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道教（720-741）:道教祈福
历来，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唐玄宗涉足道教是其垂暮之年的嗜好，或许是由渴望权力和恐惧死亡的混合情绪所激发道教祈福。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在玄宗统治之前唐朝就一直在利用道教，玄宗后来的行为也应该被认为是自开元八年（720）以来的政策延续，这和早些年间表现出的狂热崇拜不同，显示出他更乐意在各方面拉近道教和皇家的联系，虽然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皇帝与司马承祯的交往绝好地证明了玄宗此时对道教产生的广泛兴趣。
例如这位道长曾应诏和众多道士以及学者一起创作道曲道教祈福。当时所创作的道乐与潘师正有关，而且皇帝最后还亲自负责为朝廷所支持的道教科仪提供道曲。高宗所开创的另一先例也由玄宗继承了下来，在泰山举行祭天仪式之后，于开元十五年（727）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山神崇拜的问题上。司马承祯认为当时的五岳神祠，非正真之神，五岳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因此应当斋祠上清众神。应其所求，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令承祯按道经创意为之。至此，道教彻底统治了国家祭祀的重要领域。
但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似乎就发生在司马承祯从天台山被召至朝廷以后不久，这一事件将决定皇帝对道教加大支持的力度道教祈福。开元九年（721），玄宗令司马承祯以三种字体写《道德经》，并刻于京师景龙观的石柱之上。这次刻经有三份文本，超过了景龙二年（708）的那次，可以与五百年前那次泰山石刻儒家经典相比。在开元七年（719）时皇帝就已经把注意力投向《道德经》，当时为采用哪个注本作为科考书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刘知几（661－721）请求废除当时正在使用的《河上公注》而存用王弼（226－247）的注本(2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道德经》只是作为众多经典中的一部被讨论，但自开元八年（720）起，此经及其作者将会一枝独秀，最终作为朝廷所支持的全新学术以及仪式的核心吸引万众的目光道教祈福。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元十八年（730）时，皇帝下令在三殿讲《道德经》道教祈福。在开元二十年（732）时，又有两种版本的《道德经》被刊刻于石，同时玄宗自己还出了全新的注本。开元二十一年（733），皇帝下令每家必备一本《道德经》，同时在科考中关于《尚书》和《论语》的题目则相应减少，而增加有关《道德经》的题目。接下来的开元二十三年（735），又推出了一种官方的注解本，但还是挂的是皇帝的名字。同年，一位名叫司马秀的道士请于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立石台刊勒玄宗御注《道德经》(30)。以往的释、道、儒，从来没有哪一部经典被赋予过如此荣光。
据史料记载，司马秀之所以能提出如此请求，是因为他有“道门威仪”这一称谓道教祈福。说明在这段时期，道教也越来越直接地服务于朝廷。另一则墓志铭中则提到一位名叫张探玄的重要道士，他死于天宝元年（742），从中可以看出司马秀的全称应当是“道门威仪使”，他和张的这个共同称号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被授予的，但张的职权范围仅限于洛阳。据宋朝史料记载，“道门威仪使”这个完整的称谓是唐朝掌管一切道教事务道长的头衔。张和司马在当时的确起着相应的作用，这可以从另一位叫刘若水的道士的传记中得到印证，在开元二十四年（736），道门威仪使奉玉真公主教请，派刘诣中岳嵩山兴唐观教定经箓。
这个官职的设立标志着朝廷宗教政策的一大根本突破，与先朝的一些例子不同，唐朝无意在官府与单个的信仰团体之间设置任何级别的管理机构道教祈福。虽然学者们认为单就佛教来说，这种状况自玄宗朝以后有所改变，那时朝廷的权力从整体上说不能直接施展，但却完全忽略了玄宗为了利用道教而制定新政的渊源。张探玄的传记提到他早在开元十四年（726）时就曾参加皇家举行的老子祭祀活动，道门威仪使的作用在于在扩大道士利益的同时，也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管理。于是在开元十七年（729）开始施行僧、道登记的措施，开元十九年（731）限制他们的行动，而且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规定僧、道都要拜其父母，（这也就象征性地承认了他们的世俗义务），这些都表明皇帝至少没有想过要放松对宗教的管理。
当然严苛的政策更主要是针对佛教而不是道教，因为佛教的僧侣集团最为庞大道教祈福。据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主编的《唐六典》记载，天下有3245所佛教寺院和2113所尼姑庵，而相应的道教则只有1137所道士观和550所女冠观。但是在此书中还记载僧道都有义务为死去的皇族做法事，而道观还特别要在皇帝寿辰之日的千秋节以及三元日修斋为天下祈福。前一种庆典是开元十七年（729）在张说的建议下制定的，后一种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提出，构成了道教的斋戒日，即在每年的元月、七月、十月三个月中十三至十五日，禁断一切屠宰渔猎之事。我们却在佛历中找不到相关的斋戒日。这些庆典节日被记载在文献中，这就是专门为三元日所设立的节日，但最为常见的或许应当是“金箓斋”，敦煌中发现了关于这种科仪程序的残片，证明了祈祷者的确是为了帝祚永存而献祭。
自从玄宗给自己提出如何利用宗教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个问题之后，又进一步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道教祈福。开元二十五年（737）为了强调道教与皇家的关系，道教被纳入宗正寺的管辖范围。开元二十六年（738），勅各州都要从州城内现有的寺、观中选择一处位置合适、规模宏大的，改名为开元寺或开元观，由朝廷供养。次年，又勅旨这些新命名的寺、观依旧观、寺为定，于千秋节及三元节行道设斋。
然而皇帝很快就转向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道教祈福。开元时期的最后一年（741）从对唐代道教的重要性来说更适宜归于紧接着的天宝时期，在这一时期玄宗对宗教的支持在于制造崇拜，发展宗教组织，使其完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道教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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