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圆桌会 贵州之美何止六百年:道教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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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陈江南 彭芳蓉 曹雯 ●

看过来道教法事！我大贵州有这么多镇馆之宝

说贵州建省六百年，对这片土地生长的文明并不公平，绵绵群山或许阻隔了交通，可不妨碍山间滋长岁月，以及人们在岁月中一代一代创造、积淀、传承、前行道教法事。贵州几位博物馆馆长亲自打CALL推荐镇馆之宝，充分证明了贵州多彩而又厚重的文化传承。一眼千年，凝视这些宝贝，作为贵州人，我们很骄傲。

证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

证物：一眼千年的玄宗投龙简

李飞，贵州省博物馆馆长，长期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2012-2017年曾主持海龙屯遗址发掘与整理工作道教法事。2016年5月获中国考古学“金爵奖”。他所推荐的镇馆之宝，是见证了大唐风华的“玄宗投龙简”。

这块铜简长35.9厘米、宽12厘米、厚0.8厘米道教法事。李飞说，根据简上文字记载，投简祈福的活动，远在道教形成之前的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大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53岁的玄宗在生日来临前一个多月，在长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道教斋醮仪式，随即派出队伍，往天下名山洞府投送龙简，祈求长生。

一番法事之后，这枚铜简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开始了它长达1280年的旅行道教法事。也是在这一年，在玄宗生日前后，它栖身南岳朱陵洞内，一睡千年。19世纪中叶，它意外醒来，踏上东行路，由衡阳而长沙，先后被不同藏家所拥有，最后流入南京古物保存所。1937年抗战爆发后，它又随着故宫文物辗转西来，投龙一般投入安顺华严洞内，从此石沉大海。

清道光年间，时人在衡山水帘洞下的投龙潭中无意间淘出了这枚铜简（一同投入的其他信物尚未发现），为易大令所得，后被长沙唐荫云收藏道教法事。清人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记录了此事，并抄录了简文。同时的汪、稍晚的罗振玉等人的著作均曾提及此简。可是很少有人见过实物，以至罗振玉曾以为“迨已久佚矣”。除上世纪40年代有零星诗文行世外，该简石沉大海，不知所终。

没有人会想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王育成先生到贵州调查道教文物，不意于贵州省博物馆铜器类文物里重新发现了这枚铜简，南岳投龙简方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道教法事。

在李飞看来，这枚铭刻着玄宗名讳的铜简，见证了大唐的风华，也见证了朝代的更替，当它醒来的时候，看见了皇帝的谢幕，看见了曾经强大的帝国遭受外敌的凌辱，看见了枪声弹雨里文物守护者可敬可爱的脸庞道教法事。

如今，它见证的，是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群山之间繁华都市平地而起道教法事。以步行和马匹代步为主要交通手段的年代，周长35.56公里的唐长安城当然是庞然巨物，可今天的贵阳面积可达8034平方公里，是92个长安城的大小。历经千年复归尘世的铜简，当然不能护佑皇帝长生，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怎能不多生慨叹？

证人：正安县博物馆馆长田茂国

证物：文化交融象征的春秋青铜虎钮錞于

田茂国，从事文物研究工作10余年，现为正安县博物馆馆长道教法事。他推荐的镇馆之宝，是一件古代军乐器——青铜虎钮錞于。

錞于，系国家一级文物，古代青铜类打击乐器，系“六鼓四金”之器道教法事。藏于正安县博物馆内的“青铜虎钮錞于”，于2006年6月在正安县小雅镇小雅村出土，通高47厘米，重15公斤。

整件文物肩围扩大扁圆，腰围收小，肩上端饰盘，盘有较宽的唇边，盘中铸一威武雄壮的立虎，虎四肢伫立，头部肥大上仰，龇牙咧嘴，尾巴弯曲上卷，虎腹悬挂，击之而鸣道教法事。

田茂国说，青铜虎钮錞于出土于小雅镇小雅村熊塘河北岸一自然山体缝隙间，出土时中空部位及四周均被泥土填实，上方还置放了一块近一米见方的石板，石板上端又填满了一米余厚的封土，夯实与周边泥土齐平道教法事。錞于是东周至汉代巴民族的特有乐器，因巴人崇虎，故其又是巴文化的代表物，在宫廷朝会、宴飨、祭祀和宗庙享乐时使用，是为乐器，与钟鼓、丁宁、振铎等乐器相配合，则是指挥兵士进退的号角，此外，还是古代农户田猎时所用的乐器。这件珍贵文物，彰显了正安地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织、渗透、吸收和融合，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证人：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

