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世魔王还是当代名将，跨越千年历史，浅析程咬金形象变迁之路！:晋州道教
导读：
程知节，本名咬金，字义贞，济州东阿人，是有史可查的初唐名将晋州道教。最先关注到程咬金这一人物，是在阅读隋唐系列小说的过程中。以《隋史遗文》、《隋唐演义》、《说唐》等为代表的隋唐系列小说，以隋唐易代为历史大背景，一方面揭示了朝代兴废的过程及原因，塑造了荒淫暴戾的隋炀帝、智勇开明的唐太宗等帝王形象；另一方面塑造了风云迭变的乱世之中各具特色的草莽英雄形象。
程咬金本是隋唐历史更迭中一名普通的武将，可其形象进入文学作品后，家世、相貌、武器以及性格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晋州道教。程咬金在其中虽然不是情节占比最多的人物，可其出场往往贯穿着重要历史情节，其粗鲁朴直、滑稽可爱的个性在一众草莽英雄形象中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对照史书记载，可以发现历史典籍中的程咬金与隋唐系列小说中的程咬金形象颇为不同，后者甚至有着颠覆性的改变。
唐宋时期：程咬金形象的历史原型
程咬金，历史上实有其人，出现于隋亡唐兴的历史变革期，乱世中几易其主，最终跟随秦王李世民扫荡群雄，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晋州道教。有关程咬金最早的记载以唐代诏书、碑文和墓志为主，勾勒出程咬金的生平大事和受封情况，纪实性较强，文字精炼。唐人笔记中零星记载了程咬金较为突出的言行和武功。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则有取舍地借鉴唐人记载，通过程咬金的单人传记，刻画了一个骁勇善战的传统武将形象。宋代成书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基本不出《旧唐书》对程咬金的刻画范围。至于唐代繁荣的诗歌文体，出现最多的与程咬金相关的典故是“凌烟阁”，与程咬金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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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诏书、碑文和墓志中的程咬金形象
《功臣世袭刺史诏》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分封功臣为刺史的诏书晋州道教。其中明确有：
“左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可普州刺史晋州道教，改封卢国公”
诏书伊始晋州道教，对所分封的功臣有一个总体评价：
“司空齐国公无忌等，或材称人杰，望表国章，论道庙堂，寄深舟楫，用资文武，诚著艰难，折冲阃外，隐如敌国；或志力忠烈，实为心膂；或气干强果，是曰爪牙晋州道教。”
程咬金作为武将，评价之中的“气干强果，是曰爪牙”较为贴切，说明程咬金等是兼具气魄与才干、坚强果断的勇武之士晋州道教。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李世民为褒奖于国有功之臣，图功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又作《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在此诏书中同样对二十四功臣有一个概述性的评价：
“或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纲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炜，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或受脤庙堂，辟土方面，重氛载朗，王略遐宣晋州道教。”
其中“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一句更适合形容武将既有忠心与气节，誓死效忠秦王与大唐，又能征善战、出奇制胜晋州道教。以上两篇诏文中，程咬金都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而出现，人物评价指向性也不太明确，只能按照其武将身份大致推测出与之相符合的评语。而在李世民《册程知节改封卢国公文》一文中出现了对程咬金本人的明确评价：
“惟尔左领军大将军检校原州都督宿国公程知节，志怀锐颖，气干强果，业预艰难，效宣行阵晋州道教。入司禁卫，勤诚著于轩陛；出镇方隅，惠化洽于黎俗。”
“气干强果”的评价与上文提到的《功臣世袭刺史诏》中“或气干强果，是曰爪牙”的评价不谋而合，可见程知节的确是气魄与才干兼具，坚强与果敢并存，再加上“志怀锐颖”一词，说明程咬金不仅有锐不可当的气势，也同样有聪颖的才干，绝非一介莽夫晋州道教。“业预艰难，效宣行阵”可以看出程咬金在基业未稳、天下未定之时便已经跟随秦王冲锋陷阵，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其忠心与气节一以贯之，深得君主信任而能护卫左右；即使出去治理地方，也能竭力施惠于百姓。基于以上褒扬，程咬金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宿国公改封为卢国公。
