与重建的时间，与麦伦普塔在公元前1207年和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177年描述的海上民族之侵时间相比，还是太早了些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卡拉耶奥吉斯认为，在海上民族到来之前，还有一波好战民族从爱琴海地区入侵塞浦路斯，这个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1225年。之后到来的海上民族的遗迹可在恩科米的考古发掘中见到，恩科米位于塞浦路斯海岸，人们在此“发现了第二次破坏的证据……有学者将这个破坏与海上民族的入侵联系起来”。卡拉耶奥吉斯称，这第二次破坏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190年。

可是，现在并无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是谁造成了公元前1225年与前1190年间在塞浦路斯各处发生的种种破坏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很有可能的是，图特哈里和赫梯人至少造成了大约公元前1225年发生的某些破坏，毕竟他们也声称大概在这个时间曾经袭击并占领过塞浦路斯。此外，我们根据苏庇路里乌玛二世在其记录中的说法还可得知，他在统治期间（他约在公元前1207年登上王位）也对塞浦路斯岛发动过袭击。因此，在这段动荡时期对塞浦路斯造成最大程度破坏的可能是赫梯人，而非海上民族。一份由塞浦路斯（阿拉西亚）总督送出的文件似乎说明，来自乌加里特的船只也可能造成过一些破坏，此外，至少部分破坏或许是由一次或数次地震造成的。考古发掘者在恩科米发现了一些被建筑巨型构件上的泥砖砸死的儿童尸体，这似乎说明他们死于自然之力而非人为袭击。

这些情况拓展了卡拉耶奥吉斯的设想，从而形成了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不断演变的更为复杂的情景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就连卡拉耶奥吉斯本人也很快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在每个遭到破坏的地点只发生了一种破坏，而非两种，而且破坏发生在公元前1190年至前1174年之间，而非从公元前1225年开始的。在有关这段时期的最近的历史著作中，英国学者路易丝·斯蒂尔（Louise Steel）曾写道：“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迈锡尼的宫殿倒塌之后迈锡尼人对塞浦路斯（及地中海南部的黎凡特地区）殖民的时期。然而……这并非将迈锡尼文化强加在岛民身上那么简单。相反……史料显示，那里存在着各种影响的融合，这些影响反映了塞浦路斯时代晚期的文化认同有着兼收并蓄的特征。迈锡尼（或称爱琴海）文化并没有简简单单地从爱琴海移植到塞浦路斯，而是与塞浦路斯本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斯蒂尔还对卡拉耶奥吉斯的种种论断以及爱琴海地区向塞浦路斯殖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例如，她并未将马阿—帕莱奥卡斯特洛及卡拉瓦索斯—圣季米特里奥斯等地视作外国人或爱琴海人的“设防前哨”，而是认为考古证据似乎更倾向于将其视作当地塞浦路斯人的要塞，建立这些要塞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商品——尤其是金属在港口城镇与塞浦路斯内地之间的流动”。她进一步指出：“传统上，人们将马阿—帕莱奥卡斯特洛解释作早期的爱琴要塞，这种解释尚未经过严格验证。”她认为马阿—帕莱奥卡斯特洛及卡拉瓦索斯—圣季米特里奥斯两处实际上可能是塞浦路斯当地人的要塞，大约在同一时期的人们在克里特岛上修建的防御据点和它大同小异。

爱丁堡大学学者伯纳德·纳普（Bernard Knapp）等其他学者近期认为，充斥在早期学术文献中所谓的“迈锡尼殖民”中其实既没有迈锡尼人，也不存在殖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相反，那是一个文化混合时期，塞浦路斯、爱琴海和黎凡特物质文化中的方方面面都经过适应与改造，以形成一个新的精英社会认同。换句话说，我们在此再次看到了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反映了青铜时代崩溃前夕各种影响的多元性。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参考一下保罗·奥斯特伦（Paul Åström）对他在哈拉·苏丹清真寺（Hala Sultan Tekke）所在地的考古发掘的评论，发掘地位于塞浦路斯海岸现代城市拉纳卡（Larnaka）附近，他将其描述为“一座部分遭到破坏、被匆忙遗弃的城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此，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或之后，“庭院中杂乱地丢着东西，贵重物品则藏在地下。很多青铜箭头——有个箭头嵌在一座建筑物的一面墙上——和数不胜数的投石索铅弹散落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战争的有力证明”。遭到敌人袭击的明显例证很少，这是其中之一，可这些敌人并未留下象征其身份的东西，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近来对哈拉·苏丹清真寺的潟湖所做的科学研究证明，这一地区在同一时期很可能遭受过严重干旱的影响，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正经受重新评估，传统的历史模式也正在被推翻，或者至少正在受到质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公元前1200年之前或之后的塞浦路斯明显遭到过破坏，可谁是破坏的罪魁祸首仍不明了，或许是赫梯人，或许是来自爱琴海的入侵者，或许是海上民族，甚至是地震。也许我们见到的考古记录不过是那些从破坏中受益，并在完全或部分废弃的城市或居民点上定居的人们的物质文化，而不是那些实际破坏者的物质文化。

不管怎样，塞浦路斯似乎逃过了这些破坏几乎毫发无伤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岛屿在公元前12世纪的剩余时间和公元前11世纪都十分繁荣兴盛，证据包括《温纳孟游记》（ The Report of Wenamun）在内的埃及文献，这个报告讲述了一位埃及祭司兼使者在约公元前1075年在塞浦路斯遭遇海难的故事。然而，塞浦路斯的回光返照不过是其政治和经济组织戏剧性重建的结果，这使得这座岛屿及其政体得以维持下来，直到大约公元前1050年末日来临。

埃及战事与后宫密谋事件

让我们暂时再回到埃及，这里的情况与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地区的其他地点情况相似，然而也有不同之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埃及人结束公元前13世纪的方式相对高调，他们在公元前1207年麦伦普塔统治时期击退了海上民族的第一波攻势。在塞提二世和之后的塔沃斯塔王后统治下，公元前12世纪的开端十分平静，可时至拉美西斯三世即位的公元前1184年，局势变得混乱起来。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5年和第11年，他和邻邦利比亚打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本书一直探讨的他与海上民族的那几场战争就是在这两年之间，即他在位的第8年里爆发的。在他统治的第32年——公元前1153年，他遇刺身亡。

刺杀拉美西斯三世的故事在许多文献上都有记载，篇幅最长的当属都灵法庭档案（Turin Judicial Papyrus）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人们认为这些文献之间或许是互有关联的，或许最初都是同一个4米多长的纸莎草卷轴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文献都和受到指控的刺客的审判有关，埃及学者将这一事件称为“后宫密谋事件”（Harem Conspiracy）。

密谋事件似乎与地中海东部此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毫不相关，只是一位后宫偏妃谋划出来，好让她的儿子继承拉美西斯三世王位的阴谋而已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受到指控的同谋多达40人，既有后宫人员又有王室官员，他们被分为四组受审。不少人被判有罪，接受死刑判决，还有数人被迫在法庭上自杀身亡。偏妃和她的儿子就在死刑犯之列。

尽管人们知道拉美西斯三世在判决下达之前就死掉了，可这些文献中对后宫密谋成功与否说得并不清楚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不过，此事近来已真相大白，密谋显然是得逞了。

拉美西斯三世的木乃伊早已名闻天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原本被葬于帝王谷他自己的陵墓中（编号KV11），可是后来为了安全起见，随着一批王室木乃伊一起被祭司转移了。1881年，所有这些木乃伊发现于哈特谢普苏特停灵庙附近的戴尔·埃尔—巴哈里秘藏处。

2012年，埃及学家和法医学家对拉美西斯三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解剖结果称他是遭割喉而亡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造成伤口的利刃刺入喉部下方一点的脖颈处，一直刺入颈椎，切开了他的气管，斩断了此处的所有软组织，使他瞬间毙命。在之后的防腐过程中，伤口上被放置了一个“荷鲁斯（Horus）之眼”护身符，目的是为了保护或者帮助伤口愈合，可已经来不及保全这位国王在阳世的生命了。另外，为了遮住伤口（70毫米宽），他的脖子上还围了一圈厚厚的亚麻围脖。科学家通过X光分析，透过厚厚的亚麻布才看到了让这位国王死于非命的伤口。

与拉美西斯三世木乃伊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具18至20岁的男性尸体，一直被人称作“男子E”（Man E）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具尸体被裹在色泽混杂的山羊皮中，被草草制成木乃伊，据DNA检测，他可能是拉美西斯三世的儿子，或许就是那位参与密谋的王子。扭曲的面部与喉部伤口等法医检测结果表明，他可能死于扼杀。

拉美西斯三世死后，埃及新王国的真正荣耀走向了终结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第二十王朝在公元前1070年终结之前还有过八位法老，可未有一人成就过伟业。当然，从地中海东部其他地区风起云涌的局势来看，假若他们有所成就，那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末代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确也有这样的念头，他派使者温纳孟前往比毕布勒（Byblos）购买黎巴嫩雪松，谁料他在大约公元前1075年的返航路上在塞浦路斯遭遇了海难。

小结

尽管我们明确知道公元前13世纪末和公元前12世纪初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有着大规模的破坏，可是破坏的罪魁祸首是谁，或者是何事件，至今仍不明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中甚至还有对称作“迈锡尼IIIC1b”的陶器生产者的认定，这种陶器出现在地中海东部约公元前1200年破坏之后的众多地区，包括乌加里特附近的伊便汉尼角和巴塞特角。这种陶器之前曾被认为是迈锡尼人所制，他们在位于希腊本土的家乡和城市遭到破坏之后向东逃亡至此，现在的观点则认为它们似乎是在塞浦路斯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被制造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真正的爱琴海陶器停止进口之后。

