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哪里还有可以住读的图书馆？——读《劬堂学记》随札:哪里的寺庙可以做法事

　　治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学人，对兼记学者生平、学术与思想的学记体著述大多都有着一份偏爱与喜欢哪里的寺庙可以做法事。在这方面，北京三联书店贡献最多。《冯友兰学记》、《顾颉刚学记》、《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的生平与学术》、《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等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士林学界的赞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不久前上海书店出版推出的《劬堂学记》（柳曾符、柳佳编，2002年版），也是一册值得藏读的学记体著述。这是继1986年江苏镇江编印《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之后，全面展示现代学者柳诒徵先生其人其学其行的又一部纪念性文集，对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位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柳诒徵在学术上以治文化史及目录学名世，在践行用世方面除了在南京高师、中央大学等高校执教授学培植人才，另一可堪记颂者则是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哪里的寺庙可以做法事。自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柳先生出任位于南京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担当时艰，主其事长达二十余年，直到1949年初才以名誉馆长的身份荣休。这种坚持，比梁启超、蔡元培、陈垣诸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馆长的年限都要长得多。在此期间，他主持编写了中国有图书馆以来的第一部全部藏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在图书馆建设上柳诒徵先生力倡并付诸实施、影响深远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图书馆为读者提供食宿的创举。读者只要缴纳适当的费用，即可长期住馆从事研究。后来当过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思想史学者蔡尚思先生，就是这项创举的受惠者之一。1934年他辞职入住国学图书馆，除了“在全国大图书馆中也只有此图书馆出版了全馆普通本善本编在一起的《图书总目》，使读者不必查卡片的麻烦了”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仅没有许多钱可以买书与许多书有钱买不到，而且书太多了也没有空房可以陈列出来。所以就与大图书馆结下了不解缘了。但我遍查国中的大图书馆都只能走读而不能住读。后来才得悉只有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可以住读，于是我狂喜，就把此图书馆当做自己的藏书和书房了”（蔡尚思《柳诒徵先生学述》，《劬堂学记》代序）。在这里，蔡先生抱着打破纪录、竭泽而渔的雄心，遍读馆藏历代文集。柳诒徵对年轻而好学的蔡尚思给予了特别的礼遇，既允许他入住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和其他费用。他还特别叮嘱阅览室管理员：“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别人借阅图书是有限的，不还不再出借；对蔡先生借阅图书是无限的，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搬上搬下，虽很费力气，却不要表示不耐烦，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蔡先生离开图书馆时，向柳先生辞行，柳先生对这位遍读馆藏文集的学者大加称许：“你不仅打破了在我馆读书的学者的纪录，而且打破了古来在图书馆读书的学者的纪录。……我馆首先出版一部《图书总目》，你是首先按《图书总目》集部先后次序遍读下来的，我很希望将来有第二个学者来馆住读。我馆有了你这位读者，这部《图书总目》总算不白出版了。”他还赠蔡尚思先生“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进豪杰”的条幅以示勖励。六十余年过去了，蔡先生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感激说：“我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大图书馆是我的太上研究院，是我做学问的母亲。在此之后无此好机会，在此之后更无此好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怎样忘得了呢？”据《学记》所收、许廷长所撰《柳诒徵振兴国学图书馆》一文记载，像蔡尚思先生一样，在这个图书馆中住读过的学人，还有吴天石、柳慈明、赵厚生、王诚斋、张叔亮等人。他们白天读书，晚间则常向柳诒徵问学请益。这种住读服务方式在全国图书馆界是稀见之举，影响久远。五十年后有读者写信问蔡尚思先生，当代有无如此图书馆。蔡向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询问，顾回答说尚无所闻。一生于图书馆情有独衷的顾廷龙先生在《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说：“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营利。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

　　国学图书馆的前身，是以晚清钱塘八千卷楼藏书为家底、由版本学家缪荃孙等于1908年创办的江南图书馆，这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少数几个公共图书馆之一哪里的寺庙可以做法事。但由于时代局限，处于过渡形态中的江南图书馆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性。直到柳诒徵任馆长，才真正成为面向社会开放式的现代图书馆。允许读者住读，就是其开放式服务的重要体现之一。这种竭诚服务读者的做法，不仅在那个由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时代显得特别突出，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可堪追忆与值得承续并倡扬的做法。近百年后的中国学界,常常有人慨叹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大师无疑是一个时代文化大发展的集中体现与表征，它的产生固然有个体性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他生存所需的土壤。对于一个学人而言，“土壤”之中，最重要者无过于塑造自己的学习环境，举凡如学校教育、发表出版制度、交流、师承等。在诸多学界长者的深情文字中，我们见过可以“恣无忌惮”地偷听名教授上课的北大学堂。如任继愈先生在《松公府旧馆杂忆》（载邓九平主编《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同心出版社，2002年版）中曾以无比怀念的情感写道：“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其实当年旧北大的图书馆还有‘旁阅生’和‘偷阅生’……这一条渠道也曾给一部分社会自学青年提供了读书的方便。这些自由出入图书馆的读者，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生没有两样。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听说图书丢失事件……”在茅盾、胡愈之、胡道静等文化人的笔下，我们见过可以通过随意读书将出版实习生锻炼培养成大学者和出版家的商务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商务所出九十年、九十五年、百年纪念文集收录的诸多文章，都提及了这一令人怀念的文化细节。于光远先生在《忆商务：特别是它的东方图书馆》（载《科学时报》2002年8月30日）一文中说：“我特别重视上图书馆，把上图书馆看作我的一个方面的学历。……商务建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是高明的见地，它既能为商务的作者的工作创造条件，又向社会公开。我认为没有这两个图书馆，商务的一些工作可能搞不成”……正是这些像文化摇篮一样的机构与场所，以其宽容而温暖的文化关怀接纳了那些因生活流离而可能流失的读书种子，积久成厚，因木成林，才造就了那些大师级的学者和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在今天，学人的生存环境有了全新的变化，一个更为体制化、科层化的现代性空间给予了学者们更为安稳、优渥的生活保证和硬件方面更为便利的问学条件哪里的寺庙可以做法事。但在获得了这种新的“现代性”的同时，我们很难说没有将一些有益的“旧精神”丢弃了。当大量的年轻一代开始在日趋松动的社会结构中由单位人走向社会人时，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好学的读书种子。如果其中有人向社会发问：“如今哪里有可以住读的图书馆？”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年轻的蔡尚思先生那样的幸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天下奚自乎？曰自学，曰自图书馆。”不知今天的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主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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