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沭书籍:「荐读」贾汪是中华赏鲤文化重要发源地
从汉画像石看华夏赏鲤文化之源
贾汪区文联 林朝辉
一、中华是锦鲤文化的源头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特殊纹饰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盆内刻有几何图形鲤鱼道教沭书籍。
当然，对于这两条鱼包含的意义有多种，最有可能是生殖崇拜，同时也可以说明早期人类与鱼的密切关系道教沭书籍。上古时候，鱼作为吉祥物，常特指鲤鱼，从一开始，鲤鱼就作为鱼类的形象大使与文化结合起来。《史记·周本记》上记载“周王朝有鸟、鱼有瑞”。在历代文化典籍中，描写鲤鱼常用“鲤”、“鲤鱼”、“赤鲤”、“锦鲤”、“红鲤”、“双鲤”、“素鲤”、“赪鲤”、“红鱼”等词汇。可见在华夏文化传承中，对鲤鱼的记忆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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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孔子世家》，周景王十三年，即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道教沭书籍。一年后，亓官氏为孔子生下一子。孔子当时是管理仓库的委吏，得到鲁昭公赏识。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以国君亲自赐物为莫大的荣幸，因此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以志纪念，后成习俗，有人生子，亲朋好友往往执鲤前去祝贺，或馈赠以鲤形的礼物，寄意新生儿健如鲤，不怕艰难，搏浪成长
而在唐代，由于“鲤”与“李”谐音，鱼姓了唐皇帝之姓，鲤鱼由鱼类中的“形象大使”跃居为鱼类中的“九五之尊”道教沭书籍。因此鲤鱼身价百倍，尊“鲤”之风盛行。皇帝和达官显贵，身上都佩有鲤形饰物，朝廷发布命令或调动军队，皆用鲤鱼形状的兵符(即鲤符，雕木或铸铜为鲤鱼形，刻字其上，剖而分执之，以为凭信)。为了避讳，唐朝法律规定:得鲤鱼不论大小，只准放生，不得杀食，敢卖鲤鱼的人要遭六十杖责。民间也不得不以鲤为讳，改称鲤鱼为“我鲜公”。“鲤鱼竟然只能看不能吃！”唐朝法律这些规定更加促使赏鲤文化的高度发展。
唐代的陆龟蒙、戴叔伦、张籍、李商隐，宋代的苏轼、祝庆夫、白玉蟾、赵蕃、梅尧臣、黄庭坚、释志朋、虞俦、蔡伸、李复、李泳、薛利和，元代的陈克明、汤舜民、滕斌，明代的于谦、扬基、张含，清代的曾国藩、吴藻等都写有包含“锦鲤”字眼的诗词道教沭书籍。
唐朝陆龟蒙所作《奉酬袭美苦雨》:“层云愁天低，久雨倚槛冷道教沭书籍。丝禽藏荷香，锦鲤绕岛影。”这是我国古代诗中首次出现锦鲤，也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锦鲤名称使用记录。
“禁沼冰开跳锦鲤，御林风暖啭黄鹂道教沭书籍。金与未下迎春阁，折遍名花第一枝。”王珪是宋代的宰相，从本诗题目以及“禁沼”，“御林”可以看出诗中描写的是皇宫内的景象，可见宋代的皇宫里也养锦鲤。锦鲤作为皇宫大内中的鱼，其富贵意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诗词中,关于鲤鱼的典故非常之多,其中“鲤跃龙门”和“琴高骑鲤”最为人所乐道道教沭书籍。
《太平广记》卷四六六"龙门"条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道教沭书籍。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有关“琴高骑鲤”诗词记载颇多道教沭书籍，如：
唐刘禹锡《浙西李大夫示述梦》：“羽化如乘鲤，楼居旧冠鳌道教沭书籍。”
南朝（梁）江淹《采石上葛蒲》：“赤鲤倘可乘，云雾不复还道教沭书籍。”
明徐渭《琴高图》：“乍闻弄玉骑青凤，又见琴高跨赤鱼道教沭书籍。”
唐罗隐《钱溏江潮》：“至竟朝昏谁主掌，好骑赤鲤问阳侯道教沭书籍。”
唐岑参《阻戎泸间群盗》：“愿得随琴高，骑鱼向云烟道教沭书籍。”
清王十禛在《刘子端舍人惠琴鱼》中写道：“琴高骑鲤撇波去，至今溪水桃花香道教沭书籍。”等等。