以上文章以诏书为主，篇幅较短晋州道教。后来随着更多文献文物的出土，《程知节碑》、《大唐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上柱国卢国公程使君（知节）墓志铭并序》（后文简称《程知节墓志》）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两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程知节的生平事迹，择其重点归纳如下：
1、程咬金家世：出身豪族
许敬宗（592～672 年）《程知节碑》记载其曾祖程兴为北齐兖州别驾，其祖父程哲为北齐晋州司马晋州道教。1986 年出土的《程知节墓志》中的记载更加详细和完整：
“曾祖兴，齐兖州司马晋州道教。祖哲，齐晋州司马。并逸气烟翔，孤韵风竦。临机弗谬，蕴志无辱。始屈道于涵牛，遽飞声于展骥。父娄，济州大中正，皇朝赠使持节瀛洲诸军事、瀛洲刺史。”
综合碑文和墓志记载可知，程咬金的曾祖、祖父以及父亲皆任一州纲纪晋州道教。曾祖和祖父均是超脱世俗，品格独特之人。据州大中正一职，毫无疑问可以推测程氏在北朝末期、隋唐之际为济州大族。北齐选举人才的制度多沿袭北魏，凡州县皆置中正。担任州郡大中正的人选往往要符合以下几条标准：
一以中央朝官兼领晋州道教，《北齐书》载：
“齐朝体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晋州道教。”
可也有一些特例，如以府州上佐（司马、别驾）兼任晋州道教。二是须与本人籍贯相符。三是多以门阀士族与当朝新贵选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记载：
“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晋州道教。”
四是多为鉴识人物且谙熟谱牒者晋州道教。由此可见，程氏为济州望族，且担任州大中正的程娄乃州郡之贤，有识见。以上分析可知，从曾祖父程兴至程知节，程氏四代人皆历军职。是否具有源远流长的世系，可追溯到汉代程昱尚不能定。再结合《程知节碑》中记载：
“于时隋纲甫紊，乱阶伊渐，公一室常芜，志澄清于海内……公傍搜义旅，远啸侠徒晋州道教。升坛而烈士趋风，抚剑而群英走魄”
则程咬金出身当地有影响力的军事豪强的可能性更大晋州道教。
2 程咬金生平经历：军功显赫、高寿而终
隋纲既乱晋州道教，程咬金“投李密于汾澨，归王充于鼎邑”，最终归唐，成为秦王李世民的股肱之臣，随之南征北战，并助力玄武门之变：
“太宗之在秦邸，专征是任晋州道教。以公骁杰，引居莫府，授左三统军。燕跃鹯飞，累陪攻战。修戈驻日，长剑倚天。或灭灶以申谋，乍抲原而胜敌。扫清群丑，繄公是赖。爰以懋功，载加隆赏。”
太宗尚为秦王时，便能自主征伐晋州道教。一发现程咬金这勇健杰出的人才，便将其纳入麾下，为己出力。程咬金不负所望，以迅捷威猛的武艺与气势，助李世民克敌制胜、扫清障碍，深得李世民倚重。程咬金本人借助南征北战的功劳，封宿国公，食邑三千户。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授康州诸军事、康州刺史，可：
“寻奉教留住，除右二府护军晋州道教。”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晋州道教。在这场决定唐王朝未来走向的关键一战中，程咬金是李世民的忠实拥趸。变乱平定之后任东宫右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唐太宗贞观初年（公元 627 年），授使持节都督泸戎荣三州诸军事、泸州刺史。不久又作为行军总管，平定铁山獠叛。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拜左领军大将军。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检校原州都督。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检校蒋王府长史。同年，唐太宗封建功臣，以程咬金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邑七百户，子孙代代承袭。之后拜使持节都督幽易檀平燕妫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程知节碑》评价道：
“累牧大藩，咸流善绩晋州道教。”
可见除了军事才能，程咬金的治理能力同样突出，与《册程知节改封卢国公文》中“出镇方隅，惠化洽于黎俗”的评价可互为印证晋州道教。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程咬金再被追授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对此，《程知节墓志》有介绍：
“惟彼北营，羽林之骑晋州道教。选兼七萃，任重八屯。载居其职，弥见忠谨。”
北门即玄武门，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玄武门所屯之兵乃专任宿卫的禁军晋州道教。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更是加强防范，在此囤积精兵。《新唐书·兵志》记载：
“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晋州道教。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