对于乌加里特附近伊便汉尼角的新居民现象，卢浮宫博物馆的安妮·科贝（Annie Caubet）称：“当然，有人在这个地点以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方式重新住了下来，这个现象不容置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有待证明的是，这些居民是海上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破坏之后返回故土的本地人口。”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在这一时期还有其他创新，比如建筑中料石圬工（ashlar masonry）技术的使用，以及丧葬仪式和陶瓶类型创新，这些创新或许可以表明这些地区与爱琴海地区有联系，甚至有流离失所的爱琴海人存在于此，可是，爱琴海风格与爱琴海人并不一定有着直接联系，因此这些或许只是当时全球化的表现而已，即使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局势动荡，可这种全球化现象依然存在。

至于这一时代终结的原因，或许并不只是埃及人记载中游荡的掠夺者——我们现在所谓的“海上民族”——的破坏而已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海上民族常被早期学者指责为这一广大地区文明终结的元凶，当年或许并不一定是罪魁祸首，他们或许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探讨。

终章大难来临的“完美风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现在终于到了一解谜团的时候了，我们会将所有不同的证据和可以获得的线索集中在一起，或许这样可以解释青铜时代晚期稳定的国际体系为何在撑过几个世纪后会突然崩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我们需要要用开放的心态，采用不朽的侦探福尔摩斯所谓的“科学运用想象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与实际最接近的选择出来”。

首先，回顾过去我们不难看出，有关海上民族以及所谓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崩溃说”或“灾变说”，在上个世纪一直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话题，学者们在种种探讨之中往往将这两个话题联系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尤为如此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1985年，南希·桑达斯（Nancy Sandars）出版了其专著的修订版，书名简明扼要，就叫《海上民族》（ The Sea Peoples）；1993年，罗伯特·德鲁兹（Robert Drews）也出版了专著《青铜时代之末》（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专门针对这些话题举办的学术会议或研讨至少有两次，分别是在1992年和1997年，此外还有许多专著、论文及会议对这些话题略有涉及。可是，正如本书一开始提到的那样，过去数十年里我们已经发现了丰富的新数据，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们的理解，来探讨海上民族以及他们如何使一个辉煌文明的时代走向终结。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需要要承认，我们不能完全明确是谁或什么事件使得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王国和帝国走向灭亡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约在公元前1180年被毁的皮洛斯的涅斯托耳宫殿（Palace of Nestor）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有位学者近来承认：“有人认为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来自王国之外，还有人认为是皮洛斯人自己起来反抗国王的统治。原因究竟是什么仍无法确定。”

其次，我们需要要承认，导致3000多年之前这些众多互有联系的社会崩溃的原因，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近来学者们提到的罪魁祸首包括“来自外邦的敌人袭击、社会暴动、自然灾害、体系崩溃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变化”。因此，正如学者们在过去大约80年里所做的那样，我们需要再花一些时间重新考虑一下种种可能的原因。然而，现有证据能否支撑种种假设，我们还应客观地加以考虑。

地震

比方说，从乌加里特的最初发掘者克劳德·舍费尔的时代起，就一直有人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些城市是直接或间接毁于地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费舍尔认为乌加里特的最终毁灭是由地震造成的，因为他发现了在遥远的过去撼动这座城市的一次地震的明显迹象。举例说明，从舍费尔发掘现场的照片来看，长长的石墙变了形，这是地震破坏的标志之一。

然而，现在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将这次在乌加里特发生的地震日期定在了公元前1250年或其后稍晚一点的时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此外，有迹象表明，在地震与城市最终覆灭的几十年间有过整修复苏的活动，因此人们现在认为，地震只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损坏而已，并未将其完全摧毁。

不可否认的是，将毁于地震的城市与毁于人为活动和战争的城市区分开来并非易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对于破坏性地震的特征，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能够找到几种标志。这包括倒塌了的、经过修补或加固的墙壁，压碎了的人体骨骸或者埋在废墟之下的遗体，倒塌后呈平行排列的柱子，拱廊和门道上脱落的拱顶石和产生与平时不同角度倾斜或者从原位置偏移的墙壁。与之相比，毁于战争的城市通常会在废墟里出现各种武器。例如，位于以色列的阿费克（Aphek）毁于近公元前13世纪末，考古发掘者在其遗址上发现了嵌在墙壁里的箭头，与特洛伊VIIA地层上的情况如出一辙。古地震学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希腊、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大多地区都曾遭到一系列地震的袭击，这些地震始于大约公元前1225年，直到前1175年左右才平息下来，历时长达50年之久。舍费尔发现并描述的乌加里特地震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众多在此时期发生的地震中的一次。这一系列古代地震如今被称为“地震暴”，一个地震断层不断发生断裂，从而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触发了一系列地震，直到断层线上的所有压力全都释放出来才平息下来。

爱琴海地区此时遭到地震袭击的地方有迈锡尼、梯林斯、米狄亚、底比斯，皮洛斯、奇诺斯、勒夫坎地、莫内莱恩、色萨利的卡斯塔纳斯（Kastanas）、科拉库（Korakou），普洛菲蒂埃利亚斯（Profitis Elias）和格拉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地中海东部的不少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有被地震破坏的迹象，这些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的特洛伊、卡拉奥格伦（Karaoglun）和哈图沙，黎凡特的乌加里特、美吉多、阿什杜德和阿卡以及塞浦路斯的恩科米。

今日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遭受地震袭击，倒塌的建筑物会把人压死并掩埋在瓦砾之中，古时发生地震也是如此，在对青铜时代晚期被地震摧毁的城市的考古发掘中，至少有19具遗体被发掘出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例如，在迈锡尼城堡以北200米处的一座房子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三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的遗骨，他们是被地震中倒塌的石块压死的。在阿特柔斯宝库（Treasury of Atreus）以北山脊西坡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一位中年女子的遗骨，她的头骨被掉落的石头砸得粉碎，发掘人员在主室和前厅之间的过道上发现了那块石头。人们还在梯林斯卫城里的建筑物X（Building X）倒塌的墙下发现了一位女子和一个孩子的遗骨，防卫城墙附近出土了两具人类尸骨，他们死于地震并被掩埋在从墙上落下的碎石之下。同样，在附近的米狄亚也发现了人类尸骨，其中包括一位年轻女子的遗骨，其头骨和脊椎被落下的石块砸碎。

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地震无疑造成了严重破坏，可是单凭地震本身就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崩溃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些地方在地震之后显然又住上了人，而且至少部分得以重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比方说，迈锡尼和梯林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尽管这两座城市在遭到地震袭击之后，城市功能再也没有达到震前水准。因此，要知晓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文明终结的原因，我们需要要放眼别处，去寻找一个不同的，或许是互补的解释。

气候变化、旱灾和饥荒

有些学者，特别是那些既想找到青铜时代晚期终结的原因，又想一探海上民族为何开始迁徙的学者还提出过一个解释，那就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干旱”这种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饥荒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考古学家提出的这些理论往往是理论发表的时代甚至年代的反映，可是这些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之末可能存在气候变化的假说有着先见之明，比目前有关气候变化的流行话题领先数十年。

比方说，许多早期学者一直认为是干旱迫使海上民族从地中海西部地区迁徙到东部地区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据他们推测，发生在欧洲北部的一次干旱迫使那里的人口向南迁至地中海地区，致使原本居住在西西里岛、撒丁岛、意大利甚至爱琴海地区的人们流离失所。这种假设的情况或许还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引发了远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各民族的迁移。至于旱灾引发人类大规模迁移的例子，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情况，当时的旱灾引发了臭名昭著的“黑色风暴”（Dust Bowl），许多人被迫从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迁往加州。

这种迁移形式常被称为“推拉式”（push-pull）移民，因为有不利条件“推动”居民离开故土，而目的地则有种种吸引新移民的有利条件，将他们“拉”往那个方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英国考古学家盖伊·米德尔顿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条件可以视作对“留守”和“能力”这两个范畴的补充：有些因素让人们渴望留守在自己的家园，还有一些因素与能否移民的能力有关，这些能力包括航海知识、通行路线等等。

主张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地区文明终结源于旱灾最著名的观点是在约50年前提出的，来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考古学教授里斯·卡朋特（Rhys Carpenter）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出版了一部非常简短却影响巨大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持续干旱是导致迈锡尼文明崩溃的原因，这次严重干旱对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其观点的基础在于，随着青铜时代的终结，希腊本土似乎出现了人口骤降现象。

可是，后来的考古勘察和发掘表明，人口下降并没有卡朋特想得那样严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相反，铁器时代的人口有向希腊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这或许与出现干旱的情况关系不大。如此一来，卡朋特这个富于创意的理论也就半途而废了，不过新的数据（见下文）或许能够让它“起死回生”。

暂且撇开旱灾，我们再来谈谈饥荒的问题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长久以来一直提到这么一个话题，有些书面文本只谈到了青铜时代末的赫梯帝国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区的饥荒和粮食需求问题。这些学者也曾正确地指出，该地区发生的饥荒并非青铜时代晚期最后岁月里的特有现象。

比如说，在几十年前的公元前13世纪中叶，有位赫梯女王就曾写信给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称“我的土地上没有粮食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此后不久，赫梯人派遣一支使团前往埃及，以求获得大麦和小麦并将其运回安纳托利亚，这一举动或许与那次通信有关。在埃及法老麦伦普塔的一段铭文中，他称他“已令粮食装载入船，让赫梯土地上的人民活命”，这进一步证实，公元前13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赫梯人的土地上出现了饥荒。发自赫梯都城的更多信件证明，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危机依然在延续，其中有封信的作者反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土地上曾有过饥荒吗？”

