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大瘟疫，使得东汉分崩离析，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咸宁法事符咒
导致一个政权的覆灭是有多种原因的，有政治的、战争的、制度的、文化的、经济的、环境的等等多重因素影响，既有其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也有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咸宁法事符咒。
比如，汉王朝到了东汉末期，外戚专权、宦官专政、地方起义不断、州牧制度形成军阀割据、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再加上与西北羌族的战争掏空了东汉的财力，以及内部贵族、士族和宦官集团的党派争夺，瓦解了东汉的统治大厦咸宁法事符咒。这些都是导致东汉灭亡的因素，可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改变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历史格局和走向，那就是瘟疫。这个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的因素，深深影响了历史，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世界名画中的瘟疫可怖场景）
一、汉末魏晋瘟疫对生命的屠害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瘟疫大爆发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咸宁法事符咒。疫情持续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对生命屠害程度之惨，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并且此后还在不断持续。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发生三次大瘟疫，灵帝时发生五次大瘟疫，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更是长时肆虐，几千万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惨象咸宁法事符咒。
汉末魏晋这个时期的瘟疫灾难，在建安年间达到了高峰咸宁法事符咒。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卷土重来，来势汹汹，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汉书》记载：“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咸宁法事符咒。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瘟疫大爆发，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咸宁法事符咒。裴松之给《三国志》注解里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曾经繁华富庶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人间地狱般的惨烈景象。
然而，瘟疫并没有结束咸宁法事符咒。在东汉灭亡以后，一直到三国时期和晋朝，瘟疫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据《晋书》记载，咸宁（公元275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据《资治通鉴》记载，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到了永嘉年间（公元307年至312年），不仅战乱频发，而且疫病还在肆虐，“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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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古代对于感染瘟疫造成的死亡人口无法准确统计，因而，汉末魏晋这场瘟疫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我们不可准确得知，可从一些史书的记载和当时的官方户籍登记数字上，可以大致推算出瘟疫带走了多少人的生命，也可感知到瘟疫的威力咸宁法事符咒。
（名画中对于瘟疫想象的可怖场景）
汉灵帝时期统计户籍，尚且还有一千万户，而到了建安中期，全国仅剩下了三百万户，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在瘟疫和战争之中咸宁法事符咒。
根据当时户籍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大约有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瘟疫，仅仅123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左右，锐减四分之三咸宁法事符咒。虽然战争、饥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可瘟疫是罪魁祸首，瘟疫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
（病毒）
也就是说，汉末人口从6000万左右下降到1000多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瘟疫的肆虐咸宁法事符咒。
这场瘟疫当时被称作“伤寒”，著名的《伤寒杂病论》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咸宁法事符咒。根据史料描述，感染这种瘟疫的主要症状是：患者身上会出现血斑淤块，往往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疫病主要通过马牛羊等动物作为中间宿主传播，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发病便迅速遍及各地。
当然，那时人们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医学上所讲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咸宁法事符咒。根据现代医学研究者分析认为，这场瘟疫很可能是鼠疫或流行性出血热。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张骞凿通西域，中原人和西域人有了密切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咸宁法事符咒。再加上汉武帝多次征战匈奴，将出血热这种病毒带入了中原地区，导致到东汉末期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也有学者认为，出血热是有季节性的，可这场瘟疫不分季节，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像是流行性出血热，更像是鼠疫。
（鼠疫杆菌）
不论这场瘟疫是由那种病毒引起的，古代由于认知和医疗条件有限，在瘟疫来临的时候，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有恐惧、绝望咸宁法事符咒。病毒是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古人无法认知它，故而，面对疫情，人们要么将疫病归罪于神鬼的惩罚，要么归咎于统治者的失德寡恩。
二、瘟疫对于三国格局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征讨孙权，与孙刘联军决战于长江赤壁一带咸宁法事符咒。最终，拥有十万大军的曹操，败给了六万兵力的孙刘联军。曹操兵败赤壁，导致统一大业没有在他手上完成，形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