刘向《列仙传》载：“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道教沭书籍。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旁，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这就是“琴高骑鲤”典故的出处，后人即以琴高作鲤鱼的代称。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华夏出现鲤鱼已可追溯至五帝时代，说中国是鲤鱼的故乡不为过，中国是鲤鱼文化的发源地无可争议道教沭书籍。再说，三皇之初，伏羲教先民织网捕鱼，那时候，应该也有鲤鱼种吧。资料显示，亚洲是鲤鱼的发源地，然后传播到欧洲。
据史料查证，在殷商时期，我国先民便开始池塘养鲤道教沭书籍。至少在汉代，华夏就有成熟的养鱼经验和技巧。传说越国的范蠡写过《陶朱公养鱼经》，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养殖鲤鱼的知识。据考证，这本养鱼经虽然并非春秋末范蠡所撰，但成书于汉代是没有疑问的。《世说新语任诞篇》注文所引《襄阳记》，谓汉光武时“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经》作鱼池”的记载,说明此书在东汉初期便已出现。《养鱼经》虽已早佚，却被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用而得以流传，书中载有较为详尽的有关“建池、孵化、轮捕等方面的经验。
在众多的唐宋诗词中，“锦鲤”一词频繁出现，说明，观赏鲤鱼有可能已经不是单一的颜色的鲤鱼了，是具有比较接近现代锦鲤的一些特征道教沭书籍。在悠长的自然繁殖和天选过程中，加上三千年的人工培育完全有可能冲破鲤鱼红色或者黄色单一颜色的桎梏，而形成三种以上色彩的可能性，当然还需要作多方面的论据论证。
当今社会，锦鲤养殖和观赏已经具有普遍性，特别是日本的“锦鲤文化”较为突出，但其文化源头来自华夏道教沭书籍。一般认为，在汉唐期间，中国“鲤鱼跃龙门”文化最有可能传入日本，“望子成龙”的理念开始在倭国流行。他们为祈求上天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也寄望家中男孩能勇敢的跃过“龙门”，民众开始在家门前立鲤鱼旗，成为每年5月5日日本男孩节的重要象征。
关于鲤鱼文化传播至日本应该是汉光武帝时，日本交流使团把养鱼技术带回国内道教沭书籍。至唐时，倭国派遣到长安的交流使团更多，他们开始全面学习华夏文化，也包括锦鲤养殖、赏玩饲训技术。
河伯出行图 鲤鱼旗的来源
此汉画像石图中，两侍卫驾驭三鲤拉车，鱼人在上方引路；两侍卫中间，立一旗杆，两条鲤鱼如旗帜般飘荡；后面河伯端坐龙身道教沭书籍。河伯有冰夷、冯夷、无夷、鱼伯等称呼。文献中“河伯”的形象半人半兽，其形象与“鱼”相关。此汉画像石寓意有鱼化龙，祈求风调雨顺等。由此可见，日本的鲤鱼旗即来源于此，华夏正是日本的鲤鱼文化
二、徐鲁边暨贾汪赏鲤文化发源地之分析
纵观世界，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作为赏鲤文化的发源地毋庸置疑，至于其发源地最早出现在国内哪个地区却没有明确指向，国内也少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道教沭书籍。但是，徐州地区即贾汪区出现的“狩猎·赏鲤·泗水捞鼎图”、“东王公·赏鲤·迎宾·车马出行图”两块汉画像石无疑为“发源地”的研究提供重大线索。这些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汉画像石集中在贾汪出土，显示该地区潜藏着赏鲤文化重大考古课题。而在其他区域没有发现以“赏”为主题的汉画像石题材。
1、贾汪汉画像石在徐州地区占据核心位置道教沭书籍。
徐州的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并成为“汉代三绝”道教沭书籍。而徐州汉画像石与南京六朝陵墓雕像、苏州园林又并称“江苏三宝”。可见，徐州汉画像石在两汉文化中特殊地位，而贾汪汉画像石却是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皇冠。
贾汪区地处徐鲁边，鲁南山系西边缘，面临徐东黄河冲积平原，是自然的地理高地，正因为如此，群山之中商、周及汉代墓葬密布道教沭书籍。已经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有处于城区的庙台子遗址、玉龙湾遗址；处于凤鸣湖景区的焦庄遗址；处于城郊的有黑古堆遗址、沙古堆遗址等，出土相当数量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贾汪出土的汉画像石很多散存在徐州汉画像石馆和白集汉墓汉画像石走廊，题材经典，内容广泛，不乏特殊珍品，如“辑盗荣归图”体现汉代司法制度；“庖厨烤肉串图”证明徐州是烤羊肉串的源地；“泗水捞鼎图、纺织图”显示汉代徐州纺织业发达；“河伯出行图”可见徐州地区深得华夏鲤鱼文化精髓等等。
