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的朝贡及其影响:合川道教
大理国的朝贡及其影响
段玉明
摘要：大理国唯与宋朝存在朝贡关系，而又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形式合川道教。正式朝贡是大理国与宋朝政府之间的朝贡，非正式朝贡则是大理国周边羁縻各族与宋的朝贡。通过与宋的朝贡，大理国不仅在行政体制上借鉴、模仿宋朝，而且助成了两国之间广阔存在的民族缓冲带。在大理国与宋的朝贡关系中，边贸因素是影响两国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大理国；朝贡；宋朝；羁縻各族；边境贸易
大理国存在时期，除宋以外，周边没有强于大理的政权存在合川道教。如果“朝贡”专指带有藩属、臣服性质的政权入朝贡献方物，则大理国唯与宋朝存在此种朝贡关系。而又由于宋对大理国始终处于戒备状态，这种朝贡关系时断时续、极不稳定。尽管如此，其对大理国与宋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
关于大理国与宋的朝贡关系合川道教，《宋史》卷四八八《大理国传》记载最详：
大理国，即唐南诏也合川道教。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
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合川道教。诏璘置局于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六年，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诏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偕诣阙，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道出荆湖南，当由邵州新化县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乡，转运判官乔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当农事之际，而观望劳民，诏罢方。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
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合川道教。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朝廷以为璘功，并其子晖、昨皆迁官，少子□(日+更)为合门宣赞舍人。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诈冒，璘得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
绍兴三年十月，广西奏，大理国求入贡及售马，诏却之，不欲以虚名劳民也合川道教。朱胜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贡，言者深指其妄，黄璘由是获罪。”帝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可雠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也。”六年七月，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马，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乞谕广西帅臣，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患于未然。诏从之。
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其邕州提举、廵检官宜精其选，以抚峒丁合川道教。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
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朝贡事，亦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南诏》等，然均简于《宋史》，唯《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历代朝贡”与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熙宁大理国贡方物》记载略同合川道教。而具体朝贡月份，《长编》记在“五月”，《宋会要辑稿》与《玉海》称在“八月”。熙宁九年当大理国上德元年，即段廉义即位次年，政局极其动荡——段廉义最后也死在了杨义贞的变乱之中。大理国借此朝贡是否另有别的政治企图，限于材料难以确认。可宋朝政府沿袭“河外尽弃”的旧制，仅仅待之以礼而不行册封，其藩属或臣服关系没有因此建立，“(大理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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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五年(1115)与七年大理国朝贡事，前因后果较为复杂合川道教。高氏还国以后，段正淳立，希望与宋改善关系，崇宁二年(1103)，遣重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1](P269)由于宋朝政府的一贯谨慎，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结果。