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财神关公彰显商人的道德追求

武财神关公彰显商人的道德追求

商人是社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

古时有几种人需要在土地上自由流动：如，军人为了保家卫国而戍边守疆，读书人为了博取功名而上京赶考，商人则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来往奔波。

商人有行商与坐商之分。在古时物资匮乏、交通工具落后的年代，商品的交换、商贸的发展，主要是由行商实现的。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商贸繁荣，货物山积，商贾云集。

由于商人长途跋涉、低买高卖、远走他方的商贸特性，使得商业始终是份高风险的行业。商人不仅需要经营的头脑，也需要人身安全的保护，需要自行组成一种组织系统进行武装护送，或者雇佣镖师护送。有些是以同乡关系结成帮的，如山东帮、山西帮、川帮、陕帮、徽州帮等。有些是因所贩运的货物种类结成的，如盐帮、粮食帮。也有因运输工具而结的，如车帮、马帮、船帮。

关公最早是商人的保护神，关公忠勇义烈，威灵赫赫的战神形象为商人经商增强了勇气和信心，也给了商人远行在外提供了极大的心灵寄托。

率先奉关公为本行业保护神的商帮，是经营漕运业的漕帮。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

唐朝安史之乱后，关中水利受到严重的破坏，关中粮食供应不足。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千万人口都依靠江南运送来的粮食，所以全国有数百万人投入到了江河运输业组成了漕帮。

古话说，跑马行船三分险。漕帮敬服关公的义烈神勇，推崇关公的忠义精神，更希望关公能显圣护民，保佑运输途中的安全，于是就敬奉关公为本行业的保护神。

宋元之时，大运河上出现了最早商旅护佑神祠——关尉神祠，供奉着关公和尉迟敬德，出现在徐州的吕梁洪上。

嘉靖《徐州府志》记载元代翰林学士赵孟頫所撰《关尉神祠碑记》云：

“庙成，奉牲酒者争门而入，拜于轩陛之间者，至不能容。人之精神萃聚于此，又挟山川之气以自壮，故祷焉辄应，每事必祝其灵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于此见忠义之士，虽千载遗烈，犹不泯也，岂不伟哉！”

这也是漕运业、运输业，以及后世所称“江湖社会”祭祀关公最早的祠庙和记载。

明朝初期，为防御蒙古侵扰，明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了九个军事要镇，并在此一线陈兵十万，秣马三四十万。为解决军粮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颁行“开中法”、弘治五年（1492年）颁行“开中折道”制，刺激了为数众多的山西人走上了商路。这样，山西在明代起便涌现出了一批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大商人。

随着资本的日益雄厚，山西商人经营范围也逐步扩大，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上至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他们把购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然后再行销全国各地。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也应运而生。最初为当铺，以后又有印局、帐局、钱庄。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晋商首富亢氏的资产多达数千万两。

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五百年之久。

晋商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就经常仿照关公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联盟，并将关公忠诚信义的美德广为流传，形成“以义取利”的晋商精神。

富甲天下的晋商把关公作为出门在外的保护神，在晋商足迹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里建筑关庙，祭拜关公，希望关公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团结同乡，彰显晋商的文化精神，提升忠义诚信的商业品牌价值。

因为晋商在商业上的成功，其他各地生意人也纷纷效仿，人们就越来越相信，关公不仅是一位能够保护平安的战神，而且也是一位能够保佑财源广进的财神。

直到今天，关公作为武财神的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了，战神与财神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光芒万丈，独耀一方，威风凛凛。所有的关公信仰者都认为，关公代表了商业诚信的昭示与承诺，代表了忠心义气、相互扶持，代表了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最高准则。在关公身上折射出的忠义诚信等文化精神迎合了商家及企业所需，成为他们向世人彰显商业道德的一面镜子。只有讲诚信讲义气讲品格，将人际关系，及商业道德伦理的关系处理好，就能得到财富。

信仰关公的商人主张以义取利、义内生财，关公的武财神形象，其实也体现了商业伦理秩序和商业道德品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