被学者冯其庸先生高度赞誉“天下第一汉墓”的白集汉墓，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的眼光，一度掀起了“白集汉墓热”，因为它是徐州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东汉画像石墓，祠堂与墓室均刻有画像道教沭书籍。墓葬规模较大，石刻画像内容丰富，雕刻技法精湛、高超，对研究汉代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探讨徐州地区汉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今，白集汉墓中位于祠堂内的一块“东王公·赏鲤·迎宾·车马出行图”由于贾汪龙门鲤产业园建设突然走进人们视野，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个“天下第一墓”的高度关注道教沭书籍。
金乌及河伯出行图（贾汪）
白集汉墓 墓室
2、两块赏鲤图的重要内涵道教沭书籍。
众所周知，汉画像石是汉代经济高度发展、达官贵族崇尚厚葬风尚的产物，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历史典故，还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教沭书籍。发现汉画像石的地域也很广，主要有4个中心:一是河南南阳、鄂北区，二是苏北、鲁南区，三是四川地区，四是陕北、晋西北区。
现实生活类，如：赏鲤狩猎、射御比武、迎来送往、车骑出行、迎宾拜谒等，它广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资产情况，从山林田池到宅第高楼等，将这些内容都总汇起来便可构成一幅完整的庄园经济图，也是墓主所想过的前述那种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道教沭书籍。同样，作为一种崇尚财富的观念这也被移植到人们想象的仙境之中。历史故事类，如贤君明臣、武功爵勋、贞节烈女、殉国刺客等。神仙世界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相交)四神，有传说的抟士造人、炼石补天、创造天地人的始祖女娲，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有玉兔捣药、神兽守鼎、西王母与东王公以及其它奇禽异兽等。
其中鲤鱼作为汉画像石题材也相对丰富，比如河伯出行图、庖厨宴饮图、舞乐宴飨图、水榭看渔图、屋檐悬鱼图等道教沭书籍。
在这么多的与鲤鱼有关的汉画像石中，纯粹以”赏”为主题的“赏鲤图”却极为罕见，目前作者仅发现两块，即上文提到的位于白集汉墓中的“东王公·赏鱼·迎宾·车马出行图”，另一块“观猎·赏鱼·泗水捞鼎图”（一般称之为“泗水捞鼎图”出土于现贾汪区汴塘镇）则由徐州汉画像石馆收藏道教沭书籍。
图1“观猎·赏鱼·捞鼎图”表现的内容很丰富，画面可分为三部分道教沭书籍。上部分突出水榭，人物居亭中，身份尊贵，他左手执瓯，右手抛撒鱼饵，池中四条鲤鱼聚集一处抢食，一只鲵正从远处飞快游去，两条大鲤鱼则潜于水底。这七条鱼完全占据左下的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图2汉画像石“东王公·赏鲤·迎宾·车马出行图”发现于贾汪白集汉墓道教沭书籍。我们知道，白集汉墓是国内保存完整的汉墓，被列为国保单位。墓葬整体结构由祠堂和墓室两部分组成，此汉画像石出现在外室祠堂的墓阙上。图2这块特殊汉画像石分为六格，最上面一格居中端坐一人，1、2、3层有众多的祥禽吉兽环拱，显示其尊贵，这或许是对墓主人升仙后想象的描绘，其实刻画的正是东王公,男仙之首，刻于其上显示对东王公景仰之意。这块汉画像石处于祠堂墓阙上，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块画像石，即：西王母·野饮·孔子拜老子·车马出行图。第四层就是赏鱼图，亭台水榭上有两列人正襟危坐，身份尊贵，鲤鱼池边有两个孩子吊着青草在逗鱼，池中九鲤，大小相间形态各异，刻画逼真，可见主人生前高雅的生活情态。第五格是常见的迎宾图，似乎是墓主夫妇在迎接一群客人，主宾身着华服，彬彬有礼，可见汉代贵族注重礼仪。第六格是车马出行图。