在乌加里特发现的一些信件中提到了将大量谷物迅速发往赫梯的情况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一封赫梯国王发给乌加里特国王的信件中特别提到了运输两千舱位大麦（或谷物）的情况。赫梯国王在信件末尾异常激动地称“此乃关乎生死的大事”。另一封信同样关注粮食运送，不过这封信还请求同时送去多艘船只。这使最早的发掘者提出假设，认为这是对海上民族入侵的反应，这种情况或许发生过，也可能没有。公元前12世纪初，乌加里特末代国王阿穆拉匹也收到过来自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二世的几封信，其中一封怒斥他发来的救急食品到达得太迟，这些信件写于赫梯最终灭亡不久前的几年间。

特拉维夫大学的伊塔马尔·辛格（Itamar Singer）相信，在公元前13世纪的最后几年，以及前12世纪的最初几年，饥荒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影响的地区要远远广于安纳托利亚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根据文字和考古证据判断：“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行将结束之时，气候灾变影响了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他可能没说错，因为在叙利亚北部的乌加里特乌尔特努之宅中发现的信件中有一封提到，叙利亚内陆城市埃玛尔在公元前1185年被毁时正值饥荒肆虐。这封信显然是由乌尔特努驻该城市商行中的某个人写的，相关内容如下：“您的（即称我们）宅子里闹了饥荒，我们都会死于饥饿。您若无法速来，我们都会饿死。您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一个活人。”

就连乌加里特本身似乎都未能幸免，乌尔特努之宅中发现了一封麦伦普塔的来信，信中专门提到“埃及送来粮食，以解乌加里特饥荒”，有一封某位乌加里特国王写给一位不明身份收件人（或可能是位身份颇高的王室成员）的信，称“我（这里），很多人（遭遇了）饥荒”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还有一份文件是推罗（位于今黎巴嫩沿海地区）国王写给乌加里特国王的。文中告知乌加里特国王，他满载粮食从埃及返回的船遇到了风暴：“你派往埃及的船只在推罗附近遭遇强大风暴死掉了（遭遇了海难）。它被打捞上岸，救援船的船主（或船长）带走了罐子里所有的粮食。可是我从救援船的船主（或船长）那里将他们所有粮食、所有人和所有财物带走，已经将（这一切）归还给了他们。而（现在）你的船停靠在阿卡，有人看管，可已清空。”换句话说，这艘船不是去寻求避难的，就是遇险之后被成功打捞上来的。无论如何，船上的船员和粮食都安然无恙，等待着乌加里特国王的号令。船本身似乎停泊在了港口城市阿卡，今天的人们可以坐在当地一家宜人的海滨餐厅里，遥想一下三千多年前的喧嚣熙攘。

可是这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绵延数十年的饥荒究竟是何种原因，或是哪几种原因的组合导致的，现在仍未可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人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战争和虫灾，可是伴随干旱而来的气候变化更有可能是青翠大地变成干旱不毛的半荒漠状态的原因。直到最近，只有在乌加里特和其他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现的、有着饥荒报告的文献提供了干旱或气候变化的潜在证据，可就连这种证据也是间接的。正因如此，学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不过，近来这个话题有了新的进展，包括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é de Toulouse）的大卫·卡涅夫斯基（David Kaniewski）和埃莉斯·范·凯姆帕（Elise Van Campo），以及耶鲁大学的哈维·韦斯（Harvey Weiss）在内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公布的调查结果称，他们可能获得了公元前13世纪末直至公元前12世纪初发生在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变化和干旱的直接科学证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们的研究起初认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行将结束之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终结可能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现在，他们扩大了这个范围，认为同样的情形可能也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

这个研究小组使用的数据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泰勒特温尼（古称吉巴拉），他们指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结束之时，该地区可能发生了“气候不稳定现象和严重干旱”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对附近冲积层里提取出的花粉进行研究，发现“从公元前13世纪末／12世纪初直至公元前9世纪，叙利亚的地中海地带形成了更为干燥的气候状况”。

卡涅夫斯基的团队日前还发布了塞浦路斯在同一时期或许发生过旱灾的其他证据，这是他们分析了“拉纳卡盐湖群”（Larnaca Salt Lake Complex）的潟湖系统中提取的花粉后的结果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个盐湖群位于由哈拉·苏丹清真寺遗址上。他们公布的数据说明，这一地区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和铁器时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50年“发生过重大的环境变化”。此时，哈拉·苏丹清真寺周围的地区（青铜时代晚期早些时候曾是塞浦路斯的一个主要港口）的地貌“呈现出更为干旱的景象，降水和地下水严重不足，可能难以维持该地区农业的持续发展”。

如果卡涅夫斯基及其同事的分析是正确的话，他们就已经得到了学者们一直在苦苦寻求的导致青铜时代晚期之末那场旱灾的直接科学证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事实上，他们的结论是，从叙利亚沿海和塞浦路斯沿海得到的数据强有力地表明：“青铜时代晚期发生的危机与大约3200年前持续了300年左右的干旱事件的发端不谋而合。这次气候变化导致了庄稼歉收、食物短缺和饥荒，进而引发或加剧了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发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及亚洲西南部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局部地区发生了人类迁移。”

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布兰登·德雷克（Brandon Drake）对此进行了独立研究，他为卡涅夫斯基及其团队增加了新的科学数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在《考古科学期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新证据，这些证据全都支持这一观点，那就是铁器时代早期要比之前的青铜时代更为干旱。其一，从以色列北部索雷克洞穴（Soreq Cave）沉积物中提取的氧同位素数据表明，在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间年降水量较低。其二，从希腊西部武尔卡里亚湖（Lake Voulkaria）中的花粉岩心采样中提取的稳定碳同位素数据表明，生活在这段时间的植物逐渐适应了当时的干旱环境。其三，地中海沉积物的岩心采样说明当时海水表面的温度有所下降，这可能进而造成了陆地上降水的减少（因为海陆之间的温差减小）。他认为，尽管“难以直接找到气候变得更为干旱的时间点”，可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250—前1197年之前，而这恰恰正是本书讨论的时间段。

他还认为，在迈锡尼宫殿群中心崩溃前不久，北半球气温的急剧上升可能导致了干旱，不可如此，这些宫殿群中心遭到遗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气温度骤降的现象，这说明气温是先升高而后突然降低，从而造成了“比希腊黑暗时代更凉爽、更干旱的气候状况”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德雷克指出，这些气候变化（包括因公元前1190年之前地中海海水表面温度下降导致的降雨或降雪减少）可能对这些宫殿群中心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那些依赖高水平农业生产的中心地区尤为如此，比方说迈锡尼时期的希腊。

近来，特拉维夫大学的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和达夫娜·朗古特（Dafna Langgut），与德国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的托马斯·利特（Thomas Litt）所做的联合研究也为此增添了新的数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们对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海底沉积岩进行了钻探，打出了一条20米长的岩心标本，对岩心标本中的化石花粉颗粒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从约公元前1250年开始，黎凡特南部地区也发生了一段时间的严重干旱。死海西岸钻探出来的另一条岩心标本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可两条岩心标本还表明，这一地区的干旱情况可能在约公元前1100年就已结束，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恢复，或许又有新的民族定居于此。

尽管这些研究结果令人兴奋，可此时我们需要也要承认，干旱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频繁发生，并不总会造成文明崩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德雷克审慎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干旱和饥荒会“影响社会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可似乎它们本身并不足以造成青铜时代晚期的终结，我们还要将其他附加因素考虑在内。

内乱

有些学者认为内乱或许是导致青铜时代晚期之末乱局的原因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些叛乱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干旱或其他情况导致的饥荒，可能是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甚至可能是国际贸易路线的中断，这些原因，无论是其中之一还是全部，都可能会为受影响区域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使心怀不满的农民和下层阶级揭竿而起，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就像1917年反抗沙皇俄国的十月革命。

人们会用这种情况来解释迦南地区的哈佐尔等地发生的破坏，没有证据表明那里曾经发生过地震，也没有具体证据说明那里曾经发生过战争或者遭到过侵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此处最初的发掘者亚丁和本—托尔都认为这里遭到过战争破坏，或许毁于以色列人之手，可是目前在此进行发掘的另一位负责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莎朗·楚克曼近来却认为，哈佐尔地层IA上的破坏（时间约在公元前1230年至前12世纪开始时的几十年间）是由城市居民发起的内乱导致的，而非入侵的外族人带来的。她简述道：“遗址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有关战争的考古证据，比方说人类受害者或武器……青铜时代晚期城市哈佐尔这个欣欣向荣的王国最终突遭不明袭击而毁灭，这个观点与考古证据不符。”她认为“不断升级的内部冲突以及逐渐衰败的国力最终导致针对该城市主要政教精英阶层的致命一击，这为解释哈佐尔城的被毁和遭弃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没有人会质疑迈锡尼宫殿群中心和迦南各城市可以观察到的毁坏情况，可是坦率地说，我们也无法得知毁灭的罪魁祸首是不是造反的农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内乱的说法貌似有理，可它仍旧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说。再者，许多文明都曾在内乱之后幸存下来，甚至常常在新政权统治之下兴盛起来。因此，内乱假说本身不足以解释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文明的崩溃。

（可能的）入侵者和国际贸易的崩溃

在可能导致内乱的事件中，我们已经一窥外来入侵者的鬼魅身影，他们切断了国际贸易路线，让那些可能过度依赖外国原材料的脆弱的经济体变得难以维系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卡罗尔·贝尔认为，从战略重要性上讲，锡在青铜时代的作用与原油在当今世界的作用类似，这种类比在我们这种假设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恰当。

然而，即使内乱不是其后果，贸易路线的中断对皮洛斯、梯林斯和迈锡尼等迈锡尼时代的王国来说也有严重而直接的影响，这些王国需要进口黄铜和锡来制造青铜器，它们似乎还要进口大量的其他原材料，如黄金、象牙、玻璃、乌木以及用来制造香水的笃耨香树树脂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地震等自然灾害会使贸易暂时中断，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以及我们今日所谓的通货膨胀，可导致贸易永久中断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外来入侵者对受影响地区发动的袭击。可这些入侵者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到了海上民族出场的时候？