证物：奔驰群山的交乐东汉铜车马

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推荐的镇馆之宝是交乐东汉铜车马道教法事。这件宝物整体由青铜铸造，分段砂模空心浇铸，采用镶嵌、子母扣衔接、销栓固定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整件铜车马通高1.16米，长0.85米。由头、耳、颈、身、尾、腿共11个部位组成。马姿呈直躯、昂首、嘶鸣状。铜车由驾马、轮轴、车舆三部分构成。高0.76米，宽1.08米。车輢较低，四面敞露。

据龙虎介绍，这件东汉铜车马于1987年在兴仁县雨樟镇交乐6号墓出土，是汉代车马制度的真实写照，属于轺车，类似今天说的公务车，对研究我国西南民族地区青铜铸造技术和交通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道教法事。这是贵州已出土的最大的一辆铜车马，根据体积及工艺判断，该铜车马应该为上级赏赐物品，将体量如此大的青铜器运至本地，代表了黔西南州当时的交通网络相对发达。

证人：思南县乌江博物馆馆长安剑波

证物：有破釜沉舟之志的东汉铜釜

安剑波，1983年出生，现任思南县乌江博物馆馆长道教法事。他推荐的镇馆之宝是东汉铜釜。

该馆馆藏的东汉铜釜共两件，具体年代不详，1989年于思南县板桥镇后屯村出土道教法事。两件铜釜造型相似，侈口，束颈，鼓腹，圆底，肩部有双环耳，口径与通高有差异。

一号铜釜，侈口，束颈，鼓腹圆底，肩部有双环耳，腹部钸三周凸弦纹道教法事。重13.5公市斤，口径31.4厘米，通高27.6厘米，凸弦中线损有2.6厘米、长2.5厘米宽的一条裂口。

二号铜釜，有浮纹虎图案道教法事。重9.1市斤，口径29.5厘米，通高22.4厘米，环耳下损有2.7厘米长、1.1厘米宽一条裂缝。

两件文物出土于思南县板桥镇后屯村同一地点道教法事。1989年一农民在自建房土坎100米处发现，后由塘头经营废旧物资者刘汉芬收购，之后转卖到思南日杂废旧回收。1989年8月10日上午，工人嫌铜釜体积较大，准备将其捣碎易于包装。幸运的是，被旁人及时发现并阻止，如今安居于博物馆中，坐看云起云落。

安剑波说，铜釜是汉代以前的行军用炊具，中国与釜有关的成语，常都与军事战争或者危急形势有关道教法事。将自己用的行军锅打破，把船击沉，展示出兵士们拼杀作战，义无反顾的决心。

这又何尝不是贵州追寻文明赢取幸福的决心道教法事？

证人：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马丽亚

证物：向往光明的彝族皮甲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马丽亚眼里的镇馆之宝，是一件黑底红黄花草纹漆花的彝族牛皮甲道教法事。这件皮甲长53厘米，宽40厘米，重6.5千克，分为上下两部分，胸、背采用大块皮片作为皮甲扣链，前后各5块，皮甲上饰有黑底红黄花草纹漆花。

马丽亚说，彝族尚武，皮甲不仅是彝族在战争期间的防身工具，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缩影道教法事。彝族皮甲做工工艺十分考究。制作一套皮甲，首先要取上好的皮料，最好是野牛皮，剥洗干净后，择日晾晒，然后再进行剪裁和造型。皮甲共由10大块缝制而成，工匠要依皮质的纹路剪裁成胸甲、背甲、腹甲等10块，再依次涂上用特殊配方调制的土漆，绘上图案，最后用小块的皮革连缀而成。

这件皮甲颜色偏于红、黄、黑，红色意味着炽热、向上、奔放、勇敢，是太阳与火的象征；黄色寓意美好；黑色则显得庄重肃穆，是万物底色道教法事。

范同寿：贵州有一条穿越时空的文化隧道

从名字由来感怀贵州的倔强生长

知名历史学者范同寿说，谈到贵州简称为“贵”，历史依据是清道光《贵阳府志》引《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中的一段记述：“矩州治今贵阳府城，贵州为矩州之音转道教法事。”又说：“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意思是宋朝初年，居住在今贵阳一带的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朝廷。普贵操着一口南方话向赵匡胤报告自己来自矩州，当时的方言“矩”“贵”同音，皇帝没听明白，便在《赐普贵敕》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由此开始见于文献，先是作今贵阳的称谓，最后变成了省名。