图1和图2所表现的纯粹的“赏鱼”，则有别于一些汉画像石体现的“捕鱼”，比如图3在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水榭观渔图”道教沭书籍。
水榭之下有两人，一坐一站，一贵妇一侍仆，侍者正向女主人汇报事务道教沭书籍。这位贵妇人头发高耸非常突出，似乎是拧旋式发髻，这是汉代末期始创的一种发式。水榭后面的野外，大鹿中箭拚命逃跑，一人骑马张弓搭箭在后面追赶，凶猛的猎狗帮助主人追捕。这是否也有“逐鹿中原”之含义。最下部分也刻有一只大鲤鱼，却有两只鱼鹰在观察水面伺机捕食，显然，这是一幅“捕鱼图”，与“赏鲤”意义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图1这块“赏鲤图”与“捞鼎图”并列一起，则大有深意道教沭书籍。
我们知道，“泗水捞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讲的是西周时期，象征国家政权的九个铜鼎，在公元前296年被秦昭襄王夺去道教沭书籍。运经彭城泗水，突然有一个鼎跃入水中，怎么都找不到了，只有八鼎运到了咸阳。始皇一统六合后于公元前219巡行东海求仙药，路经彭城，那铜鼎竟然于泗水浮现。秦始皇即派遣千余人打捞，但是当鼎即将被拉上岸时，鼎内突然伸出一神龙咬断绳索，鼎又没于水底，再也打捞不上来，谓之鼎伏。此汉画像石明显具有地域指向，即事件发生地于古彭徐州，因此意义甚大，而“赏鲤图”与之并列，是不是后者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呢？
需要指出的是，汉画像石中，神仙世界类的题材具有很大的相通性，而现实类的题材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道教沭书籍。
三、全国四大汉画像石产地中心各具特色
一般来说,出现在不同地方的汉代墓葬必然浸染不同的文化特点,不同地域的王侯及达官显贵们以及平民百姓所经历的生活场景不同,在其墓葬的画像石上体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事件题材也在情理之中道教沭书籍。如果是这样,徐州地区是华夏养鱼、赏鱼的发源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图4
比如图4，临沂出土的“大禹治水图”画像石,在国内也是极少见,为什么会在临沂出现呢?有专家研究指出,沂水和泗水曾经是大禹治水之处，此历史大事件在当地留下很深的印记，因而在汉画像石中体现出来道教沭书籍。当然，临沂(琅琊)也曾隶属古徐州。
图5
图5，南阳汉画像石则体现了楚文化特征，信巫鬼重淫祀，拜日崇火、阴阳观、长生术题材多道教沭书籍。羽人即为楚先民所信仰的有羽翼的仙人，与不死同义，可长生不老，可升天。古人认为欲登仙，必须经过羽化，“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升天”。如“神兽·羽人”汉画像石，出土于河南南阳麒麟岗，明显具有楚地文化特色。
贾汪区出土的“河伯出行图中”汉画像石中就有太阳和金乌，也体现了楚人独特信仰的问题道教沭书籍。而徐州正是楚文化重要的载体地域。
图6
图6（1）
图6，“孔老会”汉画像石在国内看,则以山东出土最多，很显然，山东是儒学发祥地，深受儒家和道家文化双重熏陶，历史人物题材多道教沭书籍。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学和道学之祖，此二人同时出现在画像石之上，“将‘孔子问礼于老子’作为垂教后世的历史典故勒刻于石,应是当地人慎重选择的结果，这无疑反映了当时山东儒学的兴盛。”（郭思克）无独有偶，白集汉墓祠堂内也有“孔老会”画像石，因贾汪与鲁西南接壤，文化渊源深厚。如图6（1）
图7
图7，陕西绥德县白家山出土的墓室横额，左边是狩猎图，可以看到猎人张弓搭箭，鹿在逃、野猪在逃道教沭书籍。右边为放牧图，可看到一片祥和景象，马悠闲吃草，人物谈情说爱，甚至有怀孕的妇女。中间则是战争图，有夫妻拜别，追赶溃敌等。此汉画像石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古陕西边地生活的重要特征，地域性很明显。
当然，纯粹的泗水捞鼎汉画像石并不是唯一的，南阳新野县樊集、微山县等地皆有发现道教沭书籍。但是泗水捞鼎图和赏鲤图同时刻画一起的仅仅出现在徐州贾汪，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是不是意味着，“赏鲤图”也具有强烈地地域特征，贾汪地区在华夏赏鲤文化中是否占据核心位置？