由此可见，一来北门屯兵配置精良，士兵皆材力骁壮、骑射能力过硬之人；二来北门军士的地位和责任皆重，担任君主的亲卫，或从田猎，或卫宫门晋州道教。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太宗崩逝后，程咬金更是率领“飞骑”护送太子李治回京即位，于左延明门外宿卫，百日后，加镇军大将军。足见程咬金深受太宗、高宗信任。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
授左卫大将军晋州道教。后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贺鲁，坐裨将失律，免职归第，拜使持节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于怀德里第，春秋七十有七……册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赠绢布一千匹，米粟一千石，陪葬于昭陵。”
由此可知，程咬金享年七十七岁，卒年为公元 665 年，可以推断生年应为公元 588 年，即隋开皇八年晋州道教。通过对唐代与程咬金相关的文章进行梳理，可以推知程咬金出身地方豪强，隋亡后天下大乱，先后事李密、王世充，终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忠心耿耿、战功赫赫。在夺位之争中誓死效忠李世民，以功封卢国公，图形于凌烟阁。历仕高祖、太宗和高宗三朝，期间历任军职也出治地方，军事素养和治理能力都不可小觑。最后因讨贺鲁坐罚免官，高寿而终，得以陪葬昭陵。唐代文章尤其是《程知节碑》与《程知节墓志》已经勾勒出程咬金生平的重大事件，纪实性较强。同时也存在尚未明确之处，程咬金的外貌特征未有明确记载，凌烟阁所绘图像也因凌烟阁毁于战火而难以得见。这给后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唐人笔记中的程咬金形象
《大唐新语》：明智果断晋州道教，颇知礼节
刘肃（约公元 820 年前后在世）所撰《大唐新语》一书，仿照《世说新语》体裁，分为“匡赞”、“规劝”等三十门，记载了武德初年至大历末年间的名人言行与琐闻晋州道教。有关程咬金的记载两则，一则在“知微”门中：
秦叔宝属隋将来护儿帐内，宝母死，护儿遣使吊之晋州道教。军吏咸怪曰：“士卒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此人勇有志节，吾岂以卑贱处之。”叔宝后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咬金谓叔宝曰：“充好为咒誓，乃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后充拒王师，二人统兵战，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于牖下，皆万人敌也。
本段材料记载李密败后，秦琼与程咬金二人先归王世充，后又投唐的经过，对此经过，唐代文章已有记载晋州道教。笔记突出了投唐过程中程咬金的“一言”与“一行”。“一言”在于程咬金发现王世充好为咒誓的特点，并从此细节预见王世充非拨乱主、终将失败的结局。“一行”则是程咬金与秦叔宝决意降唐时，仍于马上“揖充”而去，没有选择偷逃降唐，可见其光明磊落、颇守礼节。不管是从细微之处预见王世充的失败，还是认清时局后果断做出的投唐选择，以及投唐之际仍对旧主保持基本礼节，都说明程咬金绝非一味鲁莽，反而是一位洞察时局、清醒果断且颇知礼节的武将。
降唐以后，程咬金与秦琼都深得李世民器重，有“万人敌”之称，体现了其能征善战的本领晋州道教。“投唐”这一故事，被后世史书辑录。隋唐系列小说中亦有此情节，不过将刻画的重心转至秦琼。另一则是“褒锡”门中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一事。卢国公程知节在列，且位于胡公秦叔宝之前，再一次证明了程咬金功勋卓著，深得唐太宗的认可。
2《谭宾录》：骁勇善战晋州道教，胆识过人
胡璩，字子温，唐文宗、武宗时人晋州道教。所撰《谭宾录》一书，原名应为《谈宾录》。为避唐武宗李炎讳，将“谈”改作“谭”。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有云：
“唐胡璩子温撰，皆唐朝史之所遗晋州道教。”肯定其史料价值，两唐书也多有辑录。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
本段记载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李密对阵王世充，李密部将裴行俨先行不敌，中箭坠马落于乱阵之中，程咬金驰而救归的场景晋州道教。短短八十余字，简洁而生动地展现了程咬金入阵救人、重骑而还、回身折槊、斩杀追兵、安全归来的全过程。冲阵救人，可见其英勇；二人共骑一马谓之“重骑”，于乱兵之中抱伤者而还，可见其力大无比且骑术精湛；后有追兵之时，先回身折槊再斩追兵，动作一气呵成，毫不迟疑，足见其冷静敏捷、武艺高强。
笔记记载通常较为零散，往往通过人物一时一段的言行举止反映人物的特质，可唐人笔记所载“投唐”和“救俨”两事，虽篇幅不长，却用具体事例展现了程咬金骁勇善战、有胆有识的特性晋州道教。历史琐闻类笔记与正史密切相关，为正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本材料，互为印证。要更加完整全面的了解程咬金的生平事迹，仍需着眼于官修史书的相关记载。
唐宋史书中的程咬金形象
《旧唐书》中程咬金形象的主要特征
实际上，《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皆参照《旧唐书》写成晋州道教。所以《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程咬金生平事迹与《旧唐书》出入不大。而《旧唐书》在汇集唐代史料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和侧重的为程知节立传，成为后世文学创作所依据的根本材料。综合书中记载，归纳程咬金形象特点如下：