段正淳死，段正严立，与权臣高量再度谋求归宋。广州观察使黄璘得报，转奏朝廷：“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徽宗即诏黄璘置局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颇有成效的西北拓边政策增强了宋朝政府御外的信心，徽宗一改传统的保守政策，接受了大理国臣属的请求，可仍保有相当的谨慎，凡有朝贡必先获其允准方可。于是，政和六年(1116)，段正严即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人使宋。徽宗诏黄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李紫琮等人到达宋都汴京以后，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热情款待，还被允许参观了御书阁。《宋史》卷二一《徽宗纪》称政和六年“大理入贡”，应即此次。按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熙宁大理国贡方物》的记载，时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情况下，次年二月，大理国遣使贡马380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外携乐人一队。使臣同样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礼遇，其所献乐人尤其深得徽宗喜爱，“以供欢宴，赏赐不赀”。*宋朝政府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此册封包含了阶、官、勋、爵4种要素，在宋虽然不算最高册封，可也是一种较高的等级了。[2]*自始至终与此事密切相关的黄璘等人同时受到加封。胡本《南诏野史》：“政和六年，遣儒官钟震、黄渐赍敕褒高泰明相国公忠贞，封平国公。”[1](P274)此条记载明显有两个错误：第一，钟、黄二人出使大理国的时间不在政和六年而在七年；第二，此次出使的主要使命是册封段正严而不是褒奖高泰明。据李霖灿先生研究，钟、黄二人此次出使大理国费时至少在一年半以上，至政和八年(1118)底方才返宋。[3](P3～5)辞行之时，高泰明特造紫地金书《维摩诘经》一册，以表达愿与宋朝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其跋文曰：“大理圀相圀公高泰明政心为大宋国奉使钟口、口口造此《维摩经》壹部，赞祝将命还朝，福禄遐嘏，登山步险，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年(1118)戊戌季冬旦日记。”大理国与宋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定，故于宋于大理国都是一件大事。因此，政和八年宋科举考试题目即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臣属关系的确立总是伴着历日的颁赐，而是否遵奉中原正朔则是臣属者是否臣服的重要标志。故张守所撰《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完全按照君臣之礼表述两国关系，“臣仰被宠灵，俯深荣悸”，“自厌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国有至仁，无思不服；故小邦怀其德，莫敢不来”，“乃属清台之课历，复同方国之赐书”，“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如此云云。*遗憾的是，由于宋朝君臣一贯的戒备心理，这种臣属关系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当有人提出于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便加强大理国与宋的政治、经济往来时，立刻遭到了以宇文常为代表的众臣的反对，声称：“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图观之，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不仅如此，知桂州周穜等人还上书朝廷，弹劾黄璘贪功枉上，轻启边衅。*宣和元年(1119)，黄璘获罪，“自是大理国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更有真臈(腊)、大理、大石等国，有时来朝贡。”前述可知，李紫琮等人到达汴京在十二月，可以参加元旦朝会。可既称“时来朝贡”，并能参加元旦朝会，则不当只李紫琮一次，大理国还应遣有其他使者朝宋。果如此，则称黄璘获罪后“大理国复不通于中国”就明显有问题了，二者之间应该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是过分亲密的臣属关系。