四、赏鲤图唯独出现在徐州贾汪的要素
从图2这块汉画像石的比例上看，在这样的空间里，需要表达的重要内容很多，却在“寸土寸金”之中独辟一方，刻画数条观赏鲤鱼，这从中透出的信息很多道教沭书籍。
图2局部
一是至少西汉时期官府开始倡导养鱼道教沭书籍。汉代是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地域辽阔,除了江河潮海可提供丰富的渔业资源外,分布在各郡县的陂塘池沼也可以充分利用养鱼。当时的齐鲁、江东、吴越、荆楚、巴蜀、广汉、关中等地,都是重要的产鱼区,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记载:
上谷至江东…有渔盐枣粟之饶道教沭书籍。”
“楚越之地……通鱼盐之货道教沭书籍。”齐地……通渔盐之利。”
该书又引《周礼·职方氏》:
“正东曰青州……薮曰孟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鱼道教沭书籍。”
“河东日兗州……薮曰泰野,其川曰河、济,浸日卢、潍;其利蒲、鱼道教沭书籍。”
“徐州……川曰汴、泗、淮、沂，利蒲、鱼道教沭书籍。”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其中所记鱼类名称多达七八十种,而且一一作了训诂,说明人们已对各种鱼的习性、特点、价值有了明确认识道教沭书籍。
二是汉代养鱼业的兴旺,促使捕鱼和养鱼技术都有了长足发展道教沭书籍。从养鱼技术方面来讲,当时已出现养鱼专著,即《陶朱公养鱼经》。此书被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用而得以流传,书中总结了建池、孵化、轮捕等方面的经验。
很多有关鲤鱼题材得汉画像石往往出现鱼鳖共存得情况，这恰恰说明汉代养鱼业的成熟，包括对大鲵的喂养和训练鸬鹚捉鱼等道教沭书籍。
《史记·货殖列传》多次提到“弋射渔猎”、“饭稻党鱼”道教沭书籍。《后汉书·刘般传》载:“民资渔采,以助口实。”均表明鱼已成为当时人们饮食中的重要食物。鱼还是古代祭祀中重要祭品,其规格仅次于牛羊猪三牲。汉代祭祀用鱼数量颇多,《汉旧仪》记载：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鱼给诸陵庙祭祀”。至于当时民间祭祀场合,更是流行以鱼献祭,《四民月令》即有“荐麦、鱼于祖祢mi”的记载,意思是用麦、鱼等食品享祭祖先。即便在当代民间祭祀时，鱼，不可或缺。（李锦山《鲁南汉画像石研究》）如贾汪出土的“祭台”就是以鱼献祭。
捕鱼图（徐州）道教沭书籍，显示渔业发达
鲤鱼祭祀（贾汪）
三是为了观赏游乐道教沭书籍。当时分封于外地的诸侯王,也都在自已的宫苑内修建养鱼池。作为汉高祖的故乡，徐州刘姓王权势和财富非同寻常，生活奢靡训鱼耍鸟很自然，至于地主庄园中养鱼以供游观非常普遍。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表现地主庄园鱼池的画面,近水池旁均构建有云台水榭,榭上及踏梯上多聚观者,兴致勃勃地观看垂钓、捕鱼道教沭书籍。画像石中的养鱼、捕鱼场面,展示了东汉时期浓郁的风情画面,为我们了解当时这一带的水生资源、养鱼和捕鱼技术、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等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这也正是徐州地区汉画像石最为常见的表现题材,地域性很强。
同时，徐州的达官显贵对欣赏鲤鱼有比较高的雅好，他们不仅要把鲤鱼养得肥肥美美，还需要观赏鱼具有比较好的姿态动作，好比今天对海豚的驯养，也就是说，在汉代，养、训、赏是一体的道教沭书籍。关于训鱼的汉画像石有不少，除了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侍童用青草逗引鲤鱼，以增加赏鲤乐趣。在贾汪出土的“焚香交谈·训鸟兽鱼”画石中也能看到相关内容。画石突出中间建筑人物，除此之外，刻画了侍童逗训凤鸟、鲤鱼甚至猴，虽然仅刻画一条鱼，但其所表达的含义不言而喻，如图2（1）。
因此在两汉期间，观赏鲤有可能已经不是单一的颜色的鲤鱼了，是比较接近现代锦鲤的样子道教沭书籍。在悠长的自然繁殖和天选过程中，加上三千年的人工培育完全有可能冲破鲤鱼红色或者黄色单一颜色的桎梏，而形成三种以上色彩的可能性，当然还需要作多方面的论据论证。