（一）骁勇善战、功勋卓著
《旧唐书·程知节传》开篇便提到：
“少骁勇，善用马矟晋州道教。”
作为一名武将，程咬金的骁勇善战体现在其征战生涯的各个阶段晋州道教。首先是事李密时，程咬金任内军骠骑，甚被恩遇。所谓“内军”，由李密特选军中出众的勇士组建而成。人数虽然只有八千，分为四骠骑，可其战斗力号称“可当百万”。且内军作为李密的自卫队，军中地位十分重要。程咬金作为内军骠骑之一，一来说明其自身勇武有统战能力；二来说明李密对其十分信任。其次，是李密与王世充大战时，程咬金于乱阵中救回裴行俨。《旧唐书·程知节传》有云：
“世充来袭雄信营，密遣知节及裴行俨助之晋州道教。行俨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知节救之，杀数人，世充军披靡，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世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兼斩获追者，于是与行俨俱免。”
本段记载与前文引用胡璩《谭宾录》中“程知节”条的记载出入不大晋州道教。乱阵之中，一气呵成地完成杀敌、救人、躲槊、斩追兵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见其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再次，是程咬金归唐，效力秦王李世民之时。一方面，程咬金几乎参与了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主要兼并战争。例如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二月破宋金刚之战：
“太宗遣总管李世绩、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晋州道教。”
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与窦建德战于板渚时：
“太宗将挑战，先伏李绩、程知节、秦叔宝等兵晋州道教。”
还有著名的虎牢关之战生擒窦建德：
“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挥幡而入，直突出其阵后，张我旗帜晋州道教。”
另一方面晋州道教，《旧唐书·程知节传》也记载了程咬金参与战斗的一个细节：
“每阵先登晋州道教。”
古代两军交战之时，先头部队往往危险重重、伤亡惨重晋州道教。这种一马当先、冲锋陷阵的行为正是程咬金骁勇善战的体现。总之，程咬金先后事李密、王世充和李世民三主，均得到重用，接遇甚厚，后仍为高宗朝效力。归唐之后，重要战役均有参与，屡建功勋。
（二）忠心守礼、明智果断
能征善战显示其勇武，可史书记载中的程咬金绝不仅是一介武夫，他同样明智识大局、明礼尽忠心晋州道教。这从以下两则记载可以看出：
知节谓秦叔宝曰：“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及世充拒王师于九曲，知节领兵在其阵，与秦叔宝等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极欲报恩晋州道教。公性猜贰，傍多扇惑，非仆托身之所，今谨奉辞。”于是跃马与左右数十人归国，世充惧，不敢追之。
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晋州道教。知节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
以上两则材料均出自《旧唐书·程知节传》晋州道教。第一则材料描述程咬金和秦琼降唐时的言行。唐人笔记《大唐新语》一书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可不同的是，《旧唐书》中加上了程咬金对王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的评判，“多妄语”说明程咬金并非一时兴起之言，而是平时对王世充多有观察，才对其性格有了评判。《旧唐书》还记录了程咬金离开时对王世充的拜别之语。短短一言有理有据、直白坦诚，先感王世充接待之恩，后直言其气度狭小，非托身之所，才最终决定拜辞而去。于细微处识人，道不同则当机立断地离去，行则有“揖”，言则甚“谨”，二者结合之下可体现程咬金的明智有礼。
（三）指挥不力、偏听偏信
至此，史书中出现的程咬金都是骁勇、忠心等正面记载晋州道教。可人无完人，在其功勋卓著的征战生涯中也存在着指挥失误、受罚贬官的情况。唐代文章中记载此事结果为“（程咬金）坐裨将失律，免职归第”，《旧唐书·程知节传》则交代了“失律”的具体内容：
显庆二年，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晋州道教。师次怛笃城，有胡人数千家开门出降，知节屠城而去，贺鲁遂即远遁。军还，坐免官。
此前，程咬金已经在榆幕谷打败了贺鲁所属的歌逻部和处月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晋州道教。在追击贺鲁本部的同时，出现了“屠杀投降平民”的行为，并因此连坐免官。同书《苏定方传》记载了此次征贺鲁之战的详细过程。主要人物除了大总管程知节、前军总管苏定方外，还有副大总管王文度。自苏定方在鹰娑川以五百骑兵，阻击敌人二万援兵，且杀千五百敌人，获马两千匹时，便引起了副大总管王文度嫉恨。王文度随即矫诏，收军布阵不许深入。苏定方识破其诡计，希望程知节先囚王文度，再乘胜追击，可程咬金选择了。到达恒笃城时，仍旧听任王文度之言，选择屠城。
