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如何定下北京的城市轮廓？:钟祥做道教法事
明世宗在位45年间，皇帝当得不怎么称职，政绩无可称道，痴迷道教，好大兴土木，可恰是在他御位期间，完成了完整的首都建制这样一桩大业，他之后的北京建制，一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规模未变钟祥做道教法事。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长途奔波近20天的朱厚熜终于抵达京郊良乡，一路上，官员和贵族不停对这位14岁的未来皇帝示好，被他一一拒绝，留下了吃住节俭的好名声钟祥做道教法事。
朱厚熜此番进京是为“嗣皇帝位”，对生于安陆（今湖北钟祥），长于安陆的少年藩王来说，北京、紫禁城和皇帝，是太过遥远的存在钟祥做道教法事。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第四子，明武宗正德皇帝的叔叔，弘治年间到安陆就藩后，过着天高皇帝远的生活，醉心于诗书礼乐。
明世宗像
朱厚熜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出生5天夭折，长女没活几年即病死，朱厚熜的到来对经历丧子之痛的朱家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钟祥做道教法事。传言，朱厚熜诞生的那一天，“宫中红光烛天，远近惊异。”那一年，黄河水清五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素信道教的朱祐杬认定，这必是由道人“点化”而来，对独子呵护有加，恨不得把儒家经典和礼仪制度全数教与他，十几年后，翩翩少年朱厚熜，每遇祭祀及拜进表笺，举止凝重，大方得体，“俨然有人君之度”。
在向北京行进时，朱厚熜表现极好，谨遵母亲“吾儿此行，荷负重任，毋轻言”的教导，对比嬉乐胡闹，荒淫无度的朱厚照，颇有些中兴之主的意味，前朝旧臣倍感欣慰钟祥做道教法事。可就在新皇帝即位环节上，发生了点小插曲。在礼部递交的嗣位仪注里，朱厚熜当由东安门入皇宫，在文华殿行劝进礼，而后即位，走的是皇太子即位的流程，朱厚熜表示不干，“遗诏上让我来当皇帝，怎能以皇太子礼仪对待？”
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坚持请求按照礼部所奏仪礼，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好由张太后出面，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行殿受笺，按照祖宗朱元璋当年“三推让”的套路，三次劝进后，“不敢固拒，勉从所请”，当天中午自定从大明门入，而后派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自己告慰先皇、太后，即位奉天殿钟祥做道教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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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间的中华门，原明代大明门，位于皇城正南方，只有举行国家大典时才开启，供皇帝出入钟祥做道教法事。朱厚熜 1521 年选择从“国门”进入皇城，即皇帝位，就是想向全天下宣告，他才是紫禁城的新主人
大明门，位于皇城正南方，只有举行国家大典时才开启，供皇帝出入，朱厚熜选择从“国门”进入皇城，就是想向全天下宣告，他，才是紫禁城的新主人，他确实也是这么干的钟祥做道教法事。
以“制礼作乐”打造英主形象
自登基那一天起，对礼仪的看重贯穿了朱厚熜前半期的统治生涯钟祥做道教法事。为了保持家族独立性，追认生父为皇帝，而不是认伯伯朱祐樘为爸爸，朱厚熜皇帝位子还没坐热，就开始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和封号问题。以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代表的旧臣主张朱厚熜废除同小宗（旁支）朱祐杬的父子关系，称孝宗为父，入宪宗—孝宗帝统，这自然是孝子朱厚熜不愿意做的。
双方各执己见，一吵就是3年，由此引发的新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之间，新旧政治力量的斗争，被称为“大礼议”，以嘉靖帝心满意足为生父加上“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而告终钟祥做道教法事。期间关于礼法的种种讨论以及“大礼议”事件的前因后果被编入《明伦大典》中，嘉靖七年（1528）刊布天下，关于这本以议礼胜利方口吻写就的官修史书，朱厚熜不仅亲自指导，积极参与编纂，还为之撰序，希望“《大典》广布，而大礼益明，无异议矣”。