四是对长寿升仙的追求道教沭书籍。在汉画像石中，鲤鱼的象征意义很多，如“多子多福”，“好运连连”，最重要的是“鱼化龙”,鲤鱼跳过了龙门就能化身为龙，这个神话故事能够满足墓主人死后能升仙之渴望。鱼化龙是一次突变，人死而成仙也是一种突变。在韩兰成先生汉画像石馆就有一块鱼化龙含义的画像石，正是此类题材所要反应的思想。如图8。
图1和图2是徐州地区出土的两块包含鲤鱼观赏的汉画像石，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两汉期间，徐州地区的王侯及达官显贵、甚至富裕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养鱼、训鱼、赏鱼行为非常普遍，故而，徐州地区最有可能是最早出现鲤鱼观赏的发源地，这是在一徐州为中心的鲁南、苏北、皖北汉画像石区的重要发现！而其他三个区，即河南南阳、鄂北区，四川地区，陕北、晋西北区却没有发现此类画像石道教沭书籍。
那么道教沭书籍，为什么纯粹的“赏鲤图”汉画像石会在徐州地区出现呢？
6000多年前，徐州的先民就在此生息劳作，那时正处于伏羲女娲的时代，是华夏族开化较早的地域道教沭书籍。泰沂山区即：山东半岛、鲁西南、鲁西北均为海和湖。在5000年前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泰山、蒙山、茱萸山一带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从动物遗骸、孢粉组合、硅酸体等有关环境资料分析，这时气候温暖而湿润，属亚热带景观。在5500年前的早期阶段，处于大西洋期，又称之谓气候最宜时期，温度比现在高5℃左右，降雨量较多，植被以阔叶林为主，并含少量亚热带成份：森林茂密，草木繁盛，水域宽广，正是鲤鱼喜欢的温湿环境。
据历史学家奕丰实教授考证：“太昊和少吴是传说时期东方夷人的较早阶段，太吴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道教沭书籍。这说明苏北的人文伊始是比较早的。
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道教沭书籍。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汉书》载：“海岱及淮，惟徐州。”也就是说在渤海、泰山、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文化，徐州占据重要位置。
上古时期，涿鹿之战结束后，黄帝初都彭城，后迁新郑道教沭书籍。因为彭城（涿鹿）曾是蚩尤都城，黄帝为威慑蚩尤旧部而在此建都。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彭城因而得名。夏商时期，大彭氏国很强盛，曾为五霸之一。大彭氏国传承了八百年。彭祖的饮食养生之道，对以后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一道“羊方藏鱼”菜肴标志人类食鱼的最早的菜谱记录。
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混合地带，是国内最早出现的城邑之一，建城史约4000余年道教沭书籍。
春秋战国时期，彭城为宋邑、徐国国都、楚国国都道教沭书籍。秦汉之际，西楚霸王项羽建都彭城。彭城还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三朝封国的国都，长达500多年。西汉时期，彭城为刘氏同姓王的重要封国——楚国和彭城国。
两汉时期，徐州一带经济富庶、文化发达、自然条件较好，古汴水、泗水在这里交汇横贯，土地肥沃，既有渔舟之便，又有灌溉之利，生产中除了使用铁工具外，还不断改进农具和提高耕作技术道教沭书籍。诚如史书中记载的一样，这片土地曾经是一派“人口殷盛”、“谷米丰赡”的欣欣向荣景象，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时期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道教沭书籍。西汉初期，刘邦封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地方广大，有薛郡、东海、彭城等共36个县，西到河南，东至大海，南达淮河，北到今山东的临沂和泰安的汶河一带，今天苏、鲁、豫、皖交界的广大地区皆以今徐州为中心，徐州无疑成为“五省通衢”的重要门户。
古泗水和汴水在彭城北交汇，支流流经鲁南山区的徐鲁边贾汪境内，形成大河（不老河、荆山河、彭河）、湖泊，渔业自然丰富，也为人工养殖鲤鱼及训赏创造了优良条件道教沭书籍。所以“赏鲤图”这种画像石刻出现在苏北和鲁南的贾汪成为必然。