至恒笃城（本书卷六八程知节传、册府卷四五六、新书卷三高宗纪等均作“怛笃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晋州道教。”定方曰：“如此自作贼耳，何成伐叛？”文度不从。及分财，唯定方一无所取。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
屠城之后，“及分财，唯定方一无所取”，说明程咬金一方面听任王文度之言，屠杀了满城投降的胡人平民，而“不杀降”是古代军事传统晋州道教。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就写到“李广难封”的原因：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晋州道教。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另一方面说明程咬金参与了战后瓜分无辜平民的财产晋州道教。作为主将确有指挥不当之失，偏听偏信之嫌。从死后仍得追赠和陪葬昭陵的待遇来看，并未因此次战役的指挥失当抹杀其之前的功绩，可“屠城”之举不容隐讳。
于程咬金的生平征战经历，史书记载的较为详细晋州道教。此时的程咬金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武将大都具有的特质：勇武善战、屡立战功。加之其忠心知礼、处事果断，即使其晚年有失察屠城之举，不影响其整体形象。《旧唐书》所记载的程咬金形象符合受众对于传统武将的认知，却因为缺乏个性和生动的情节描绘，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史书对于程咬金的家世出身未有清晰明确说明，对其外貌特征只字未提。此时的程咬金仅仅是个历史人物，而后世文学塑造出了一个生动、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
元代：程咬金形象的继承发展
《薛仁贵征辽事略》：与史相承、爱才惜才
隋唐故事于宋代进入说话领域，可篇名未能保存下来晋州道教。到了元代，隋唐故事仍流传于民间说话艺术中，有元代王恽赠讲史女艺人高秀英的《鹧鸪天》词为证：
“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晋州道教。”
其中较为突出且有本可查的话本小说当属《薛仁贵征辽事略》晋州道教。小说中，程咬金作为配角出现，所展现的形象是一位爱惜人才、嫉恶如仇且深明大义的老将，可谓是薛仁贵之伯乐。比对史书对薛仁贵事迹的记载，《薛仁贵征辽事略》的内容大多出自虚构，张士贵嫉妒薛仁贵，贪功冒领一事皆为杜撰。《旧唐书·薛仁贵传》开篇有云：
“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晋州道教。”
可见薛仁贵应募投于张士贵麾下确有其事，可是否得到程咬金的引荐未见说明，可看做是说书艺术的虚构，增加故事情节曲折性的同时，也体现出说话人对程咬金形象的定位晋州道教。在此话本中，程咬金出场两次，一是程咬金奉帝令催赶天下义军，路遇犯长官讳而不得用的薛仁贵。程咬金先是大怒，顿生爱才之心要为薛仁贵伸张正义。见张世贵后却并不急躁，先问义军召集情况，后引到是否携私怨遗漏良将，步步追问：
“大黄庄薛仁贵，为犯你讳字，挟冤不用晋州道教。昔日李药师曾有变，神尧高祖反，斩家小二百余口，不为仇，反用为军师。秦叔宝逼帝于老君堂。今二人皆厚唐禄。为犯你讳字，遣弃良将。”
程咬金这一番有理有据地追问，张士贵无话可说晋州道教。自此，薛仁贵才有机会擒董达，成功加入义军，开始征辽建功勋的后续，程咬金对薛仁贵可谓有知遇之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程咬金提到的“逼帝于老君堂”一事，程咬金口中此事的主角为秦叔宝，而在元杂剧以及后世的小说创作中，逼帝于老君堂的第一主角乃是程咬金。这一情节在史书中并未记载，乃虚构的情节。后世文学作品中对这一情节的叙述重点也是凸显程咬金的莽撞和秦琼的冷静有远见。
程咬金的第二次出场在征辽战役之中，程咬金帅中路大军前来会合，一见薛仁贵，先表惊奇赞赏之义，大呼“虎将在此”，随后表示自己一直将薛仁贵记挂在心，欲要引荐而不得机会；后知薛仁贵被张士贵冒领功勋，便出谋划策，要为薛仁贵讨说法晋州道教。薛仁贵借此机会领兵征讨摩天岭，以一骑之力战退辽三高兄弟，成功救回刘君昂、马三宝二将。程咬金喜煞道：
“勇哉仁贵！前后绝伦晋州道教。”
立下此功的薛仁贵也得到了马三宝、张公谨、尉迟敬德等人的认可，离领功封爵又近一步晋州道教。从总体上来看，程咬金“不以私怨误公事”的大义与史书中的明智有识相呼应，可爱才惜才之品质却是史书未曾记述的部分。程咬金对薛仁贵才能的爱惜也可以看做是老将对于年轻将领的爱护。
元杂剧中的程咬金形象：与史相异、雅俗分化
相比于难见篇名与文本的说话艺术，敷演隋亡唐兴故事的戏曲在元代相当流行，并有篇名和文本传世晋州道教。元杂剧是隋唐故事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元杂剧延续了唐宋时期的史家著述，另一方面进行了文学改编，虚构了新的故事情节，使得故事更具情节性，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戏曲作品中程咬金都不担任戏剧的主角，可是其数次出场所呈现出的形象，已有别于史书和前代作品，不论是外在特征，还是内在性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程咬金形象向“俗”转变的开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粗丑的外貌晋州道教。前文提到，史书记载中并未对程咬金的样貌有明显的文字描述，凌烟阁的画像也毁于战火，未能传世。而在《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首次出现了对程咬金外貌的描绘：