古希腊人——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后来的旅行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都认为青铜时代末入侵北部、开启铁器时代的是一支名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民族，而非海上民族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研究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曾经对此概念多有探讨，他们考虑的因素中有一种被称为“手工打磨器皿”（Handmade Burnished Ware）或“野蛮人器皿”（Barbarian Ware）的新类型陶器。然而，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当时并没有这种来自北方的入侵，我们没有理由接受这种让迈锡尼文明走向末日的“多利安入侵”的说法。尽管后来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有这种传统观念，可显然多利安人与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崩溃毫不相干，他们是在那些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进入希腊的。

此外，近来的研究表明，就在迈锡尼世界衰败期间以及之后铁器时代最初的岁月里，希腊本土或许依然与地中海东部地区有着贸易联系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这些贸易联系的控制权也许已不掌握在那些曾身居青铜时代王宫的精英阶级手中了。

另一方面，大量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文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来自海上的入侵者此时发动了对乌加里特的袭击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我们对这些劫掠者的来头鲜有确凿证据，可是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包括了海上民族的这种可能。此外，近来有学者指出，许多地中海东部的城邦（尤其是乌加里特）可能受到国际贸易路线崩溃的严重影响，这些贸易路线或许就是海上劫掠者进行掠夺的目标。

比方说，伊塔马尔·辛格就认为乌加里特的衰落或许就源自“国际贸易传统结构的突然崩溃，国际贸易是青铜时代乌加里特经济蓬勃发展的命脉”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康奈尔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门罗（Christopher Monroe）将此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指出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最富有的城邦也是遭受重创最严重的地区，因为这些城邦不仅是最吸引入侵者的目标，对国际贸易网的依赖性也最强。他认为这种对资本企业（尤其是长途贸易）的依赖，甚至是过度依赖，可能导致了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经济的不稳定。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乌加里特不可是外部入侵者觊觎的对象，也是让本土海盗和其他类似群体垂涎的目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从这方面讲，我们应当再次考虑一下在乌加里特王宫宫廷V中（并非在窑中）发现的“南方档案”中的那封信件，信中提到了在乌加里特土地上大肆破坏的七艘敌船。不论与乌加里特的最终毁灭有无关系，这些敌船都可能已对乌加里特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造成了破坏。

如果这种严峻局势发生在今天，人人可能都会想为之献计献策，青铜时代晚期也是一样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有封发现于乌加里特的一封信，信里就为乌加里特国王提出了对付这种敌船的建议，发信人可能是卡开密什的赫梯总督。信的开始这样写道：“你写信与我，称‘海上已发现了敌船！’”然后他建议道：“你需要要保持坚定。说到底，你的军队、你的战车驻扎在何处？它们难道没有驻扎在你附近吗？……你的城市周围要修筑高墙。将（你的）步兵和战车布防在（你的城市）之中。提防敌人进攻，让自己强大起来！”

另一封与此事确实相关的信件是在拉帕努之宅中发现的，发送者名叫埃舒瓦拉（Eshuwara），他是塞浦路斯的高级总督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位总督在信中称，对于那些船只在乌加里特及其领土上造成的任何损害，他一概不负责，因为（据他声称）犯下暴行的是乌加里特自己的船只和人民；他还称乌加里特应该准备好进行自卫：“至于与那些敌人有关的事情：做这件事的（正是）贵国人（和）你自己的船只！犯下这（些）罪行的（正是）来自贵国的人……我写此信是为了告知你和保护你。多加小心！”然后他补充道：“敌船共有二十艘，可它们已经去向不明。”

最后一封信来自乌尔特努档案，由一位来自叙利亚北部内陆卡开密什的官员撰写，信中称卡开密什国王正带着援军从赫梯境内前往乌加里特增援，信中提到的各色人等，包括乌尔特努与城中的长老们须尽量坚持到他们赶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很有可能他们并未及时赶到。即便及时赶到乌加里特也不会帮上忙，因为在另一封通常被认为是乌加里特最后通信的私人信件中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形：“你的信使赶到之时，军队已经蒙羞，城市已遭洗劫。我们打谷场的粮食被付之一炬，葡萄园也毁于一旦。我们的城市已经陷落。还望知之！还望知之！”

上文中曾提到，乌加里特的考古发掘者称，这座城市被火焚毁，有些地方的破坏层高达两米，废墟中有许多四处散落的箭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城市里还有许多埋在密窖中的物品，有的密窖中还有珍贵的黄金和青铜物品，包括小雕像、武器和工具，有些物品上还带有铭文。所有这些物品似乎都是在城市被毁之前不久才藏起来的，它们的主人再也没有回来将其取回。然而，即使这座城市遭到了严重而全面的毁坏，那也无法用来解释为何幸存者没有对其进行重建，除非根本无人幸存。

也许乌加里特被毁之后再也没有人居住并不是因为遭到了灭顶之灾，而是因为贸易路线的切断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体崩溃，这也是最合乎逻辑、最全面的解释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某学者所言：“事实上，乌加里特未能从废墟上重生，一如青铜时代晚期位于黎凡特的其他命运相同的城市一般，除了城市遭到毁灭之外，一定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然而，有种论点与这种说法恰恰相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很显然，乌加里特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继续，直到该城市突然终结之时还在进行，因为有封贝鲁特国王写给一位乌加里特官员（行政官）的信件是在乌加里特国王已经逃离该城市之后才到达的。换句话说，乌加里特被入侵者摧毁，从未得以重建，可被毁之时国际贸易联系至少是部分存在的，甚至完全没有受损。

事实上，拉帕努与乌尔特努档案中发现的材料是当时非常频繁的国际交往的佐证，这些国际交往显然直至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仍有存在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此外，从乌尔特努档案中获取并发表的为数极少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国际交往几乎到了乌加里特被毁前的最后一刻仍在继续。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迹象，那就是这座城市的终结是突然的，而不是在贸易路线被切断或者遭到干旱和饥荒打击之后逐渐衰落的，而且乌加里特的情况十分明确，它就是被入侵者摧毁的，无论入侵者大军有没有同时切断它的国际贸易路线。

权力分散与私营商人的崛起

还有一个近期被人提及的观点需要考虑，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反映当今世界对权力分散作用的思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目前在谢菲尔德大学任教的苏珊·谢拉特在一篇发表在1998年的文章中指出，海上民族代表着青铜时代权力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被取代的最后阶段，取而代之的是铁器时代新的权力分散的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从一手掌控国际贸易的王国与帝国转变为自谋生计的规模较小的城邦和个人创业者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她认为，海上民族可被“整体视作一个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现象、一种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初自然演化及国际贸易扩张的产物，其内部埋藏的潜力足以颠覆以国王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这种贸易正是由这些计划经济体首先发起的”。

因此，尽管她承认国际贸易路线可能已被切断，至少有一些海上民族可能是迁徙而来的入侵者，可她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海上民族来自何方，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这些统统都不重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最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也就是从一种主要由王宫控制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私营商和较小的实体有了相当多的经济自由。

尽管谢拉特的观点表述得相当得体，可类似观点其他学者早已提出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例如，梯林斯的发掘者克劳斯·基利安就曾写道：“迈锡尼的宫殿崩塌之后，‘私有’经济早已在希腊建立起来，这时与海外各国的接触仍在继续。组织良好的王宫体系被较小的地方统治取代，在经济扩张方面自然就没有那么强大了。”

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的米夏尔·阿茨（Michal Artzy）甚至给谢拉特构想中的某些私营商起了一个名字，戏称为“海上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Sea）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她认为，这些人作为中间人一直活跃在公元前14世纪和前13世纪，他们承担了大多数海上贸易活动。

然而，对于谢拉特提出的这一过渡世界观类型，更多近期研究都提出了异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比方说，卡罗尔·贝尔就曾委婉地表示反对：“青铜时代晚期与铁器时代之间的转变，被视作宫廷管理下的往来被创业型贸易取代，这种看法有些简单。这种改变和系统性的变革，不能用一种模式被另一种模式全盘取代来解释。”

毫无疑问，私有化可能是作为王宫贸易的副产品兴起的，可是这种私有化是否对其母体经济最终造成了破坏，现在无法全然明确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譬如说，有学者指出，乌加里特显然遭到了焚烧废弃，可是无论是从遗址中还是废墟发现的文本中都没有证据证明，毁灭与崩溃是由那些动摇国家根基，并使国家控制国际贸易权分散的创业者造成的。

事实上，结合对各种文本的观测与乌加里特显然毁于大火，废墟中又发现了武器的事实，我们可以明确重申，尽管乌加里特可能已有权力分散的萌芽，可最后的毁灭几乎肯定是由战争造成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外来入侵者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种情况与谢拉特及其观点一致的同事们的看法相悖。不过，这些入侵者是不是海上民族还无法确定，可有趣的是，发现于乌加里特的文本中有一篇专门提到了希基拉人/舍克利斯人（Shikila/Shekelesh），这个民族我们已从麦伦普塔和拉美西斯三世的有关海上民族的铭文中得知。

不管怎样，就算权力分散和私营个体商人起了作用，他们也不可能导致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至少单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或许我们不该接受私营商人及其企业破坏了青铜时代的经济的说法，而是应该考虑另外的观点，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米利（James Muhly）20年前指出的那样，他们只是兴起于崩溃乱局中而已。他认为公元前12世纪不是一个由“海上入侵者、海盗和海盗雇佣兵”主宰的世界，而是一个由“锐意进取的商贸人士”组成的世界，他们试图“开拓新的经济机遇、新市场以及新的原料来源”。机遇出自乱世，至少对少数幸运儿来说一向如此。