绍兴三年(1133)十月大理国求入贡与卖马，广西宣谕使明橐奏于朝廷，朝臣朱胜非等不以为然，高宗亦认为大理国是以朝贡之名求卖马之实，“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可雠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合川道教。出于当时客观形势的考虑，已被北方女真搞得焦头烂额的宋高宗，一方面深恐再与大理国发生冲突而两面受敌，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理国市马以保证军需，于是采取了收缩官方往来而放宽民间贸易的政策，是即史家所谓：“因中国多故，皆不见许，惟于黎、嶲境外，夷民私相贸易，有司不禁也。”*至绍兴六年(1136)七月，大理国复遣使奉表并携象、马若干至广西，请求入贡。高宗诏广西经略安抚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此次朝贡，大理国与宋重新确定了臣属关系，洪适所撰《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即以“锡壤南交，获嗣承于家绪；拜章北阙，敢虔奉于国珍”“会圣明之在御，擥道德以遭容；弗以遐遗，许之内属”“幸藩方之世袭，唯忠节以家传”“恭唯皇帝陛下，日月照临，乾坤覆焘”“风雨顺时，知中国之有圣；夷蛮効职，闻盛德以皆臣”“臣国小而偪，道阻且长”等等，表述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可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此表出于宋人之手，“反映的是宋人的态度”[4]，大理国的主要意图或者还在借此而行卖马之实。所以，宋朝政府对大理国臣服的意图仍然心存戒备。同年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请求广西帅臣谨择负责市马之人，“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并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以“消患于未然”，得到高宗的允肯。二十六年(1156)，唐秬知黎州，再次提醒高宗恪守祖制，万勿贪利邀功以启边衅。*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建议精选邕州提举、廵检等官“以抚峒丁”，目的还是在控制大理国。嘉熙四年(1240)，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宋四川安抚使孟珙以其“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这既有宋朝君臣对大理国一贯的戒备心理作祟，也有出于此时四川宋蒙争战激烈的现实考虑。同时证实，大理国与宋并不紧密的朝贡关系应该一直存在，只是单取邕广一路而已。
由上看到，大理国与宋的正式朝贡关系并不紧密，双方于此的考虑也各不相同，在宋是“不欲以虚名劳民”的无所谓态度(内里是怕启边衅的深度恐惧)，在大理国则是借此而欲卖马的经济需要(马匹生产数量太大)合川道教。按某些学者的研究，大理国甚至仅在与宋交往时遵守臣属国的有关规定，而在本国却仍保持自己独立的国家制度。[4]故在两宋时期，大理国与宋的边境贸易虽极兴盛，正式的政治往来却反而不如南诏与唐频繁。
二
言大理国与宋的朝贡，除上面所说的正式朝贡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朝贡需要纳入考虑，这就是其周边羁縻各族的朝贡合川道教。
在大理国与宋之间有一个区域颇宽的羁縻民族分布带合川道教。这些羁縻民族的向背，取决于大理国和宋沿边力量的强弱，以及他们在大理国和宋之间的利益权衡。最后，无论是大理国还是宋，与这些羁縻民族的关系都只能维持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之中。[5](P144～181)《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言这些分布在大理国与宋之间的羁縻民族，分别称其为“黎州诸蛮”“叙州三路蛮”“泸州蛮”“西南诸夷”种种。
黎州诸蛮分布于宋黎州侥外，于大理国建昌府北参差杂居，计有两林、邛部川、风琶、保塞、三王、西箐、净浪、白蛮、乌蒙、阿宗等十二部合川道教。其中，“东蛮”三部(即邛部川、风琶、两林)力量最强，为黎州诸蛮主体，其余诸“蛮”均分别隶属于“东蛮”三部之下。唐时，黎州诸蛮大多臣服于唐。及南诏强，转隶南诏。大理国建立，他们又臣服于大理，隶于会川都督。宋朝建立以后，黎州诸蛮开始与宋接触，在大理国与宋之间双重收利。宋初，两林蛮与宋的往来十分频繁，时时入贡于宋，其首领先后被宋封为将军、大将军、司戈、郎将等。与两林蛮相比，邛部川蛮与宋的关系更为紧密，每代首领继位均遣使朝宋，并在形式上得到宋朝政府的恩准与加封。恃其紧密的关系，邛部川蛮势力迅速膨胀。北宋初年，面对两林蛮的进攻，它还只有求助于宋；至于南宋，两林蛮已经对它束手无策、战则生畏了。风琶蛮与宋的关系发展较迟，约在真宗时期，其首领亦先后被宋封为将军、郎将、司阶、司戈等。[6](P246～248)除“东蛮”三部之外，其他黎州诸蛮也程度不一地与宋发生关系，可皆不如“东蛮”三部密切。*从“东蛮”三部与宋的交往看，宋对黎州诸蛮除了名义上的册封之外，几乎谈不上什么控御。尽管两林蛮、邛部川蛮等自开宝二年(969)以后与宋关系非常密切，可并未因此与大理国断绝关系，甚至他们的很多朝宋行为都是受到大理国委派、代表大理国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引《续锦里耆旧传》即明确称：“开宝元年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谍，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可遣今界邛部、两林蛮时来朝贡。”不仅邛部川蛮、两林蛮，其他黎州诸蛮亦多为大理国羁縻民族，始终与大理国保持着某种依附关系。