至于“黔”这一简称的来源要复杂一些，远可追溯到战国时的黔中地，及秦代建立的黔中郡道教法事。当时的黔中郡，治所并不在今贵州境内，仅包括今贵州的铜仁、江口及印江以东地区。唐太宗贞观年间设黔州都督府，下辖施、牂、充、务等九州，贵州乌江南北的经制州与羁縻州同归黔州都督府管领。思南人赵国珍因长于军事谋略，熟悉南方地形，被任命为黔中都督。唐玄宗时设置黔中道，治所虽在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可管辖的主体是今贵州地区。这便是后世以“黔”为贵州简称的由来。民国初年贵州全省被划分为3道，即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从各道名称都冠以黔字来看，民国以前“黔”就已成为贵州简称。

范同寿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协同道教法事。

贵州跬步皆山，世代居住的人们如同生活在大山的皱褶里，土地贫瘠、交通梗阻、可耕地面积少，便成了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障碍道教法事。明以前贵州经济发展缓慢，主要靠各族群众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维持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其间也有官方移民、文化交融等因素在发挥作用。明代贵州建省以后，经过明初百余年的大开发，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贵州经济社会逐渐融入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加上明清两代大规模移民与先进生产力的引进，千余年的落后状态开始出现变化。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全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

真正使贵州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贵州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道教法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步入了后发赶超的快车道，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排在全国前列，还创造了多个国家第一、世界第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区，加上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历史上相对封闭，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大多数省不同，这也是贵州拥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原因所在道教法事。历史上贵州经历了郡国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土司与流官并存的时期，直到清前期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全省才完全纳入王朝统一的行政建制。正由于这一原因，贵州历史文化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地域特征。

贵州是一方充满神秘魅力的土地，这里不仅有着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着大量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更保存着许多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文化现象，似乎在贵州有一条穿越时空的神秘隧道道教法事。

明清之际，贵州出现的人才井喷现象令人刮目惊叹，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仅是其中之一道教法事。阳明心学的诞生、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咸同各族农民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贵州“三教案”、青溪铁厂的创办、“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占比高达六分之一等等，这种文化上走在时代前列与经济上的落后形成明显反差。

从华丽转身读懂贵州的文化密码

范同寿说，贵州地处西南腹地，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形成了国家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成了周边省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必经通道道教法事。这种通道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与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历经2000多年，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它都在发挥作用。

历朝历代政权，要实现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与开发，就不能不重视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道教法事。历史上的筑路、驻军、征伐只要是涉及贵州的，大都是出于对贵州军事战略价值的利用。这样的例子很多：战国时楚将军庄蹻统率楚军入滇，溯沅水而上，穿越贵州西进；秦为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修“五尺道”，由四川，经黔西北抵云南；汉武帝为灭南越，从巴蜀经贵州南下；朱元璋为消灭云南境内的残“元”势力，派30万大军南征，以贵州为基地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消灭吴三桂反叛等等，靠的都是贵州这条军事通道。

历代王朝对贵州通道地位的重视，客观上有利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道教法事。例如，明朝在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对贵州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今天贵州的许多市、县，不少就是在明代卫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需要说明的是，贵州设置为全国第13个行省，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多个层面。

贵州独特的通道地位并不单纯表现在军事领域道教法事。它同样是经济通道、文化通道、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通道。因此，在上下几千年里，贵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通道文化”。

范同寿说，贵州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谜题道教法事。比如贵州辉煌的史前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代表？ 多彩民族文化是贵州文化的主要内涵，可这种多彩民族文化如何形成的，它为什么能经受住岁月的侵蚀，始终保持许多原生性？ 为什么在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贵州人总能冲在前头？贵州的文明内核，十分值得探索。

他说，从今天看向历史，“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可以说实现了华丽转身道教法事。贵州有着随时代演进不断被发现、不断展示出来的大美。贵州文化的包容性、坚韧性、顽强生命力，贵州各族群众“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贵州人从不甘居人后、不屈不挠、奋力赶超……这些美深深地浸透成为自然景观、民族风情、历史遗存，融汇在贵州的悠悠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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