是海上民族干的吗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们去向了何方？

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些依旧神秘莫测的海上民族身上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无论他们被视为海上入侵者还是迁移人口，考古和文本证据都认为他们虽然被称作海上民族，可很有可能走了海陆两条线——也就是说，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

走海路的很有可能是沿着海岸线行进的，甚至可能每晚都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停泊过夜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现在问题来了，乌加里特文献中提到的敌船属于海上民族呢，还是如阿拉西亚总督埃舒瓦拉在信中暗示的那样，属于他们自己王国的叛军呢？说到这一点，我们应当重温一下刚刚提过的那封来自乌加里特乌尔特努之宅中的信件，那封信件中提到的“希基拉人”很可能就是埃及文献中提到的舍克利斯人。这封信是赫梯国王（可能是苏庇路里乌玛二世）寄给乌加里特总督的，信中提到了一位年轻的乌加里特国王，说他“一无所知”。辛格等学者认为这指的是当时的乌加里特新王阿穆拉匹。在这封信中，赫梯国王说他希望与一位名叫伊布纳都舒（Ibnadushu）的人谈一谈，此人之前曾被“住在船上”的希基拉人俘获，交谈目的是了解更多与这些希基拉人／舍克利斯人有关的情况。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次交谈是否成功，也不清楚他是否从伊布纳都舒那里了解到了什么别的情况。

人们普遍认为这封信是埃及文献记录之外唯一具体提及海上民族的文献，尽管有人也认为还有其他文献存在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从陆路袭击赫梯末代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二世的“来自阿拉西亚土地的敌人”［此前他曾与阿拉西亚人（即塞浦路斯人）有过三次海战］或许指的就是海上民族。1988年在哈图沙发现的一份铭文或许也可以表明苏庇路里乌玛二世已与海上民族交过手，这些海上民族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登陆，然后向北挺进。可是，埃及文献记录之外的多数文献和铭文都只是泛泛地称之为“敌船”，并没有提到海上民族的具体名字。

那些可能来自陆路的海上民族很可能主要是沿着海岸线前进的，沿途摧毁的具体城市可能为他们开辟了全新的领地，这与近千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情况类似——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 River）、伊索斯和高加米拉（Gaugamela）的战役为他的军队在古代近东开辟了明确的领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海法大学的阿萨夫·亚苏尔—兰多指出，某些海上民族或许是从希腊开始行进的，他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来到土耳其西部即安纳托利亚。他认为其他人——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这里启程的，他们或许在此与那些来自爱琴海地区的海上民族汇合，继续沿着土耳其南部海岸行进，直到东部末端的奇里乞亚，然后继续南下，沿着海岸线上的一条路线来到黎凡特南部。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行进，那他们就会分别遭遇到特洛伊城，安纳托利亚的阿尔扎瓦和塔亨塔萨两个王国，以及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塔尔苏斯和乌加里特两个城市。在我们推测的海上民族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些地点中有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有着毁灭或废弃的迹象，可他们是不是这些迹象的元凶尚不明确。

事实上，最新的考古证据似乎说明安纳托利亚的多数地点在这个时间不是完全就是部分遭到遗弃，仅此而已，它们并没有被海上民族付之一炬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可以推测，假若国际贸易、交通和通讯路线因战争、饥荒等影响而遭到中断，依赖这些路线生存的城市就会一蹶不振，直至消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逐渐撤离或迅速逃离，一切取决于商业和文化衰落的速度。近来有位学者说得好：“奇里乞亚和叙利亚海岸受到海上民族行为影响的推测有一定道理，可海上民族在赫梯故土上的活动至今仍未有历史或考古证据……赫梯王国崩溃的真实原因似乎出于内部而非来自外部。”

近来有个对泰勒特温尼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是毫无证据地将罪责加到海上民族头上的典型例子的结论，泰勒特温尼位于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王国的滨海小镇吉巴拉内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实验检测结果让考古发掘者及其同仁得出结论称他们发现了海上民族的破坏证据，并将破坏的具体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192年至前1190年。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宣称：“海上民族是来源不同的、来自海上的敌人。他们发动了一次海陆夹击的联合入侵行动，损害了旧世界的帝国与王国业已削弱了的权力基础，并试图入侵或控制埃及领土。海上民族象征着古代地中海世界漫长而复杂的螺旋形衰落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这座城市的毁灭时间无疑是在考古发掘者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后确定的，可是将海上民族定作毁灭元凶则纯属臆测，就算有一定的可能性，可对于海上民族所起的作用，发掘者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证据，只是指出定居点上的物质文化是在被毁之后才建立在土丘之上的，这些文化包括“爱琴海式建筑的外貌、本地制造的迈锡尼文明IIIC时代早期的陶器、手工打磨陶器，以及爱琴海式的壤土砝码（loam-weight）”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这些从非利士人的定居地也可了解到的材料是外来定居者的文化标记，这些定居者最有可能是海上民族。”尽管泰勒特温尼或许是被海上民族摧毁而又重新定居于此的最好例证，可是这个说法我们无法绝对肯定。此外，正如安妮·科贝有关伊便汉尼角指出的那样（见上文），我们无法确信在某个地点被毁之后又重新定居的那些人必然就是之前的破坏者。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被指定为海上民族的组织可能进入了城市被毁或被弃之后形成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他们自己或他人造成的，他们在此定居下来，不再前进，最终将他们的手工制品留在了这里，泰勒特温尼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海上民族可能首先占领沿海城市（尽管并不总是这些城市），包括安纳托利亚东南沿岸的塔尔辛（Tarsin）和梅尔辛。同样情况可能也发生在了今土耳其西南部和叙利亚北部之间的边境地区一个名为“泰勒塔因纳特”（Tell Ta’yinat）的地方，最近的证据表明，这里在铁器时代曾被称作“帕里斯丁之地”（Land of Palistin）。

事实上，历史上有传统（尤其是文学传统）记载中专门提到，海上民族曾定居在位于今以色列北部的泰勒道尔（Tel Dor）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例如，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的埃及故事《温纳孟游记》就称多珥为一个阐卡尔人或希基尔人（Sikil，即舍克利斯人）的城镇。另一则埃及文献——也就是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100年的《阿蒙涅莫普语录》（Onomasticon of Amenemope）提到了施尔登人、阐卡尔人和佩雷散特人，还提到了阿什克伦、阿什杜德和加沙（非利士人“五城”中的三座）这三个地点。还有文献称沿卡尔迈勒（Carmel）海岸和阿卡山谷的一些地点，或许再加上可丘（Tel Dan）也曾有施尔登人和达奴那人等海上民族定居。在这一地区的众多遗址包括阿什杜德、阿什克伦、加沙、埃克龙等地被视为“非利士人”居住的地层中都发现了不如原产地精致的爱琴海式陶器和其他文化标识物。海上民族难觅行踪，这些可能是我们得到的绝无仅有的实质遗物，可是与爱琴海地区相比，在这多处遗址之中以及北部更远处发现的古文物似乎与塞浦路斯的关系更加直接。尽管如此，在公元前12世纪，它们与非迦南各民族有着明确的联系。

有趣的是，在后来被称为腓尼基（Phoenicia），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的地方似乎没有这样的遗迹，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毁灭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学术上众说纷纭，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或许只是与近东其他沿海地区相比，这里的考古发掘相对较少，让人产生了错觉罢了。

对于爱琴海与地中海东部地区青铜时代晚期最后时日的解释，学者们曾提出过种种说法，其中，十年之前特拉维夫大学的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提出的观点似乎最有说服力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认为，海上民族的迁徙并非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涉及数个阶段的漫长过程。第一阶段在拉美西斯三世在位初期开始（约公元前1177年），最后阶段是在拉美西斯六世执政期间开始（约公元前1130年）。他特别指出：

埃及文献将其描绘为一个单一事件，可是海上民族的迁徙至少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包含着数个阶段……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次迁徙可能从某些族群沿黎凡特海岸（包括非利士北部）进行的一系列破坏开始，破坏始自公元前12世纪，直到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这些族群被击溃。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定居在了三角洲埃及人的要塞中。公元前12世纪后半叶，后来的一些族群成功地终结了埃及人在迦南南部的统治。破坏了埃及要塞之后……他们在非利士定居下来，并在阿什杜德、阿什克伦、特尔米克纳等地建立了他们主要的中心城市。这些人——也就是后来圣经文字中提到的非利士人——很容易通过其物质文化中的几个源自爱琴海的特征辨别出来。

大多数学者赞成芬克尔斯坦的这个说法，即考古证据似乎表明，就许多海上民族的发源地来说，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爱琴海地区，或许还应将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塞浦路斯当作他们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在途中分流的“中间站”，而不要去关注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地中海西部地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不过，亚苏尔—兰多则认为，如果他们是迈锡尼人的话，他们就不会是迈锡尼等地被毁之后马上逃离其宫殿的那些人。他指出，在这些安纳托利亚和迦南遗址上没有发现公元前13世纪希腊本土富有的宫殿时期所使用的线形文字B和其他标识物。相反，这些定居者的物质文化说明他们来自“文明程度更低下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此后（随即）到来”，他们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12世纪初。他还指出，有些人甚至只是农民而已，并非入侵的战士，他们期望迁移到一个新地方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管怎样，他们是“一个由各家庭组成的一整个群体，浩浩荡荡迁至新的家园”。总之，他认为这些移民并非导致这个地区青铜时代晚期文明崩溃的元凶，而是利用崩溃良机为自己寻找新家园的“机会主义者”。