兴王朱祐杬像》，明，绢本，设色，纵108.3厘米，横7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钟祥做道教法事。朱祐杬是嘉靖帝朱厚熜生父，“大礼议”事件后被追尊为“兴献帝”，称宗入庙
毫无疑问，“大礼议”的那三年是朱厚熜礼制知识储备呈指数级增长的三年，为了取胜，他涉猎并研读了大量相关书籍，从十三经到汉宋诸儒对原典的注解，自觉是封建礼仪方面的专家，可以“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以“制礼作乐”为自己打造英主形象钟祥做道教法事。
刚当皇帝那几年，朱厚熜常常鸡鸣而起，很早就上朝听政，广开言路，立志收拾好堂兄留下的烂摊子钟祥做道教法事。有一天，他将身边近臣，“大礼议”中的主干张璁召到跟前，问道：
《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钟祥做道教法事。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
意思是说，朱熹说了，在屋下行祭祀之礼为祭帝之礼，如今我们在大祀殿祭祀天地，不符合为坛祭天的老规矩，言外之意是这套拜祭天地的礼数得改，要恢复周制，于南北郊分祀天地，另外，于东西郊分立两坛而祭日月，与南北郊合称“四郊”钟祥做道教法事。
那是谁定下的在大祀殿合祀天地之制呢？当推留下狠话“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的老祖宗朱元璋钟祥做道教法事。所有祭祀活动中，祭祀天地尤为重要，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对开国之君朱元璋来说，祭祀天地无疑是他体认天子身份，宣告“皇权神授”的最好时机，早在正式即位前一年（1367）八月，便于南京南郊建圜丘坛，北郊建方泽坛，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亲祭昊天上帝于圜丘，隔年五月，于方泽亲祭地。洪武十年以前，朱元璋对天地祭祀一直如是。
到了洪武十年（1377）的秋天，南京连续不停的阴雨把祭祀斋居的朱元璋搅得一团乱，他把水旱异常，频繁的灾异归咎于天地分祀，把父天母地置于异处，岂是做人君的为子之道，“安为孝乎！”于是他急忙下令在南郊建大祀殿，从洪武十二年正月开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钟祥做道教法事。
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南郊营建天地坛，“规制悉南京，唯高敞壮丽过之”钟祥做道教法事。天地坛的中心建筑为大祀殿，重檐庑殿顶，砖木混做，殿中设昊天上帝及皇帝神主，殿前左右设配殿，配殿中设有岳、镇、海、渎、日、月、星辰及风、云、雷、雨诸神主，俨然“万神殿”。按明初礼制，每年春正月，皇帝率文武百官在大祀殿举行天地合祀大典，以明太祖朱元璋配享，其他自然神灵及历代帝王从祀。1420年，天地坛建成，隔年春正月甲戌日，明成祖“大祀天地于南郊”。此后百年间，皇帝们沿用祖制，无一个提出异议，直到热衷礼制的朱厚熜发出“未见有祭天之礼”的疑问。
神乐观龙凤纹石井栏，明，南京石门坎出土，明初圜丘坛的位置在今石门坎一带，神乐观属其配套建筑钟祥做道教法事。朱元璋称帝后，于南京南北郊分祀天地，直到洪武十二年正月才开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为天地日月四坛命名
嘉靖九年（1530）五月，郊坛兴工，以夏言为监工，协同户、礼、工三部，于大祀殿正南创建祭天圜丘，方泽坛选址于北郊安定门外，朝日坛、夕月坛分布于东、西郊，坛址均由夏言选定钟祥做道教法事。不到一年时间，四坛依次落成，圜丘最早完工，世宗嘉靖九年（1530）冬至亲率文武百官，前往圜丘举行祀天大典。
圜丘由朱厚熜亲自定制，从明初的两重祭台改为三重蓝色琉璃圆坛（乾隆年间扩建时才改蓝色琉璃坛面为艾叶青石铺设），圜丘坛的尺寸、用砖数、栏板数以及柱子、台阶数字，多为“九”或九的倍数；坛面砖、汉白玉栏板、柱子及台阶的颜色，为青、白等天、云之色，处处体现皇权及对天之敬畏钟祥做道教法事。
嘉靖九年实行天地分祀之后的圜丘（天坛）示意图，出自《大明会典》卷 82钟祥做道教法事。圜丘由朱厚熜亲自定制，从明初的两重祭台改为三重圆坛，圜丘完工不久，嘉靖帝即亲率文武百官前往举行祀天大典
随着其余三坛相继完工，明世宗谕礼部：“南郊之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钟祥做道教法事。”天地二坛由此得名。有了新的圜丘坛，大祀殿基本成摆设，嘉靖十九年（1540）被拆除后，明世宗命在原址上建大享殿，亲自设计，绘制图样，由严嵩主事。大享殿参考古代明堂而建，规制与大祀殿完全不同，大祀殿制方，大享殿制圆，三重檐三重基，即今祈年殿前身，只不过当时的屋顶颜色为上层青色，中层黄色，下层绿色，到乾隆年间才统一为青色覆瓦。