宋初，戎州境内“夷夏杂居，风俗各异”*合川道教。靠近州城者，因受汉族文化影响已始从事农耕，逐步成为宋朝编户。远离州城至于大理国，西北有董蛮，正西有石门蛮，东南有南广蛮，合称“叙州三路蛮”。宋初，董蛮首领董舂惜贡马于宋，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大观三年(1109)，南广蛮首领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其地归宋，诏建滋、纯、祥三州。可同时，董蛮诸部又时常侵扰宋赖因寨，使宋朝政府深感头痛。*南渡以后，马湖、夷部数掠嘉州，竟公然将所掠之物货于叙州，给宋朝政府造成极大麻烦。*而宋在南广蛮地所设三州，也未维持多久。[6](P250～251)根据学者的一般意见，叙州三路蛮属于彝族先民，他们与大理国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很近。[7](P255)除此而外，叙州三路蛮还常以大理国所出马匹货物转贩叙州*，说明其与大理国的关系颇密。
宋时居于泸州侥外的少数民族，《宋史纪事本末》称为“泸夷”合川道教。“泸夷”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杂种夷獠散居溪谷”*。北宋时期，“泸夷”与宋的关系相当紧张，自真宗而至徽宗争战不断。南宋以后，“泸夷”未再与宋发生大的战事，双方关系趋于平稳。[8](P424～441)大理国前期，乌蒙、乌撒、茫布、易娘四部隶于会川都督。至其后期，随着此一地区乌蛮势力的膨胀，大理国设东川郡以领閟畔、绛部、乌蒙、乌撒、茫布、易溪、易娘诸部，疆界扩展到宋泸州侥外。也就是说，在大理国后期，“泸夷”的绝大部分都被纳入了大理国的管辖范围，或者变成了大理国的羁縻部族。[6](P252～254)南宋以降，“泸夷”各部在大理国与宋之间往来贸易，规模极大，仅贩马至长宁军边市岁即在500匹以上。*
西南诸夷部族很杂，以姓相聚，与宋关系始终较友好，其首领亦多被宋封为归德将军、怀化将军以至于南宁州刺史合川道教。*西南诸夷与大理国并不直接接壤，故二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明显，唯亦转贩大理国货物于宋。
西南诸夷再下，则有所谓罗殿、自杞、特磨诸部合川道教。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罗殿，在融宜之西、邕之西北，唐会昌中封其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岁以马至横山互市，亦有移至邕，称罗殿国王罗吕，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言宋高宗时罗殿曾经朝贡，可后来似乎没有继续。淳熙八年(1181)，罗殿头角人朱文喜、滕文昌等以样马八匹至邵武军进贡，乞请开市。宋朝政府婉言拒绝之后，以“入夷界招引罗鬼国入马中卖生事”，将与此事有关的邵武军百姓吴汝霖等“决配二千里”。*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罗殿自愿臣伏于宋，宋却无意进一步发展这种臣属关系。与此同时，罗殿似乎又与大理国有着某种臣属关系。宋徽宗时，段和誉遣使入贡，其奏有“臣累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方国瑜先生疑“罗道”乃“罗殿”之异写，“为大理段氏派遣入宋朝，则罗殿为大理势力所及区域可知也”。[9](P761)然应该说，罗殿与宋和大理国的关系主要还是一种经济依附关系。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由于罗殿不是马的主要产地，马市贸易之于它属于一种中介贸易，买卖双方对其都是至关重要，这就迫使它需要与宋和大理国保持一种双重依附关系。
自杞之名始见于南宋，然据学者推断：“自杞势力的始兴当不至晚于北宋后期，且在南宋初年有了相当的发展合川道教。”[10]自杞为徙莫祗蛮，南宋以前为大理国所属。南宋时期，大理国统治趋于衰弱，东部边境一些地方民族上层脱离控制，号“自杞国”。其强盛之时，地域包括今贵州兴义、云南罗平、师宗、泸西、弥勒、丘北等地。[7](P203～205)“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取马于群，可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如此长于骑射，自杞在大理国与宋马市贸易中迅速致富，几与罗殿相抗。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记载：“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自杞“本自无马”*，“取马于大理”*，居然垄断着横山市马总额的四分之三，其对马市贸易的依赖之重由此可知。这就决定了它与大理国和宋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需要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以使它的转手贸易能够延续。
特磨初属大理国*，侬智高时归属侬氏合川道教。及侬智高败，宋以侬氏之裔知特磨道，特磨遂一直在侬氏的控制之下，直至降元。与罗殿、自杞一样，特磨也是大理国与宋转手贸易的主要民族之一，“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宋徽宗时，段和誉遣使入贡所称“磨中”曾经代其“乞修朝贡”，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称宋仁宗时有“磨毡”朝贡，“磨毡”应即“磨中”，并是特磨的另一称呼。