亚苏尔—兰多的这种观点与非利士军队控制迦南的传统观点背道而驰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认为：“定居地点并没有被暴力入侵的迹象。近来在阿什克伦的发现显示，这些移民（实际上）定居在一个被废弃地点，这个地点位于一个未完工的埃及要塞遗址的顶端。阿什杜德也没有任何被暴力破坏的明显迹象……（那里的）挖掘人员所描述的破坏迹象或许不过就是烧火做饭的痕迹而已……迦南村庄埃克龙……的确是被火焚毁的，可是……在移民到来之前，已被另一个迦南村庄取而代之……”

在亚苏尔—兰多的眼中，这不是一种充满敌意的军事控制，而是通过跨文化联姻形成了跨文化的家庭，迦南和爱琴海地区的传统保持了下来，这种传统的保持大多发生在家庭领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写道：“从早期铁器时代的非利士物质遗存来看，移民和当地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主要是和平性的互动……。因此，我斗胆认为，非利士人城市的建立普遍缺乏暴力迹象……爱琴海和地方文化传统相依共存，都表明这些地点是爱琴海地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并非殖民地组织。”

有些学者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非利士人至多也就是在某些地点破坏了精英阶层的部分，比方说宫殿及其周边，我们现在认为与非利士人有关的那些成分“具有大杂烩特征，包括了爱琴海地区、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欧洲东南部及其他更遥远地区的特色”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看上去这并不是外来元素对迦南物质文化的全盘替代（从陶器、建筑形式等等来看），相反，我们现在所谓的非利士文化可能是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同时包含了旧的迦南当地元素以及新的外来元素。

换句话说，此时的迦南地区虽有新的民族进入并定居下来，可在这个实景重现的镜头中，人们曾经假想的那种海上民族或非利士人入侵的骇人形象已被一片似乎更为和平的景象取代——一群由多民族组成的移民大军在新的土地上找寻新的开端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些人并非一门心思搞破坏的好战的入侵者，他们更有可能是一群难民，并不一定总意图攻击和征服当地民族，往往只想在当地人中定居下来。无论是靠武力征服还是和平共处，他们单凭自身都不可能使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文明走向终结。

体系崩溃说

1985年，南希·桑达斯出版了她那本有关海上民族的经典著作的修订版，书中写道：“地中海周边的土地上一直都有地震、饥荒、干旱和洪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某种‘黑暗时代’出现。”此外她还谈道：“灾难不时中断人类历史，可灾难一般都会过去而不会给人类带来太大损失。灾难之后，人们往往会加倍加油，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么，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这个时期为何会如此不同？那些文明为何从此一蹶不振、未能延续下来呢？

对此，桑达斯谨慎地写道：“现在的解释有很多，可站得住脚的却寥寥无几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空前绝后的一系列地震，大范围的农作物歉收和饥荒，来自草原、多瑙河流域和沙漠地带的大规模入侵可能都起到过一定作用，可这些并不够。”她说得有理。我们现在需要要转向体系崩溃说，这是一个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和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并存的体系崩坏现象，这个崩坏如此之烈，就连青铜时代晚期已经全球化了并充满活力的跨国、跨社会网络也未能恢复。

剑桥大学的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是研究史前爱琴海地区的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他早在1979年就已提出了体系崩溃说的概念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当时他是用“灾变论”来构思的，依照这种理论，“一个不起眼的失误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反应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就会导致整体结构的崩溃。”有个比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此处蝴蝶的振翅或许数周后或许就会在世界另一端引发龙卷风或飓风。我们在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当年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向自命不凡的赫梯大军发动了袭击。他在公元前13世纪图特哈里四世统治期间击败了赫梯军队，这或许鼓舞了邻近民族卡什卡人的士气，使他们后来向赫梯发动了袭击并将赫梯都城哈图沙付之一炬。

伦弗鲁指出了体系崩溃的一般特征，现将这些特征一一列举如下：（1）中央行政组织的崩溃；（2）传统精英阶层的消失；（3）集权经济的崩溃；（4）定居地点的变化和人口下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认为，这些导致崩溃的方面全面完成可能要长达一个世纪，导致崩溃并没有单一的、明显的原因。此外，这种崩溃之后会有一种向较低水平的社会政治一体化的过渡，还会对前一段时期炮制出种种使黑暗时代更“浪漫”的神话故事。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情况，而且还可以用来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玛雅、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崩溃。如上所述，在此之后，此类纵观历史上的文明“崩溃”、帝国周期兴衰的话题和观点不断被各家学者提出，其中最新最流行的观点来自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并非每位学者都赞同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体系崩溃说，这不足为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罗伯特·德鲁斯（Robert Drews）当时就表示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宫殿和城市遭到破坏和焚毁的原因。

然而，正如我们前文讲过的，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青铜时代的文明在爱琴海、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颓然崩塌，伦弗鲁列举的所有经典特征全都显现了出来，从传统精英阶层的消失及中央行政组织与集权经济的崩溃，直至定居地点的变化和人口下降，以及向较低水平的社会政治一体化的过渡，更不用说产生了最终在荷马笔下公元前8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在此看到的不仅是公元前1207年和前1177年海上民族的入侵，不仅是公元前1225年至前1175年肆虐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一系列地震，不仅是可能在这段时期横扫这些地区的旱灾和气候变化，而是一次将青铜时代繁荣昌盛的文化和民族推向崩溃的“完美风暴”——从迈锡尼人和米诺斯人到赫梯人、亚述人、加喜特人、塞浦路斯人、米坦尼人和迦南人，甚至埃及人也没有逃脱。

我和在我之前的桑达斯都认为，单个因素本身无法产生灾变之力，其力量不足以导致其中一个文明的崩溃，更不用说所有文明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可是，这些因素可能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形，其中每个因素的影响都被放大，产生了某些学者所谓的“乘数效应”。整个系统的部分崩溃还可能会带来多米诺效应，导致其他地方的崩溃。随之而来的“体系崩溃”可能导致了众多社会逐一解体，部分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分崩离析，每个文明赖以生存的那种相互联系出现了断裂。

1987年，罗马大学的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将崩溃归咎于宫廷权力的集中控制，因此这些宫殿被摧毁之后，灾难的程度扩大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写道：“宫廷对组织、转化、交换等所有要素的特殊集中化似乎在青铜时代达到了极致——将宫殿实体的崩溃转变为整个王国的全面灾难。”用现代投资者的话来说，青铜时代爱琴海和近东地区的统治者应该让他们的“投资产品组合”多样化，可惜他们并没有做到。

20年后，克里斯托弗·门罗引用了利维拉尼的说法，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经济之所以变得不稳定，是因为人们对青铜和其他奢侈品越来越依赖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具体说来，他认为“资本企业”（他在其中包括了长途贸易，这是青铜时代晚期宫殿体系中的主流）改变了青铜时代传统的交换、生产、消费模式，这种改变程度之大，以至于当外部入侵和自然灾害以“乘数效应”结合起来之后，整个体系就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

门罗在其著作《命运的天平》（Scales of Fate）中描述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情形时，将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诸强之间的互动比作一个“跨社会网络”（intersocietal network），这与本书观点一致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指出（也如我所言），这个时期“在条约、法律、外交和交流上都是空前的，它创造了世界史上首个伟大的国际时代”。

最有意思的是，门罗进一步指出，这种网络运作是能够推迟不可避免的、最终波及全部社会的崩溃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他说：“叛乱如数平息，原材料也被发现，新市场被打开，价格控制得以实施，商人的财产被没收，禁运（被）实行，战争也发动了。”不过，他还认为“一个或多个主要强国的统治者往往不能根治不稳定的局势”，因而得出了如下结论：“文献和考古记录所证实的青铜时代晚期宫廷文明遭到的暴力破坏一如许多文明的崩溃，都是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

我赞同门罗的很多观点，可这一点我却无法苟同，我认为我们并无理由将文明崩溃简单地归咎于“缺乏远见”，因为我们上文中探讨的众多可能因素，古代领导者绝不可能完全预测出来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种不可预测的体系崩溃——如近来由布兰登·德雷克和大卫·卡涅夫斯基带领的团队设想的那样，崩溃可能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地震或外族入侵造成的——可是，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门罗的观点或许可以视作一种警示，因为他对青铜时代晚期的描述，尤其是对当时的经济和相互影响方面的描述，或许可以适用于我们当前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全球化社会，这个社会也已觉察到了。

对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理论的述评

正如本章开端所言，所谓的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崩溃说或灾变说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罗伯特·德鲁兹试图通过系统研究解决这个难题，在其1993年的著作里，他将每种不同的潜在原因各分一章进行探讨。不过，他或许对某些原因有所误解和低估，比如，他草率地摒弃了体系崩溃说，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战争形式的改变是崩溃主因的理论——这种假说并非所有学者都赞成。

现在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德鲁兹的专著出版20年后，学界依然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相关学术著述也源源不绝，可究竟是谁或什么事件导致了青铜时代苍茫暮色中各文明的消亡，又是谁或什么事件使这些文明中的主要地点毁灭，或废弃这些仍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可简要概括如下：

主要观察

1. 公元前15—前13世纪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有着众多欣欣向荣的独立文明存在，从迈锡尼人、米诺斯人到赫梯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南人和塞浦路斯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些文明独立存在，可是互有联系，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路线往来。

2. 很显然，许多城市遭到了破坏，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和爱琴海、地中海东部、埃及和近东地区居民所熟悉的那种生活在约公元前1177年或稍后些的时间走向了终结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3. 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谁或什么事件造成这场灾难，导致了青铜时代晚期之末这些文明的崩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对可能原因的探讨

导致或促成青铜时代晚期之末文明崩溃的原因也许很多，可似乎没有哪个单一原因会造成灾难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① 这个时期显然发生过多次地震，可通常说来社会是可以从地震中恢复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② 有文字证据证明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曾发生过饥荒，现在也有科学证据证明那里曾经发生过旱灾和气候变化，可是那里的社会一次次从中恢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③ 我们或许有希腊还有黎凡特等地曾经发生过内乱的间接证据，尽管这些证据尚未得到证实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那里的社会再一次从动乱中纷纷恢复。此外，叛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非比寻常（尽管与中东近来的情况恰恰相反）。