所谓“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明堂祭天和郊祀一样，都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的祭天大礼，而前者属于在宫殿中举行的“堂祭”，这大享殿就是为秋季举行大享上帝之礼而建，按周制，配祭者当为君主之父，所谓“严父配天”，朱厚熜之所以汲汲于废旧立新，为的就是将生父牌位移入明堂中（“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而后称宗入皇家祖庙太庙钟祥做道教法事。
位于天坛公园里的圜丘，坛面原来使用蓝琉璃砖，乾隆十四年（1749）重建后改用坚硬耐久的艾叶青石铺设钟祥做道教法事。在古代，九是“阳数之极”，圜丘坛的尺寸、用砖数、栏板数以及柱子、台阶数字，多为“九”或九的倍数，以示皇权
没等大享殿建成，明世宗即在紫禁城玄极宝殿举办明堂大享礼，诏易昊天上帝尊谥为皇天上帝，尊朱祐杬为睿宗献皇帝，1545年大享殿建成后，经历“壬寅宫变”（1542年，宫女和妃嫔意图杀死明世宗嘉靖皇帝，未果）的朱厚熜不可紫禁城不愿意待，天坛也懒得去了，大享殿名存实亡，“郊庙不亲，朝讲日废”，嘉靖朝大规模的坛庙改造工程告一段落，向着四十不惑迈进的朱厚熜在完成礼制改革并将生父挤进皇帝世系后，痴迷于炼丹修道，长生不老，“终身事鬼而不事人”钟祥做道教法事。
修筑外城钟祥做道教法事，一拖再拖
其实就在“壬寅宫变”发生的前几个月，还发生了一件朝臣们议论纷纷的大事钟祥做道教法事。这年六月，蒙古鞑靼部再次劫掠山西等地，一个多月的袭扰，“使十个卫所，三十八个州县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被杀的平民达二十余万，被抢去的牛、马、猪、羊也有二百多万头。”边塞告急，为了保卫京城安全，都御史毛伯温上奏嘉靖帝，提议修筑外城：
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预防，岂容或缓，臣等以为宜筑外城，包络既广，控制更雄钟祥做道教法事。且郊坛在内，皇上事天爱民，尽收其中。
原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仅修筑皇城和内城，内城的东西两道城墙沿用元大都的城垣，南城墙向南推进二里余，北城墙缩进五里，由于当时经济尚未恢复，对建设外城的军事需求并不强烈，这一工程被搁置，之后的仁宗和宣宗都有复都南京的打算，无意顾及此事钟祥做道教法事。
英宗即位后，钱被用来改建永乐年间的城墙，修筑九门城楼，增设箭楼和角楼，加深城壕等，及至正统己巳之变，也先长驱直入城下，哪还有力气和钱财于京城之外复筑土城以护军民，筑城计划一拖再拖，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北京作为明朝首都，在百余年发展下，人口繁多，商业繁荣，尤其是住在城外关厢的居民人数已经超过了城内，尤以“南关居民稠密，财货所聚”钟祥做道教法事。
嘉靖九年实行天地分祀之后的方泽（地坛）示意图，出自《大明会典》卷 83钟祥做道教法事。地坛坐落于安定门外东侧，与天坛遥相对应，坛平面呈方形，寓意“天圆地方”，为明清皇帝祭祀“皇地祇神”之场所
朱厚熜认为，“筑城系利国利民大事”，应当“择日兴工”，念及当时正准备重建太庙，刑科给事中刘养直谏言，“诸臣议筑外罗城，虑非不远，可宜筑于无事之时，不可筑于多事之际钟祥做道教法事。且庙工方兴，材木未备，畿辅民困于荒歉，府库财竭于输边，若并力筑城，恐官民俱匮。”在嘉靖帝眼中，到底是太庙重要些，外城计划再度搁置。
“壬寅宫变”后，皇帝深居西苑，群臣想要见上皇帝一面都难，更别想皇帝会上朝听政钟祥做道教法事。
1550年10月2日（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熜举行了自1539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大臣们都很激动，天刚蒙蒙亮，就纷纷入朝，直到黄昏，嘉靖帝才出现在奉天殿，“不发一词”，谕旨由鸿胪寺官员宣读，对于不久前发生的俺答汗率军直抵北京城下（即庚戌之变）一事，朱厚熜表示都是因为朝臣不负责，玩忽职守，才会造成如此后果，而他作为皇帝，一点错都没有，错全在文武官员，他还训斥道，“再如昔玩视，并以军法行刑钟祥做道教法事。”官员们败兴而归，看来双方对各自表现都很失望。没有外城守民，面对蒙古骑兵来袭，城外关厢一带的百姓拥到城下要求进城避难，朝廷却命令紧闭城门，激起民怨后才“开门听民出入”。
地坛公园里的方泽坛钟祥做道教法事，嘉靖九年始建，清乾隆十五年（1750）遵乾隆皇帝谕旨进行改建，将黄琉璃砖坛面改换为艾青石坛面，现建筑为1981年按清乾隆时形制恢复
