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道家“无为”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融合之道
森舸澜教授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大学学者”，他的研究的独特体现在为中国哲学思想与当代认知科学构建联系道家思想。加之在科普领域的贡献，森舸澜教授的工作引起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他曾在TED演讲中介绍道家“无为”思想，所授edX慕课“中国思想：古代智慧遇上现代科学”（Chinese Thought:Ancient Wisdom Meets Modern Science）颇受好评。
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教授，人类进化、认知与文化中心（HECC）主任之一道家思想。本科与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研究及教学兴趣包括中国先秦思想、宗教研究、认知语言学、伦理学以及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著有《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Effortless Action: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早期中国的身心观念：超越东方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误读》（Mind and Body in Early China:Beyond Orientalism and the Myth of Holism）、《无为：古代中国、现代科学及自发性的力量》（Trying Not to Try:Ancient China,Modern Science,and the Power of Spontaneity）、《醉：我们是如何啜饮、跳舞和蹒跚着走向文明的》（Drunk:How We Sipped,Danced,and Stumbled Our Way to Civilization）等，翻译出版了孔子《论语》（Analects）的英译本。
▲森舸澜道家思想。（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Martin Dee/供图）
在本次访谈中，森舸澜教授指出，科学家在实证研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早期学说中就已给出解答道家思想。老子和其他中国先哲都认识到了人类心理层面的问题，其思想对现代科学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森舸澜教授还以“无为”这一概念为例，分享了如何从认知心理学的层面阐释道家与儒家思想，从而有效地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之间建立联系。
非同寻常的学术经历
赵静一：森舸澜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道家思想。我们先从您学习汉语讲起吧！您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生物学和汉语时，就已经尝试将科学和人文联系起来，这在当时肯定也是一次超乎寻常的学科融合。
森舸澜：其实事情的发展有点一波三折道家思想。我当时还是生物系的大一新生，想要读分子生物学专业。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有机化学学得不太好，对分子生物学的学生来说，这可不算什么好事。于是我就转学海洋生态学。
我那时对汉语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庄子》道家思想。十几岁的时候，我在阅读科幻小说时发现了这本书。因此，虽然生物学是我的主攻科目，但同时我也在学习汉语。19岁时，我决定从普林斯顿辍学，重塑自我。我转学到了斯坦福大学，在那里，开始主攻汉语，因为我觉得人文学科跟我本人更契合。在斯坦福获得学士学位后，我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汉语言专业的硕士学位。
我在头几年接受的训练算是标准的人文学科教育：汉语言、宗教学等道家思想。应该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涉猎跨学科内容，而且变得有点儿“特立独行”。
赵静一：可以看出，您很早就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道家思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大学的教学体系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您在书中提到过大学教育的“两极化”（biversity），即艺术人文和科学类学科彼此间的分离。对于目前的情况您怎么看？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在不同学科之间搭建桥梁？
森舸澜：情况还是不太乐观道家思想。我觉得这是由于大学校长、教务主任甚至系主任之间的想法有矛盾而导致的。在大学高层，大家一直在提倡跨学科，认为这是一件很棒的事。而实际上，招聘、升职等很多现实问题都摆在面前，所有影响你职业生涯的因素都取决于不同学科的内部评价，学科内部对于研究方法及相关问题通常都很保守。
当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带研究生时，在这一点上就很难达到平衡道家思想。一方面，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学习和运用跨学科技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就业，看上去像传统的汉学家。然而，问题就在于，真正影响人们的是跟聘用和任期有关的决定，这种情况很受单一学科的限制。此外，做跨学科的工作得不到奖励，我本人就有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在完成了很多常规工作并获得终身教职后，我就开始从事跨学科领域的工作了。我撰写了《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在这本书里加上了一些隐喻理论，读起来会有点“怪”，不过不算太出格。随后我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并提供了注释，这对于汉学家来说也很自然。正是由于取得终身教职，我才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提升自己，大概用了五六个年假重新学习了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这也许就是得到终身教职的意义吧！
赵静一：您认为中国哲学和当代科学可以建立怎样的联系呢？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思想言论和当代科学之间建立怎样的关联道家思想，才算有效而可行呢？