④ 在北至乌加里特、南至拉吉的黎凡特地区发现的考古证据都证明了入侵者的存在，至少他们是来自爱琴海地区、安纳托利亚西部、塞浦路斯当中一处或多处的初来乍到外来者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有些城市被毁之后遭到遗弃，有些城市被毁之后重新有人居住，还有城市未受影响。

⑤ 国际贸易路线即使未被完全切断，显然也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冲击，可这种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种文明，我们尚未完全厘清——就算对于那些极度依赖外来商品的文明如前文探讨过的迈锡尼人来说也是如此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

某个文明无法从入侵或地震中复苏，或者难以逃过干旱或叛乱，这都可能发生，可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们还缺乏更好的解释，现在看来最好的观点是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青铜时代晚期这些地区主要王国和社会的崩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基于目前可以得到证据，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体系崩溃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是通过“乘数效应”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个因素影响到了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每个因素的影响。或许那里的居民能够逃过某一场灾难，譬如地震或旱灾，可是他们却难以在接二连三的地震、旱灾和入侵者的共同影响下幸存下来。接踵而来的是“多米诺效应”，随着某一文明的分崩离析，其他文明也纷纷倒下。考虑到他们生存的世界有着全球化的性质，某个社会的崩溃对国际贸易路线和经济的影响足以带来其他社会的灭亡。如果情况的确如此，这些文明的规模再大也难挡末日的到来。

然而，抛开我的上述评论不谈，全盘用体系崩溃说来解释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的终结或许还是过于简单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或许我们需要转向所谓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称之为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或许更为准确］来探求这些文明崩溃的缘由。

复杂性科学或理论是对一个或多个复杂系统的研究，旨在解释“一系列对象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牛津大学的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近来所写，这种理论已被用于解释（有时用来解决）交通拥堵、股市崩溃，癌症等病症、环境变化甚至战争等种种不同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这种理论从数学与计算科学中脱胎出来，又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商业等领域，可极少被应用于考古领域。有意思的是，卡罗尔·贝尔或许有着先见之明，她在其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简要探讨了这个话题，这本书的主题是黎凡特地区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长途贸易关系的演进和变化。她指出，复杂性理论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理论方法，或许可以用来作为解释的一种模式来分析青铜时代崩溃的原因及之后的变革。

约翰逊认为，可用复杂性理论方法来解释的问题需要要涉及到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要“包含着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客体或‘自主体’（agents）在内的集合”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我们探讨的这个案例中，这些对象就是那些活跃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迈锡尼人、米诺斯人、赫梯人、埃及人、迦南人、塞浦路斯人等等。从复杂理论中的一个方面讲，这些对象的行为会受到其记忆的影响，也会受到其往事“反馈”的影响。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根据之前对历史的了解来采取应对策略。比方说，私家车司机一般都会熟悉居所邻近区域的交通模式，能够预测出上班或回家的最快路线。如果遇到交通堵塞，他们会另择路线以避免塞车。同样道理，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从乌加里特等地出发走海路的商人可能会采取措施回避敌船驻扎或掠夺者出没的地区，包括鲁卡人土地上的沿海地区（也就是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后来被称为“利西亚”的地区）。

约翰逊还指出，这种系统通常是“活的”，就是说它以一种显著的，往往是复杂的方式演进，同时它也是“开放的”，就是说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其所言，分析师往往在谈及当今复杂的股票市场的时候，认为它们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有机体，外部有关某公司盈利的消息或者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事件都可能会对这些股市产生影响力或驱动力。无独有偶，谢拉特在十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类比（在其序言中引述了上述观点），描述了青铜时代晚期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相似之处，认为我们有着“越来越同质化，却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和文化，其中……世界一端的政治动荡会极大地影响到远及几千英里以外的经济”。这些施加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体系”的影响或外界压力或许就是上文探讨过的那些已经发生的、可能发生过的，或者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地震、饥荒、干旱、气候变化、内部叛乱、外族入侵以及贸易路线的中断。

我们或许会认为，最重要的前提是约翰逊所坚持的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系统会体现出“通常是惊人的，或许是极端的”种种现象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其所言，这“基本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它一般终会发生”。比方说，他认为所有的股市最终都会有某种形式的崩溃，所有的交通系统最终都会有某种拥堵的情况。一般说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都是不可预料的，无法事先明确预知，即使人们完全知晓它们可能会发生，也一定会发生。

在我们探讨的这个案例中，世界史上从未有过能避免最终崩溃的文明，也由于如贾雷德·戴蒙德等人所指出的，文明崩溃的原因往往大同小异，所以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最终崩溃是可以预言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如此，预知文明崩溃的时间，以及它们会不会同时崩溃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对每个文明了如指掌也无能为力。约翰逊曾写道：“即使我们对某辆汽车的引擎、颜色和形状有着详尽的了解，预知一个新的道路系统中何时何地会出现交通堵塞却是不可能的。同样道理，即使了解一个拥挤的酒吧中每个人的个性，我们也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大规模斗殴。”

那么，如果无法帮助我们预测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崩溃何时发生、为何发生，复杂性理论又有何用呢？卡罗尔·贝尔曾指出，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网络都是复杂体系的实例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她引述了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的肯·达克（Ken Dark）的说法：“随着这种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增长，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就变得愈加困难。”这种情况被称为“高度连接”（hyper-coherence），如达克所言，当体系中每个部分相互依存达到了一定程度，其中任何部分发生变化都会使体系整体产生不稳定时，这种高度连接都会发生。因此，如果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有着真正全球化的性质，在商品和服务上相互依赖（哪怕只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赖）的话，那么相关王国中的任何一个（如迈锡尼或赫梯）发生改变，就可能会对所有王国产生潜在影响，使之不稳定。

而且，如果把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王国、帝国和社会视作独立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话，这种理论就更贴切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达克所言，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体系内部将是活跃不稳定的，从而导致复杂性的增加……体系越复杂，其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各自独立的社会政治体系，也就是那些不同的文明，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更容易崩溃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同时，有贸易网络等复杂体系，它们既互相独立，又存在复杂关系，因此，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一旦发生变化，整体稳定可能就会遭到破坏。这就如同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发生故障，整台机器或许就会变成一堆垃圾，也似今天的汽车，一个小小的活塞杆脱落就会毁掉整个引擎。

因此，对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终结，我们不应把它完全想象为世界末日式的，尽管乌加里特等某些城市和王国可能真的遭到了火焚，我们最好构想成一种乱局，原来那些重要的、彼此有着联系的地区和地方渐渐遭到解体，现在已经消失或孤立开来，如迈锡尼，因为内部或外部的变化改变了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很明显，这样的破坏可能导致了“网络”的中断。我们可以用现代电网中断这种情况为例，原因或许是暴风雨或地震，电力公司依然可以发电，可是无法将其输出到个体消费者那里，这种情况我们在美国每年都能见到，从俄克拉荷马州的龙卷风到马萨诸塞州的暴风雪。如果这种中断是永久性的，比方说今天的核爆炸这样的大灾难也会导致电力生产最终停止。这种类比也适用于青铜时代晚期，只是当时的技术水平较低罢了。

此外，贝尔还指出，这种不稳定的后果是，复杂系统一旦真的崩溃，它会“分解成更小的实体”，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青铜时代的文明在铁器时代的现象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利用复杂性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灾难理论和系统崩溃，复杂性理论或许就是用来解释公元前1200年之后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终结的最佳方法。对于这些文明的崩溃，真正的问题并非“是谁干的”或者“什么事件导致的” ——因为相关的因素和人似乎都有可能，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至于崩溃能否避免，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然而，在用复杂理论对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或许是一个科学（甚至是可能伪科学）名词，在欠缺充足证据的情况下确定结论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听起来不错，可它真的能增进我们的理解吗？难道它不是换了个花哨点的说法，说的还是那个比较明确的事实，也就是用不同方法来分析同一个复杂的事情？

毫无疑问，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崩溃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可能的变数导致了崩溃的发生，可是所有变量我们根本无法确知，无疑，我们也不知道哪些变数起了关键作用，还有哪些变数虽然对局部很重要，可是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用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现代交通堵塞的比方进一步来说：我们确实知道交通堵塞中的大多变数，我们知道汽车数量和行车道路信息（宽或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自然能够预知某些外部变数（如高速公路上的暴风雪）可能带来的影响。可是对于青铜时代晚期来说，尽管无法确知，可是我们可以猜测，当时的变数会比现代交通系统中的变数要多数百个。

此外，那种认为青铜时代的文明变得日趋复杂，因而更易于招致崩溃的说法不太能站得住脚，尤其是当你将它们的“复杂性”与过去300年的欧洲文明相比的时候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只有我们对所有相关文明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信息的时候，复杂理论才能帮助研究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在如今这个阶段它可能派不上多少用场，可是这种有意思的方法可以重新架构我们的意识，让我们认识到青铜时代晚期之末有着诸多引起动荡的因素，最终导致占据各个层面并运行良好了几个世纪的国际体系的崩溃。

然而，种种学术著述依然继续持有这么一种观点，那就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是呈线性推进的，可事实证明，仅仅认为干旱带来饥荒，进而导致海上民族开始迁移、制造混乱，最终招致崩溃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推进并不呈现线性，当时的现实应更为混乱。或许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推动力或触发因素，多种不同的压力因素都迫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一种或多种状况。复杂性理论在构想非线性进程以及一系列驱动因素而非单一推动力的时候尤为适用，因此在解释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崩溃，以及继续推进对这场灾难的研究方面有着很大优势。