有人要问，徐州与当时的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安相比，谁最有可能是赏鲤发源地呢？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是布衣天子，在西汉期间，汉统治者一直昌行节俭和薄葬，此政令在皇都周边可能推行较好，但在徐州鲁南受阻，原因是儒家忠孝文化兴盛，厚葬风俗已经达到“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的地步，生活骄奢不能抑制道教沭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对“赏鲤”的审美追求反而会在远离皇都的汉高祖老家徐州肇始。
五、贾汪成为徐州地区
赏鲤文化的核心位置的优势
一是地理优势道教沭书籍。位于彭城东北境的贾汪区，山林、河湖泉水鱼平原相间，一半山水，一半平原，这种半山半湖的地理特征具有较高的人文优势，是古人类生存最好的选址地。
二是人文遗存优势道教沭书籍。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有多处，如玉龙湾遗址、庙台子遗址、沙古堆遗址、黑古堆遗址、焦庄遗址等。境内的大洞山就是史志记载的“茱萸山、采药山”，神医华佗曾在此山采药，悬壶济世，青山泉镇的华祖庙、茱萸寺内的华佗殿都印证华佗在贾汪行医史实。古茱萸寺至少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存在，寺左有山称“皇母山”（民间称团山，状如覆釜），旧传山上有女娲祠和伏羲井（大云窟），可见此山人文遗存深厚。
龙门山（小蝎子山）位于贾汪区北境与鲁南接壤，是黄帝时期的南柱之山（待考证，疑为茱萸山），黄帝寿丘就在其北道教沭书籍。龙门山西连两座山，即小伏山（贾汪境内）和大伏山（峄境），伏山之阳有伏山村，存在久远。之所以称伏山，盖因为此地是伏羲氏族地望，世代流传罢了。鲁南地区是伏羲、女娲遗址及传说最为密集的地区。陈（承）县传为伏羲故里、女娲故里，有女娲冢。以上地理及人文积淀彰显贾汪区深远的文化历史，鲤鱼文化的形成具有丰厚的土壤。
三是水源优势道教沭书籍。古贾汪素以泉水多而闻名，其中“寿圣泉”的喷涌状态“方径二尺许纵天河趵突泉不及也”（滕县志、峄县志载）。以泉水取村名在全国范围内看也是贾汪区的一大特色，比如：贾家汪、大泉村、泉河村、泉旺头村、青山泉村、泉塘村（权台村）、东河泉村、西河泉村（兔泉）、泉汪涯、汴塘、刘海子村、赵泉村等等。众多的泉水喷涌形成了众多的泉塘、汪、沟、涧，乃至于溪流、河道（泉河）等，这为贾汪先民早期养鱼创造了自然地理条件。
古籍记载中，贾汪区拥有十大名泉：寿圣泉、泉汪崖、贾家汪、红井泉、天井泉、荣泉、丹凤山泉、大成山泉、母猪泉、青山泉等，目前长流之泉仍有数十道道教沭书籍。
北魏时期的永福县城，春秋时期的汴塘古城、偪阳古城，徐国古都梁王城，西部境内数个古驿站通达南北，群山之间古寺庙遗址数十处，都可以佐证古贾汪地区人烟稠密，生活富裕，培养观赏鱼在情理之中，“赏鲤图”这种画像石刻出现在苏北和鲁南的贾汪成为必然道教沭书籍。所谓孤证不立，而现在，贾汪区出土两块纯粹以欣赏鲤鱼为主题的“赏鲤”汉画像石已经让锦鲤业界人士为之瞩目，而且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我们相信类似的汉画像石会不断出现，徐州贾汪古养鲤地成为华夏赏鲤文化重要源头的论断非常可期!
江苏龙门鲤文化产业园位于贾汪区涧溪村，县志记载，此村又分为北涧溪、中涧溪、南涧溪，张山、刘公山，与督公湖景区一路之隔道教沭书籍。该产业园建于山坡高低，占地面积近千亩，包括山峦、沟涧、坡地、湖塘，已发现的古养鱼土塘多处，用于鱼塘消毒的古石灰窑数处，为古鲤鱼养殖地，而在此地建设“龙门鲤”文化产业园显然具有继承性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对两块出土于徐州贾汪的汉画像石“赏鲤图”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徐州暨贾汪是中华赏鲤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是具有实证的中华赏鲤文化的圣地道教沭书籍。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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