甫一出场，便是一个“发黑须黄眼似金，搊搜容貌赛天蓬”的大汉晋州道教。
须发浓密且眼睛颜色异于常人，已给人惊异之感，“搊搜”一词更是指出其外貌凶悍的一面晋州道教。时代久远，难以得见当时人物的扮相，可“赛天蓬”一语又给人以参照。“天蓬”实为道教中已经定型且流传广泛的专属称谓。据《道法会元》一书记载：
“北斗九晨，一曰九星晋州道教。泥丸九宫中有帝席，魂神魄灵，分化列位，隐名曰天蓬，亦曰太微神。”
此时的“天蓬”是道教推崇的身神晋州道教。
“北斗九宸，应化分精，而为九神也晋州道教。九神者，天蓬、天任、天冲、天辅、天英、天内、天柱、天心、天禽也。”
此处的“天蓬”是北斗星神的化身，主理时节和阴阳造化晋州道教。到了唐宋时期，天蓬则演化为北极四圣之首，与天猷、翊圣、真武同为北极紫薇大帝的护法，统领雷公电母等天神，负责驱邪降魔。面容神色多横眉怒对，狰狞可怖。将程咬金外形与驱鬼的天蓬元帅相较，可见其外表粗犷凶悍。
其二，普通的武器晋州道教。在杂剧中，程咬金所使用的兵器由槊改斧。史书记载，程咬金所使用的武器为“马矟”。汉唐以来，槊一直是世家出身将领的身份象征。而在戏曲中，程咬金的武器变成了宣花斧。《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程咬金有“手中持定宣花斧，不怕英雄百万兵”的自信，追赶李世民时，更是“马跨骅骝疾似风，宣花月斧手中轮”，一柄宣花斧虎虎生风。《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程咬金同样三次抡斧劈杀李世民。《释名》有云：
“斧，甫也晋州道教。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可见斧原是伐木用的生产工具，后用作武器晋州道教。宣花斧，是古代长兵器的一种，斧头刃的一面比较宽大。斧尾之型有如宣花，因此而得名。与史书中程咬金所使用的槊相比，斧同样沉重，于马上用斧劈砍可见程咬金臂力过人。可交战中所用之斧乃伐木之斧演变而来，与造价昂贵的槊相比，就显得更接地气和平民化。同时，斧头之形也远比槊头宽大，虽然同为长兵器，斧显得更加粗犷。
其三，粗野的个性晋州道教。虽然在与程咬金相关的四部杂剧中，程咬金皆未担任主角，可从其言行中仍可看出性格的变化。先是《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程咬金出场之前，无论是马三宝、段志玄等人来见刘文静，还是徐茂功来见李密，众人都有请卒子通报，得到许可后方入见的经过。唯独程咬金一来，便“不必报复，我自过去”，可见其鲁莽不知礼。“斧劈老君堂”这一情节在《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和《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皆有涉及，前一剧中程咬金奉令巡境发现李世民而不知其身份，追至老君堂不听其言，便要先劈一斧，幸被秦叔宝用锏架住；后一剧中，程咬金已知是去追捕李世民，依旧性急要动斧。
三番两次斧劈被秦叔宝拦下，还质疑秦叔宝有二心晋州道教。两部杂剧对细节的描述虽有差异，可从程咬金“斧在言先”的行为中仍可见其行事鲁莽，头脑简单。其鲁莽滑稽的性格从其担任的戏剧角色中也可体现出来，《长安城四马投唐》一剧中，程咬金扮演“净”角。净为戏曲表演中的“花脸”，元杂剧中的净或扮坏人，或扮滑稽角色。而程咬金出场时自言“某乃大将程咬金是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上的马去，番番不济”，也印证了程咬金之“净”乃是滑稽人物。再有《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发黑须黄眼似金，搊搜容貌赛天蓬”的样貌，虽然不是净，可大致推断其扮相应该“浓墨重彩”，是面貌奇异滑稽之人。
明清时期：程咬金形象的丰满定型
出身改写与外貌特征的定型
（一）出身改写：由贵至贱
历史上的程咬金乃出身地方豪族，祖辈父辈皆任一州要职晋州道教。而小说中的程咬金，其出身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人物首次出场时，往往要借人物自己或他人之口将家世生平交代清楚，以便读者知其名姓，简单了解其背景。程咬金也不例外，《大唐秦王词话》便借程咬金自己之口提起了幼年经历。词话中程咬金借斧劈老君堂一事出场，此时他已是李密麾下大将。后来归唐，随秦王夜探柏壁关时，程咬金对山间小路十分熟悉，秦王问其原因，程咬金答：
“臣自幼卖些私盐，专走这些小路晋州道教。”
可见其发迹之前有过贩卖私盐的经历，虽然只是一笔带过，却为后世小说创作赋予其完整身世提供了思路晋州道教。《隋史遗文》延续了《大唐秦王词话》中“贩卖私盐”的经历，赋予了程咬金一个平民甚至贫民的出身。《隋唐演义》第二十一回中对程咬金身世的描述与《隋史遗文》保持一致。《隋史遗文》中程咬金的首次出场在第二十七回，在尤俊达尚未偶遇程咬金之前，作者先借助他人之口交代了程咬金的姓名和来历：
姓程，名咬金，表字知节晋州道教。当初曾贩卖私盐，拒了官兵，问在边外充军，遇了恩赦，得以还家。
与尤俊达相遇之后晋州道教，程咬金又自述其当下营生：
自言家中并非盛族，其母只生得他一人，现下全靠编些竹箕，做些柴扒供养母亲晋州道教。
戏曲中未言及其出身，小说为程咬金编就的出身与正史记载的出身地方豪强，曾祖祖父等长辈为一州之长的情况相去甚远晋州道教。可显然，这样出身草莽的程咬金才更符合作品所描绘的英雄发迹主题。