庚戌之变让朝野官民迫切需要一道墙来堵住蒙古骑兵，南关因居民繁庶，货物屯聚，有居民朱良辅等奏，愿自出财力，严嵩上《请乞修筑南关围墙》一疏请求修建南关厢，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嘉靖帝决定先筑正阳、崇文、宣武三门的关厢外城，预计总长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一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钟祥做道教法事。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在兴工之前拆毁店铺民房甚多，加之不法官吏趁机敲诈勒索，民间怨声再起，朝廷内部议论纷纷，京城才被骚扰，国家元气尚未恢复，财力也有困难，宜先选将练兵，休息民力，现下确实不是筑城的好时机，翌年二月，皇帝“诏停南关厢土城工”。
北京城“凸”字形实因缺钱所致
这一休息，又是两年钟祥做道教法事。这回，轮到兵科给事中朱伯辰发言了，他说他经常去四郊考察，发现有土城故址，差不多百二十余里，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外城的话，“赠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世宗召来大学士严嵩问其意见，严嵩答，“今外城之筑及众心所同，果成，亦一劳永逸之计。⋯⋯臣询知南关一面，昨岁兴筑功已将半，若因原址修筑，为力甚易。”这些话打消了皇帝心中的顾虑，不四面筑城，“未为王制”，他命户工二部合同会勘地势，不久，兵部尚书聂豹将会勘结果和筑城方案呈报给明世宗。
按照规划，京城外城总长计70里，南北各筑18里，东西各筑17里，利用元大都旧土城城址22里，从城外取土夯筑城墙，重城四面，计开城门11座，如能付诸实施，北京城平面图将呈“回”字形钟祥做道教法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十九日，筑城正式兴工。筑城顺序是，先南转东再转北，最后由北转西再接南。基于财力所限——此时银库银两的收支至少已连续五年入不敷出了，在嘉靖帝“建城一事固好，可不可罔力伤财”的总原则指导下，筑城方案又改为先筑南城，俟南城筑完之后再量情酌定。
明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4）明北京城图钟祥做道教法事，在嘉靖帝修筑外城的构想中，北京城平面图将呈“回”字形，基于财力所限，南城建好之后，东、西、北外城工程被搁置，成了烂尾工程，北京城凸字形轮廓和内城、外城的城市格局就这样延续下来
因此，当南城的东西两道城墙，筑到与崇文、正阳、宣武三门的城墙相齐时，就不再向北延筑，而是东墙折而向西，西墙折而向东，分别与旧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相接，经此改动，北京城的平面图便成了“凸”字形钟祥做道教法事。
仅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南城工程全部竣工，合用建筑原材料、军夫匠役、钱粮器具等约用银六十余万两，相当于嘉靖三十二年国库收入的近1/3钟祥做道教法事。外城城墙周长28里，呈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共开5个正门和2个便门，明世宗亲自为各门命名，即：永定、左安、右安、广渠、广宁（清道光年间为避清宣宗旻宁讳改为广安）和东西便门。南城建好后，南北用兵频繁，国家财力不足，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为重建宫殿，耗费巨资，再修筑其他东、西、北外城，纵有心而无力，因为缺钱，北京城“凸”字形形状，就这样延续下来。
虽说筑南城是亡羊补牢之举，可正是在广渠门外，袁崇焕成功击退后金军进攻，赢得大捷，使得明廷没有重蹈“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的覆辙钟祥做道教法事。朱厚熜若是泉下有知，应该会有所欣慰。毕竟在他45年的执政期里，皇帝当得不怎么称职，政绩无可称道，痴迷道教，好大兴土木，可恰是在他御位期间，“完成了完整的首都建制这样一桩大业”。
历代帝王庙，分布于京城南北东西四方的天、地、日、月坛均出自他手，在他治下，北京城的城市轮廓由原来的口字形变成凸字形，形成内城与外城的城市格局，南城蓬勃发展钟祥做道教法事。他之后的北京建制，一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规模未变。这大概是当年穿着肥大、拖地衮服即位的15岁皇帝朱厚熜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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