表面上，赤壁之战，曹操之所以兵败，在于孙刘联军巧用火攻，一把大火烧得曹操大营“灰飞烟灭”咸宁法事符咒。
然而，曹操兵败，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瘟疫的影响咸宁法事符咒。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疫病患者，后来瘟疫大爆发，难以控制，曹军死伤大半，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北归。
对于在赤壁之战中，曹军感染瘟疫，不得不焚毁战船撤退，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咸宁法事符咒。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咸宁法事符咒。公自江陵攻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咸宁法事符咒。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咸宁法事符咒。”
《三国志·刘焉传》记载：“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咸宁法事符咒。
《三国志・郭嘉传》记载：“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咸宁法事符咒。”
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记载：“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咸宁法事符咒。”
当时，曹操南征孙权，爱子曹冲也在军中，染疾早夭，年仅13岁咸宁法事符咒。
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春天，曹操出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咸宁法事符咒。”（《三国志·武帝纪》）。曹操说上年冬赤壁之战远征，遇到瘟疫，致使士兵死于他乡不得归，要求“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好好照顾死者家属。
对于赤壁之战的失败，曹操明确说是遇到疫疾造成的，他在给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咸宁法事符咒。”（《三国志·周瑜传注》）
也就是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火烧曹操战船，确有其事，可烧毁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伤及根本，没有对曹操造成致命打击，反而是曹操眼看瘟疫造成的死亡难以承受，只得下令烧掉自己剩余的战船，带领将士撤退咸宁法事符咒。
（电影《赤壁》中的曹军战船）
赤壁之战，曹操既没有灭掉孙权，反使刘备拥有荆州，有了立足的基地，继而吞并巴蜀咸宁法事符咒。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得以基本形成。可以说，天下三分、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得以形成，是肉眼不见的病毒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倘若没有这场瘟疫，或许曹操会迅速灭掉孙权和刘备，早早完成统一大业，也就不会使历史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也就没有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国故事咸宁法事符咒。可历史就是历史，已经发生，无法改变和假设。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休养生息后，再次南征孙权于濡须口咸宁法事符咒。可命运似乎故意捉弄他，曹军再次感染瘟疫。这场瘟疫，竟导致“建安七子”中的四人（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在同一年丧命，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也死于这场大瘟疫。似乎命运注定，曹操完不成统一天下的愿望。
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曹魏大军围攻吴国江陵城，眼看胜利在望之际，魏文帝曹丕却突然要求撤军，原因是“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三国志·文帝纪》）咸宁法事符咒。看来，曹魏征孙吴，也是一波三折，被瘟疫折磨得胆战心惊，统一大业之路注定坎坷曲折。
三、瘟疫对于文学的影响
这场瘟疫，不仅改变了历史格局和走向，也对建安文学产生致命的摧毁咸宁法事符咒。
“三曹七子”是建安文学的主力，他们的笔下都描写过瘟疫的危害咸宁法事符咒。
曹操诗歌《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咸宁法事符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场疫情，造成白骨蔽野、千里无人烟的人间惨象。
曹丕《与王朗书》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着篇籍咸宁法事符咒。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这场瘟疫，让贵为皇族的曹丕也觉得生命无常，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觉得七尺之躯，死后也不过长眠一棺土之中。因为瘟疫，朋友们个个凋零。唯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可以不朽。
曹植《说疫气》，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惨状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咸宁法事符咒。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无数家庭，因为瘟疫，惨遭灭族、灭门。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诗》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咸宁法事符咒。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这场瘟疫，不仅深深影响了建安文学的表达，还使得“建安七子”中的五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让“建安七子”众星陨落，成为文坛绝唱，造成文坛凋敝咸宁法事符咒。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导致“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4人，在瘟疫中于同一年全部染疾身亡咸宁法事符咒。其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随曹操征吴，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死时才41岁，很可能也是感染瘟疫而亡。而“建安七子”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这场瘟疫，致使“建安七子”就此全部陨落。
（河南许昌咸宁法事符咒，建安七子雕塑）
“建安七子”陨落在瘟疫之中的这五位文坛巨匠，都是上流阶层的人物，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相比于平民百姓，好上百倍，他们尚且无法躲避瘟疫，普通百姓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咸宁法事符咒。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建安风骨”就是对其的高度称赞咸宁法事符咒。可因为这场瘟疫，这个时期的文学由风骨慨然、关注现实转变为后来的清谈论道、关注自我，迅速进入了低谷期。