（二）外貌特征的定型：凶恶丑陋
史书记载中未曾提及程咬金的相貌，元杂剧出现了斧劈老君堂的经典剧目，并首次描述了程咬金“发黑须黄眼似金，搊搜容貌赛天蓬”的容貌，凸显出程咬金奇异的外貌晋州道教。小说作品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对程咬金的外形进行了具体的描写。现选取各部小说作品中关于程咬金相貌的描写片段，列录如下：
程咬金恶赛天神：“团团珠玉缀，乱撒绛毛缨晋州道教。袍披十样锦，甲挂秃龙鳞。弓弯犀角靶，箭插皂雕翎。肩担月样开山斧，宛如华岳巨灵神。”（《大唐秦王词话》第四回）
……只见一个长大汉子，走入店来晋州道教。那汉子怎生状貌？恁般打扮？可见他：双眉剔竖，两目晶莹。双眉剔竖，浓似乌云；两目晶莹，光如急电。趷瘩脸、横生怪肉；邋遢嘴、露出獠牙。腮边拳结淡红须，耳后蓬松长短发。粗豪气质，浑如生铁团成；狡悍身材，却似顽铜铸就。却是一条刚直汉，须知不是等闲人。（《隋史遗文》第二十七回）
……只见一个长大汉子，走入店来晋州道教。那汉子怎生状貌？恁般打扮？可见他：双眉剔竖，两目晶莹。疙瘩脸横生怪肉，邋遢嘴露出獠牙。腮边鬈结淡红须，耳后蓬松长短发。粗豪气质，浑如生铁团成；狡悍身材，却似顽铜铸就。真个一条刚直汉，须知不是等闲人。（《隋唐演义》第二十一回）
那人生的身长力大，勇不可当……他身长八尺，虎体龙腰，面似青泥，发似朱砂，勇力过人，十分凶恶晋州道教。（《说唐》第二十回）
总的来看，《大唐秦王词话》描述的是程咬金整体风格的凶恶，自《隋史遗文》开始则对其身材、眉目、发色肤色进行具体描绘，可无论是高大狡悍、虎体龙腰的身材特征，还是面如青泥、发似朱砂的鲜明色彩，都是其面貌异于常人的表现晋州道教。在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奇人方有奇貌，同样个性能力的人也往往会有类型化的外貌描写。例如《水浒传》中绰号“黑旋风”的李逵，仅从其绰号就可以感受到其粗野的气息，再看其样貌：
“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晋州道教。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真勇悍，人号铁牛儿”。
可见李逵也是身材高大、肤黑眉赤、恶赛天神的大汉形象晋州道教。人物的外貌特征往往与人物的个性特点相辅相成，李逵与程咬金同样高大壮硕的身材，偏黑的肤色与蓬松的须发更有利于凸显他们相似的勇莽气质。
性格的丰满
家世与外表乃程咬金形象的外部特征，小说将更多笔墨放在了丰富其经历和性格上晋州道教。从《大唐秦王词话》到《说唐》，我们看到的是出身草根、外貌凶丑的程咬金的发迹过程，滑稽鲁莽的喜剧性格是其主要特征。另外，程咬金性格在前代作品中未见或未作重点刻画的孝义与反叛元素，也在小说作品中得到了关注。到了《说唐后传》与《说唐三传》中，作者对老年程咬金的刻画则更具生活气息，贴近市民心态。
喜剧性：滑稽鲁莽晋州道教，平添笑料
在杂剧中，程咬金的性格已经有了滑稽鲁莽的倾向晋州道教。《大唐秦王词话》中写程咬金之粗勇则更加直露，徐茂功、秦琼曾多次直呼其为勇夫；
程咬金随秦王夜探柏壁关时，秦王感叹关塞之城失之可惜，粗鲁的程咬金便直接表露出不必回营与秦将军商议，可直取柏壁关甚至太原府，一番言辞丝毫不考虑攻城前后事宜；后有众总管榆窠园拔槊一节，殷开山先无功而返，程知节随即大踏步上前，先嘲殷开山，后放豪言要走马拔槊，结果马跑人跌，槊却丝毫不动，徒添笑料晋州道教。
最能体现程咬金粗鲁莽撞的乃是与尉迟恭一道打散文学馆一事晋州道教，本事独见于《大唐秦王词话》：
写英、齐二王为限制秦王势力建议高祖改聚事堂为文学馆，令秦王麾下战将攻书三年晋州道教。昔日演武场变成讲文之所，尉迟恭与程咬金便称之为天罗地网门，不习坟典，日日只见得“敬德挥拳操战法，咬金拽袖演兵文”。即使如此，不到一月，程咬金与尉迟恭便再受不了束缚，不听秦琼劝阻外出闲耍。先有尉迟恭税课司挥拳打翻张、尹两太师，程咬金假意劝解；后有闹市酒馆见英、齐二王所招的新勇士狐假虎威，吃喝享乐，程咬金挥拳便打，“手开如铁扇，拳起似飞轮。打倒称雄士，丢翻习武人。大鹏单展翅，猛虎急翻身。丹凤欺群雀，苍鹰逐野禽。众多新勇士，打得面肿口唇青。”
对攻书习文丝毫不感兴趣，日日只知挥拳演兵，甫一出馆，便大打出手，搅得天翻地覆晋州道教。《隋史遗文》延续且继续塑造了程咬金性格上粗莽滑稽的一面。这一特性与戏曲中的程咬金相承接，而与史书中的有智有勇相背。具体来说从举止、言语两方面得以呈现。一方面观其举止，得尤俊达赠银时，接来就入袖中，略不道谢；与尤俊达饮酒时，杯杯满、盏盏干，微醉后甚至揎拳捋袖；拿银返家时，心中牵挂，把破衣袖的袖儿恨命捏紧，银子却还是遗失；长叶林劫银时，一被激怒便交代出姓名，马上又懊悔不已；义桑村与众英雄吃酒，吃到兴起处，不仅把酒杯摔的粉碎，还一脚蹬折了楼板，与楼下的尉迟北发生冲突，更是从楼梯上跳下来直接开打。
另一方面，听其言语明白如话，口语词居多，还夹杂着通俗的俚语晋州道教。拿到尤俊达赠予的一锭银子，返家接母却发现银子丢失时，他说“命里穷来只是穷，拾了黄金变成铜”；拦住为秦母祝寿的王伯当等人，面对王伯当“朋友慢来，都是道中”的高呼时，他说“我又不是吃素的，什么道中”，引得王伯当心中暗笑粗人一个，不通方语；误会解开，与众好汉同往祝寿，在义桑村吃酒到兴起，再想自己如今广结天下豪杰时，不管心中闪过多少心思，口中竟然直呼“我快活”三字，尉迟南认为他粗野，细读起来也颇有几分粗鲁可爱。
孝义观：事母至孝晋州道教，待友至义
作为草莽英雄，程咬金性格上有着鲁莽滑稽的一面，可也有事母至“孝”，看重兄弟情“义”的一面晋州道教。程咬金事母至孝在《隋史遗文》中便有迹可循：程咬金首次出场是驮着柴扒走进酒店，从其自述中可知以卖柴扒为生，同时也是为了供养老母。在尤俊达要与他结为兄弟，出门营运时，程咬金首先考虑的是“母亲在家，无人看管”，待得到尤俊达将其母接来庄上供养时，才放心应下、安心吃酒。可仅有此情节，加之程咬金与尤俊达吃酒时也表现得憨态十足，使他“孝”的特质并不明显。