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言及朝贡于宋的蕃夷属国共43个，除大理外，属于大理国边面的另有雅州蛮、卭部川蛮、保塞蛮、两林蛮、风琶蛮、叙州蛮、西南蛮、罗殿、磨毡等合川道教。因其与大理国的羁縻关系，这些蕃夷属国的朝贡事实上应是大理国正式朝贡的补充，很多本身就是代表大理国的，如前面提到的邛部川蛮、两林蛮、罗殿、特磨等的朝贡。类似次一级的朝贡，补充了大理国与宋朝贡的阙如，并把大理国与宋的臣属关系转变成了宋与这些蕃夷属国的臣属关系。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政治发明，减少了大理国与宋直接的政治冲突。整个大理国时期始终没有与宋发生尖锐对立，没有发生像南诏与唐那种规模空前的战争，原因之一是大理国周边这些双重羁縻民族的存在。[5](P144～181)而其双重羁縻能够成立，则与此次一级朝贡关系的确立关系甚密。
三
大理国前期的行政区划承袭南诏后期，带有相当浓厚的军事色彩合川道教。大理国后期，行政区划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废除了南诏以降以军事统治为主的节度、都督制，而代之以政治统治为主的府、郡制——在经济较为发达开化的地区设府，在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郡，而在强邻压境的边夷地区则设镇，其下再各领(县级)州郡部甸。这种主要是以经济状况与地区特点作为依据的两级行政区划，让我们联想到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当是来自对宋朝政区划分的模拟*。除此而外，大理国后期另有一种“某处使”的职设，也与宋朝路使一级的机构类似。《兴宝寺德化铭》称杨才照为“崇圣寺粉团侍郎”，《地藏寺造幢记》称段进全为“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而崇圣寺塔发现的金属刻片上则有“当寺博士史贞□智”等字样。 “粉团侍郎”是以释儒身份以备顾问的僧职，与宋代僧官的贴职类似。“都知天下四部众”则为大理国僧尼总管。“当寺博士”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寺职，类似于宋代的提举宫观。又，《兴宝寺德化铭》称杨才照为“僧录阇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则有“大阿左黎赵泰升”之称，《大理国故高姬墓铭》称杨俊升为“赐紫大师”，《故溪□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称“利贞皇帝补(溪智)和尚以赐紫泥”，赵兴明母墓幢尾署“□焚咒师金澜僧杨长生书”，《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言李胜曾被“理朝赐号李白金[襕]”，而上面提到的段进全又为“洞明儒释慈济大师”等等。此类僧官僧封制度明显不是承续南诏，而是模仿内地行政制度的结果，且应发生在大理国后期(上引碑文尽为大理国后期之作)。据研究，《张胜温画卷》(绘于段智兴盛德五年，1180)所绘帝王服饰与中原帝王衮衣的“十二章”纹样一致，分别为日、月、星、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朱、黼、黻，日中有乌，月中有兔。其色彩搭配亦与中原帝王衮衣的“五方正色”一致，即以青、赤、黄、白、黑分别代表东、南、中、西、北五方。[11](P508～519)[3](P25)那么，即使在帝王服饰上，我们也能看到大理国后期受内地政治文化的影响。比于南诏的行政制度，唐、吐蕃、缅甸乃至印度的多重影响非常明显，以至于某些职设的依据至今不能获得源头。至大理国，吐蕃处于四分五裂，缅甸在蒲甘王朝建立前影响式微，而印度文化则在新的转型之中。除内地(宋)外，大理国周边没有更高的政治文明可资追慕。是以我们看到大理国不同于南诏的职设大抵皆是模拟内地而来，受宋行政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而又主要是在大理国后期——即大理国与宋正式建立朝贡关系以后。正像宋朝政府往往通过朝贡搜集境外信息一样[12]，大理国也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朝贡中搜集宋朝政府的信息，并借鉴、模仿宋朝政府的行政与文化政策。“如此一来，即在无形中增加了大理国与内地政治制度的趋同性，为云南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清扫了道路。”[5](P144～181)
比于南诏与唐的关系，大理国与宋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合川道教。这当然与双方的高度克制有关，可更与双方之间存在一个区域颇宽的民族缓冲带有关。分布于此缓冲带上的民族，大抵均是双重羁縻于大理国与宋的民族。虽也偶尔施加政治与军事影响，可大理国所以能对这些民族形成羁縻，主要是依靠在其之间形成的转手贸易——几乎成为这些羁縻民族立国立族的根本。而又通过他们与宋形成的次一级朝贡体系，维持着大理国与宋不松不紧的关系，减少了大理国与宋的直接冲突。很明显，在此民族缓冲带的形成中，次一级朝贡体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大理国时期，与宋的边境贸易十分兴盛，广泛分布于宋朝的雅州、黎州、嘉州、叙州、长宁军、泸州、黔州、珍州、恭州、沅州、靖州、平州、邕州、宜州、观州、宾州、横州等地合川道教。[6](P156～165)就大理国而言，从宋购买的货物大抵不是本境不产，就是数量很少、难以满足国人需要，故其与宋的经济往来不是可有可无。就宋朝而言，不排除从大理国货买的物品或有某些奇货可居的成分，可主要的还是出于宋自身的经济需要。云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珠宝产地和集散地，其珠玉制品历来为内地所重。铜的购买也是因为川峡奇缺，不得不招买于大理国。而大理国质优价廉的木材，则对宋沿边居民和商人极具实用和商业吸引力。