收场白

后果

在青铜时代晚期300多年间——大约从公元前1504年哈特谢普苏特统治开始至公元前1200年后所有文明的土崩瓦解——地中海地区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化世界，米诺斯人、迈锡尼人、赫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坦尼人、迦南人、塞浦路斯人和埃及人在其中互有往来，创造了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当今世界形成之前鲜得一见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或许正是这种国际化导致了青铜时代世界末日般的灾难，使之走向终结。时至公元前1177年，近东、埃及和希腊的文化相互交织、相互依存，最终达到了一损俱损的程度，于是一个个繁盛一时的文明在遭到人为或自然（或两者毁灭性的结合）的破坏之后相继崩溃。

然而，即使该解释的都已解释，我们也需要承认，地中海东部地区各文明的崩溃和这些地区从青铜时代晚期之末到铁器时代的过渡的确切原因（一种或数种），我们对此还无法下定论，就连海上民族的来源和迁移动机我们也难以确定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果我们把所有讨论中提出的证据线索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相对有信心地对这个关键时期提出一些观点。

比方说，我们有合理可靠的证据表明，在这个时代突然覆灭的节点及其后（近期研究或许有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至少还存在着某些国际交往，甚至还有贸易存在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个证据出现在乌加里特档案中，在乌加里特与塞浦路斯、埃及、赫梯以及爱琴海地区来往的最后一批信件中可见，乌加里特城被毁前至多几十年中埃及法老麦伦普塔送给乌加里特国王的礼物中也有。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在灾难到来之前，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有着显著下降——或许仅有频繁程度上短暂的波动而已。

可是就在那一时刻，他们所熟知的这个超过三个世纪的世界崩溃了，随后消失殆尽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正如前文所述，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这片从意大利和希腊延伸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区域上，青铜时代晚期的终结是一个绵延的长期事件，这个过程长达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并非发生在某一年间。可是，根据最新一代的埃及学家使用的年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公元前1177年——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崩溃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年。埃及文献表明，正是在这一年，海上民族再度横扫整个埃及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正是在这一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陆战和海战，埃及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苦苦挣扎，青铜时代某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已经分崩离析。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将公元前1177年之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终结的意义与公元476年之于罗马陷落和西罗马帝国终结的意义拿来一比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也就是说，现代学者都可轻而易举地将这两个年代视作主要时代的终结时间。意大利和罗马在公元5世纪曾遭数次入侵，其中包括公元410年阿拉里克（Alaric）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h）的入侵以及公元455年盖塞里克（Geiseric）率领的汪达尔人（Vandal）的入侵。研究罗马历史的史学家都可以证明，除却这些袭击，罗马的崩溃还有诸多其他原因，当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过，将罗马帝国光辉岁月的终结与公元476年奥多瓦卡（Odovacer）率东哥特人（Ostragoth）的入侵联系起来，不可顺理成章，也是学术界承认的事实。

青铜时代晚期的终结和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也是同样道理，崩溃和过渡本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事件，发生在约公元前1225到前1175年，在某些地方到公元前1130年才结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然而，在公元前1177年，也就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海上民族第二次对埃及的入侵以一场旷世之战告终，我们有理由将这一年作为一个基点来标记那个难以捉摸的关键时刻和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公元前1225年还在爱琴海和古代近东地区那些繁盛一时的影响深远的文明从公元前1177年起开始消亡，时至公元前1130年就几乎荡然无存了。青铜时代那些强大的王国和帝国逐渐被之后铁器时代早期的小城邦取代。地中海及近东世界的情景在公元前1200年与公元前1100年时已有些许不同，到了公元前1000年时已是迥然相异了。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人们花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来重建家园和社会，创造新的生命，以便帮助他们走出黑暗，回到他们曾经熟悉的那种生活状态中去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例如，辛辛那提大学的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曾指出：“公元前1180年涅斯托耳宫殿遭到的破坏非常惨重，之后无论是这座宫殿还是周边的社区再也没有复苏……从整体来说，迈锡尼皮洛斯王国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剧减，这种状态持续了近千年。”海德堡大学的约瑟夫·马朗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破坏是否发生在同一时间，可显然灾难发生之后，“宫殿都荡然无存，文字使用和所有的行政机构都遭终结，‘瓦纳克斯’（wanax）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概念也从古希腊政治机构范围内消失了”。从读写能力和书写系统来说，乌加里特和曾活跃于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国家都一样，它们的终结也同样终结了黎凡特地区所使用的楔形文字，取而代之的或许是更有用、更方便的书写系统。

除了人工制品以外，我们还通过文字获得了明确可靠的证据，证明当年这些地区相互联系，有着全球化的特征，书信中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之间的确切关系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埃及阿马尔奈、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哈图沙发现的书信档案库。阿马尔奈档案完成于公元前14世纪中叶埃及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和阿肯那顿在位期间，乌加里特档案完成于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初，而在哈图沙发现的书信档案则完成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2世纪。这些不同档案库中的书信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外交网络、商业网络、交通网络和通信网络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网络同时存在，人们需要所有这些网络来确保当时的全球化经济发挥作用并运行通畅。如当今的网络一样，这些息息相关的网络一旦切断，哪怕是部分切断都可能在当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然而，与西罗马帝国覆亡一样，青铜时代末地中海东部诸帝国的终结并非一次入侵或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次入侵和多重原因的结果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在公元前1177年进行大肆破坏的入侵者中有许多也活跃在30年前，即公元前1207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在位期间。地震、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也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肆虐了数十年之久。因此，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单一事件真能导致青铜时代的终结；这个终结必定是一系列复杂事件导致的结果，这些事件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互有关联的王国和帝国中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我们所知的整个系统的崩溃。

除了人口流失、普通建筑和宏伟宫殿的倒塌之外，该地区各王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出现了断裂，至少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有了显著减少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即使不是所有地点都在相同时间灰飞烟灭，到了公元前12世纪中叶，这些国家曾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具有的互相联系与全球化现象也已消失不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马克·凡·德·米鲁普（Marc Van De Mieroop）认为，精英阶层失去了由外交往来支持的国际框架的支撑，外来的商品和思想也停止了输入。此时，他们不得不从头来过。

世界在青铜时代崩溃后重新兴起的时候，他们确实造就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这在赫梯覆亡、埃及衰败之后尤为明显，青铜时代晚期这两强除了统治着自己的区域之外，还曾控制着叙利亚和迦南的大部地区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尽管有些区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新亚述人（Neo-Assyrian）生活的土地上文明得到延续，可总体来说一系列新强国崛起，新文明萌生，包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叙利亚北部和再往东的某些地区的新赫梯人，生活在曾经的迦南地区的腓尼基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以及生活在几何时期（geometric period）、古风时期和之后的古典时期希腊的希腊人。字母等发明从旧世界的灰烬中萌生出来，更不用说铁器使用的急剧增长使这个时代得到“铁器时代”的称呼。世界已经经历了多次这样的轮回，很多人都相信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帝国兴起又覆亡，之后新的帝国崛起，最终走向衰亡，更新的帝国取而代之，兴衰周而复始，新旧循环往复。

今日古代世界研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是对文明崩溃之后的研究——“崩溃后”（beyond collapse）研究，可这是另一部作品的主题了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威廉·德弗（William Dever）的专著，他是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荣休教授，也是莱康明学院（Lycoming College）近东考古学专业的杰出教授。他在谈到迦南地区文明崩溃后的时代时是这样说的：“有关‘黑暗时代’最重要的结论或许……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证明，（这个时期）的出现不过是新时代的催化剂而已——它建立在迦南文明的废墟之上，给现代西方世界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尤其是通过腓尼基人和以色列人），我们现在依然受益无穷。”

此外，正如克里斯托弗·门罗所言：“所有文明最终都会通过毁灭和重塑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进行暴力改造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纵观历史，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数帝国的兴衰，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赫梯人、新亚述人、新巴比伦人（Neo-Babylonian）、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等等，我们不该认为我们当前的世界无懈可击——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形不同，我们其实更容易受到伤害。尽管2008年华尔街股市的崩盘在规模上难以企及青铜时代晚期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可是有人警示说，如不马上出台救市方案为那些全球化的银行机构解决困难的话，类似情况或许就会发生。《华盛顿邮报》援引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话说：“全球金融系统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他将“临界点”定义为“某个危机发展到一个完全的崩溃状态，令政府极难控制的时刻”。我们当今的世界已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个复杂性或许就会成为整个系统产生不稳定并最终崩溃的罪魁祸首。

崩溃如未发生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世界将会怎样？

青铜时代晚期理所当然地被誉为世界历史的黄金时代之一，也因全球化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备受推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因此，我们可能会问，假如这些地区的文明没有走向终结，世界历史会不会有着不同的走向，走上不同的道路？假如发生在希腊和地中海东部的那一系列地震没有发生，又会怎样？假如没有干旱，没有饥荒，没有移民，也没有入侵者，那又会怎样？既然所有文明似乎皆有兴亡，那青铜时代晚期是不是迟早都会有个终结？接下来发生的所有那些演进过程是不是最终都会发生？历史的前进会不会继续下去？人类在技术、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更多进步会不会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提前几个世纪？

当然，这些都是无法回答的假设而已，青铜时代的文明毕竟已经走到尽头，从希腊到黎凡特，直至更远的地方，发展确实也不得不完全从头来过做超度法事几次最好。如此，地中海东部出现的以色列人、阿拉米人（Aramaean）和腓尼基人等新的民族或新的城邦，以及后来在希腊出现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才能立住脚跟。从这些民族之中最终萌生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理念，比如字母、一神论宗教，甚至民主体制。有时想让古老原始森林中的生态系统整个翻新，重新茁壮成长，就需要这样一把燎原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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