《隋唐演义》在保留此情节的基础上，更在后续描写中借细节深化其“孝”，例如第五十三回写李密对战王世充时，面对主将被擒的假象，樊文超及其他部下选择投降，而程咬金则心中忆着老母，在乱军中卸去盔甲逃走晋州道教。除此之外，《隋唐演义》几乎单辟一章，写程咬金因为挂念母亲，不避之前与秦王的嫌隙毅然投唐。程咬金事母至孝的同时，与朋友相处也十分讲义气。瓦岗英雄众多，可程咬金与尤俊达、秦琼和单雄信三人的关系更为亲厚，在与三人相处时，也更容易看出程咬金的情义。因有尤俊达相邀，程咬金才参与到了长叶林劫银一事，而后有了广结天下英雄，成就一番事业的契机。面对如此知己，两人相见时便结为生死兄弟，患难扶持。待后来程咬金投唐，途闻李密亡故与贾闰甫不再投他处之信，勾起了对尤俊达的牵挂。程咬金心中所想乃是：
“吾一生感恩知己，诸兄弟中独尤员外最深，若无此人，吾老程还在斑鸠店卖柴扒晋州道教。他今滞迹瓦岗山寨，未有显荣，吾如今趁这样好皇帝，弄他去做几年官，也算报他一场。”
而秦琼对于程咬金而言，不仅是共同建功立业的兄弟，更是自幼结识的伙伴晋州道教。秦琼的祖父和父亲皆为国捐躯，其母带秦琼躲避战乱时就借住在程咬金母子家，搬家后也相距不远。两人自幼便是一对顽皮。所以成年后再次相遇，知道自己劫取官银一事牵连秦琼受杖责甚至被问罪时，程咬金选择慨然承认。虽然程咬金在小说中大多数时间行事鲁莽，可是此认盗招供一事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不欺故友之举，英雄磊落义气倾泻而出。同时，秦琼也有烧捕之举，虽与程咬金言行不同，可都为的是朋友间的“义”字，冒着生命危险以成全朋友间的至情，令人钦佩。
反叛性：不满束缚晋州道教，蔑视皇权
《隋唐演义》中，程咬金先事李密，后事秦王，皆能尽职尽忠晋州道教。可从卖柴扒的平民，成长为唐主手下的股肱之臣，程咬金身上的束缚和直接受到的管制也越来越多。书中借程咬金的自言，流露出程咬金对统治与规矩的态度。程咬金为卖柴扒的平民时，尤俊达邀其共劫皇银，以新君即位之事挑动他。程咬金的态度是“深感天子”，因为新君即位大赦天下，狱中的程咬金才能自由还乡、母子重会。因此他认为“做他的百姓，自然要纳粮当差；做他的官，自然要与他催征起解。”此时程咬金关注的仅是自己一家两人的生活，眼界有限且看问题也比较简单。对君主的统治顺从更多，而不见反叛。他认为不管官民，为君主服务理所应当。与尤俊达起事后，程咬金渐渐与天下英雄交结，见识了天下之乱象，有了聚义共事之心。
在七里岗与秦琼相遇时，程咬金言语中透露出的意思便是，有了秦琼，再邀来单雄信，多得是心腹兄弟，也能热热烘烘做一场不输瓦岗的事业，秦大哥和单二哥也做得皇帝晋州道教。这时的程咬金虽不敢说心怀天下，可眼界比之前也有所进益。君主不仁至使天下大乱、百姓不安，那有智有勇之士便可以揭竿而起，成就大事。观其行事依旧鲁莽，可反叛性已有了苗头。程咬金的反叛除了表现在对君主统治上，还体现在对规矩束缚的不满上。有程咬金与单雄信临刑前的对话为证，此时程咬金等人的苦苦周旋未能保全单雄信一命，程咬金不由感叹：
“反不如在山东时与众兄弟时常相聚晋州道教，欢呼畅饮，此身倒可由得自主；如今弄得几个弟兄，七零八落，动不动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岂不闷人！”
这一番言语，首先可见程咬金对兄弟情义的看重，认为兄弟齐聚，开怀畅饮便是人生一大乐事，符合其豪爽鲁莽的行事风格晋州道教。后半句则体现了程咬金对于规矩束缚的不满和对自主自由的向往。程咬金虽忠可直，天性自然的他在行事掣肘之时自然烦闷。朝廷的法度和皇家的律令虽然与之前隋炀帝之暴政有所区别，可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加诸的束缚。纵观程咬金的言行，其性格中开始有了针对统治者和规矩的反叛性以及对自由自在的向往，可主要还是停留在言语层面且程度较轻。
结语：
自唐代至清末，隋唐故事获得了持续发展，在文章、笔记、史书、话本、戏曲以及通俗小说等多种文体中得到展现晋州道教。程咬金的形象也随着隋唐故事的流传呈现出发展与变化。总的来看，程咬金形象经历了从出身高门、骁勇明智的传统武将到出身草根、鲁莽滑稽的发迹型武将的转变，体现出喜剧化、世俗化的演变倾向。唐宋时期的程咬金形象自唐代文章起，交代了程咬金的生平与家世出身，多以赞美之词描述了程咬金的勇武。而唐人笔记则以人物言行说明程咬金的骁勇善战、有胆有识。唐宋时期的史书，有取舍地吸收了唐代文章和笔记的记载，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识、忠心耿耿，立下不朽功勋的传统武将形象，成为后代文学作品创作参照的历史原型。宋末元初的话本小说《薛仁贵征辽事略》刻画了程咬金爱惜人才、深明大义的特质。
元杂剧是程咬金形象变化的重要转折点，雅俗分化明显，与之相关的戏曲作品除了《徐茂功智降秦叔宝》一部与史书记载的程咬金形象一脉相承，其他作品则对其外在形象、使用兵器以及内在性格都做出改变，一位形貌凶恶，手持大斧，而又性格鲁莽的武将形象初具雏形晋州道教。到了明清时期，其形象的丰满定型主要归功于小说作品。自《大唐秦王词话》开始，小说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增补情节，使程咬金的凶恶外貌更加具象，平民出身以及微时经历更加完整，性格特质上更是着力凸显其鲁莽的喜剧性格，同时也展现了对母亲之孝、对朋友之义、对皇权统治之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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