可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买马，“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川、广二边所市均为大理国所出。迨宋南渡，“马益难得”*，大理马由之成为南宋政府军马的主要来源，“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赴江上诸军”*。故时人洪迈称：“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峨所纲发者，盖逾万匹。”*因此，大理国与宋边境贸易的兴盛首先应是双方经济互补的必然结果。可不仅仅如此，宋朝政府在边境贸易上的期待显然更有政治考虑。以马市为例，据现有史料记载，大理国与宋的马市贸易早在开宝(968—976)时期即已开始。之后，与大理国接壤的其他边州相继开市市马，时断时续，此伏彼起，直至南宋末年陆续罢停。而其贸易数额各个时期不一。在川峡诸州：北宋嘉祐(1056—1063)时黎州买马2100匹，崇宁五年(1106)增至4000匹。*长宁军“岁市蛮马三百九十五匹”*。南渡以后，川峡市马五州――黎州、叙州、长宁军、南平军(今四川南川)、珍州(今贵州正安)每年买马大体5000余匹左右。*乾道(1165—1173)年间，秦、川买马岁额11900匹，“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庆元(1195—1200)年间，合川、秦两司为11016匹；嘉泰(1201—1204)末年，合川、秦两司为12094匹。*在广西边面：绍兴六年(1136)岁额为1500匹，“分为三十纲赴行所”*。七年，岁中市马2400匹。*二十七年(1157)，于原额外添买30纲，为3500匹，“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厩，不下十纲”*。川峡、广西合计，总数应在万匹以上。此为交易之数，大理国本身的马匹生产数量较此更大。马匹的过量生产已明显不是满足本国的需要，更是与内地商品交换的需要。此一倾向的加剧，无疑会从经济上对大理国形成制约。北宋时，朝廷曾诏黎州岁售蛮马不任战者却之，大臣袁抗奏称：“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值几马也。”*南渡以后，马湖夷部数扰嘉州，宋朝政府“止其岁币，绝其互市”，其围即解。*乾道七年(1171)八月，孝宗就黎州边市令宰执书谕胡元质、吴总等：“如蛮人以市马要我，则且住一两年，使权常在我，彼无能为，自然安帖畏服。”*淳熙(1174—1189)年间，自杞与宋发生冲突。宋权知邕州吴儆胁之：“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自杞由是顺服。*由此可见，马市贸易之于大理国并羁縻各族具有的潜在的经济制约作用，在宋在大理国并羁縻各族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大理国与宋的朝贡关系中，宋朝政府的态度之所以一直较为消极，严控其朝贡而放宽其卖马，原因即在于马市贸易不仅仅只是经济交往，同时还是控御大理国并其羁縻各族的有效方式。这是大理国与宋朝贡关系中较为特别之处，唯此可以解释宋朝政府的消极态度与大理国朝贡时的卖马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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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官〕
Dali Kingdom’s Paying Tribute and Its Influence
DUAN Yu-ming
Abstract:Dali Kingdom paid tribute to Song Dynasty in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type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official tributes Dali Kingdom presented to the Song, the latter those the periphery tribes did. By paying tribute to the Song, the Dali imitated the Song in political system, and a wide ethnic buffer zone between the two states was built as well. In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li and the Song, the element of frontier trade had a deep impact on the attitudes of two countries.
Key words:Dali Kingdom; paying tribute; Song Dynasty; periphery tribes; frontier trade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1-0106-07
作者简介:段玉明(1958- )，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合川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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