“建安七子”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代表，他们的逝世，标志着建安文学的衰亡咸宁法事符咒。“三曹”和“建安七子”铸就的文坛盛况，最后只剩下了曹氏父子，孤木难成林，迅速低落。
这场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造成了难以忘却的创伤和阴影咸宁法事符咒。对民众信仰和社会心理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和改变。由于战争、饥荒、瘟疫同时出现，生灵涂炭，朝不保夕，出现了大量的悼亡诗，诗文充斥着对生离死别、生命无常的伤感。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从关注政治转变到关注个体生命上来，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两汉时代以经学和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谛的主题，进一步导致了玄学和清谈之风的兴起。
四、瘟疫对于民间教派的影响
面对来势汹汹、危害无穷的瘟疫，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束手无策咸宁法事符咒。对此，朝廷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皇帝下《罪己诏》。表示是天子无德，要悔过自新，其实瘟疫是来自大自然的病毒感染，无关乎个人道德，下再多的罪己诏也遏制不了它的扩散；二是派官员前往全国各地，发放药物和救灾物资。可由于交通的不便、管理的混乱，对千千万万的病人来说，这点儿物资无异于杯水车薪，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天启带来的瘟疫）
与此同时，民间团体开始自发组织防疫咸宁法事符咒。民间方士术士以符水治病救人为由，迅速组织起团体，病急乱投医的普通大众聚集在他们跟前，成为信徒，一些教派得以遍地开花。
这个时期，形成了著名的较有影响力的两大教派，一是“太平道”，二是“天师道”咸宁法事符咒。
（一）“太平道”
太平道的创始人叫张角，原本是个穷书生，传说他入山采药，偶然获得数卷天书咸宁法事符咒。从此，他自称“大贤良师”，开始慷慨地施符水治病救人。
用符水治病，就是画一些符咒，再烧入药汤里，给病人喝咸宁法事符咒。其实就是故弄玄虚骗人的。或许是心理安慰，张角让人饮符水，竟产生了一定的疗效。不过，张角也很鸡贼地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你痊愈了，是因为你诚心信道；你的病情加重了，是因为信道的心不诚。渐渐地，张角聚集起了一众信徒。
（符咒）
《三国志·张鲁传》引《典略》记载：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咸宁法事符咒。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太平道名气越来越大，在东汉末年对地方管理失控的环境下，得以野蛮生长咸宁法事符咒。张角的信徒遍布全国，多达几十万，形成一大民间教派。
时机成熟，公元184年，“太平道”露出野心：推翻汉王朝，自立为王咸宁法事符咒。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起义口号，自称“天公将军”，振臂一呼，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响应。义军们头裹黄巾，这场起义，史称“黄巾起义”。
不久，张角病死，黄巾起义军也很快被汉朝镇压下去咸宁法事符咒。黄巾起义虽被镇压，可撼动了东汉王朝的根基。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曹操、孙坚、刘备等人物。他们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有的拥有了地盘，有的获得了声望。最终导致东汉末年进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进而演变为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天师道”
因为瘟疫，在当时巴蜀地区，还崛起了一支教派，叫“天师道”咸宁法事符咒。创始人张陵，自称是太上老君的高徒，人称“张天师”。
张陵给病人施符水治疗，会收五斗米作为诊费，因而，“天师道”又叫“五斗米道”咸宁法事符咒。
张陵提倡病人待在安静的房间里闭门思过，这个教义可谓误打误撞、无心插柳，成功阻隔了病毒的传播，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咸宁法事符咒。因而渐渐聚起大批信徒。
张陵死后，他的孙子张鲁继承衣钵，把“天师道”发扬光大咸宁法事符咒。张鲁后来成了盘踞汉中的大军阀，他在当地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张鲁发明了一种叫“义舍”的慈善机构咸宁法事符咒。穷人路过“义舍”，可以免费就餐，而且管饱。这也是他的善行义举。
《三国志·张鲁传》记载：
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咸宁法事符咒。又置义米肉，悬於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张鲁后来跟曹操交锋，不是曹操对手，最终投降了咸宁法事符咒。
因为瘟疫而出名的，在江东地区，当时还有一位名叫于吉的道士咸宁法事符咒。于吉治病救人，防疫很有一套，因而深受民众爱戴。
在小说《三国演义》里，民心所向于吉，让孙策深感不快咸宁法事符咒。于是，孙策故意刁难于吉，当时适逢早灾，孙策让于吉施法降雨。没承想，于吉还真唤来了大雨。大雨倾盆而下，溪涧欢腾起来。久旱逢甘霖，民众对于吉更加拥戴了。孙策忌惮于吉，对其痛下杀手。可随后，诡异的事接连发生，先是于吉的尸首不翼而飞，再是孙策不论走到哪，都能撞见于吉的鬼魂，孙策最终因惊惧而亡。
可小说毕竟是虚构之言，不是史实，在《三国志》中，孙策是被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所杀咸宁法事符咒。
由于瘟疫，诞生了伟大的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咸宁法事符咒。从晋朝开始，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影响力播散开来。南北朝名医陶弘景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张仲景创立的医方，在古代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医圣张仲景雕塑）
战争、饥荒、瘟疫是古代社会难以解决的三大难题，往往造成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和苦痛咸宁法事符咒。
在古代社会，不管你是帝王将相、枭雄霸主、权贵豪强、才子佳人，还是普通百姓，面对瘟疫，全都束手无策，遭遇的是一样的恐惧、苦痛、屠害和灾难咸宁法事符咒。
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思想的变革、科技的突飞猛进，这三大难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虽然也会零星发生局部的战争、饥荒、瘟疫，可绝不会因这三个问题造成大规模的人口灾难咸宁法事符咒。
虽然现代社会能用科技和医疗手段杜绝了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的惨剧，可瘟疫依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尤其对于经济的毁灭性摧残，使得世界格局也在瘟疫的影响下发生改变咸宁法事符咒。也就是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还是渺小的。人类活动一旦打破了生态平衡，必定自尝苦果。敬畏自然，是人类社会永远要牢记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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