森舸澜：我们可以向科学界人士展示，他们在实证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早在中国早期的儒家学说里就已经给出了解答道家思想。说到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你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趋势，那就是人们越发关注这一学科了。之前，人们了解的只有道义论（deontology）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两种道德理论。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人实际上还是理性的，他们的道德动机来自情感，而且看上去并不只有一种道德情感——有多种道德情感覆盖不同的场域，如同情心、同理心、正义感等，每一种情感似乎都有自己的触发点以及独特的表现。同时，这似乎还有很多未经引导的情感也有一定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培养这些情感，比如榜样示范、音乐，还有所谓的“礼”。所以从实证方面来说，人们正在重新探索发现美德伦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这和《孟子》里面的思想很贴近。事实上，很多不同的道德情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起来，这听起来很像孟子“四端”的比喻。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关于人类心理方面的发现，实际上和早期中国思想中构建的人类思维模式十分相似。
超越东方主义的误读
赵静一：您的著作《早期中国的身心观念：超越东方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误读》，证实“中国思想不存在身心二元论”这一论断实为谬论道家思想。同时指出，文化本质主义和东方主义，即将中国视为一个陌生而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存在诸多问题。您认为这种倾向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在中国没有身心二元论？
森舸澜：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一直被视为一面镜子、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道家思想。在书中，我追溯了这种把中国描绘成异国他乡的历史——这里的一切都是欧洲所没有的。我们可能更熟悉这种表达方式的负面说法：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没有对立（tension），所以什么都在原地踏步。不过也有积极的东方主义者。像莱布尼茨和伏尔泰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相比欧洲它甚至更好，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比如，伏尔泰希望我们不再信奉上帝，不要把我们的伦理观依附于宗教。有人说，如果你不信上帝，就没有道德可言，会导致礼崩乐坏。他说，不，你看看儒家，他们是世俗的，没有所谓的“上帝”可言，但他们同样保持良好的道德水准。对伏尔泰来说，道德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奉。
中国人不信奉神明，也没有宗教信仰这一说法有一段历史了道家思想。实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自身也支持这种东方主义的说法。他们说，对，我们在孔子时代就是不信宗教的，这也是我们会走在你们前面的原因。这一情况的产生有一系列的历史性原因。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这一趋势逐步加剧，因为那时人文学科研究中盛行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而且至今它可能依旧占据人文学科研究的主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那么你就会认为，面对一个有着如此不同语言的文化系统，我们的思维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道家思想。我们不是自由漂浮的能指，不是生活在一个话语世界。我们有实在的躯体，是生物实体，我们思考的方式当然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可以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构建成型，但也有一部分是基因赋予我们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探讨为什么我们都有着某种共性，为什么我能看懂一部战国时期的书籍。比如我读《庄子》，里面提到容器和出入的概念，还有自由和被外物束缚的概念。我能理解是因为我有过亲身体验，我知道容器是什么样的。再比方说，孟子用“端”的比喻，我之所以能理解他的想法，是因为我具备同他一样的基本思维。全世界的人类都以相似的方式生活。中国古代有农田，就像古希腊也有农田一样。我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理念中，我们在生活方式上有足够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有着共同的理解架构。
我认为，一旦你采用这种具象化的观点（embodied view），你在解读文本时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道家思想。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出发点改变了。在我读研时期，出发点是寻找根本上的不同，把汉语视为完全不同的语言。这就导致我们在深度阅读某个文本时，会试图从最奇怪的角度去解读它。而现在，我认为一个更好的诠释学出发点是体现共性。这样当你深入文本里面，你才能去发现真正有趣的差异是什么。
老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赵静一：《老子》（又名《道德经》）一直被视作一个晦涩难懂、极具神秘感的文本道家思想。您给学生们讲授这一文本的体会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将它与学生的生活建立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其含义的呢？
森舸澜：我试着让学生们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都是他们所熟悉的道家思想。我认为《道德经》是对儒家思想，或者笼统地说，是对“文明”某种意义上的回应。它的出发点即是文明带来了某种不幸，带来了个体的痛苦及不平等。而解决的方法就是原始主义，即回归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不去追求那些难以实现的东西。我尝试着让他们理解，事实上这种对文明的态度在西方也有过。
在课堂上，在我的专著《无为：古代中国、现代科学及自发性的力量》中，我将《老子》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进行了比较道家思想。人们称老子为最早的嬉皮士：远离社会，回归农耕，回归大自然。《老子》一书含有一些重要思想，而且我还导入了认知心理学。这才是人类共性里真正重要的部分。所以当老子提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他其实认识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类心理学问题，那就是适应。比如，当我刚搬进来时，我的公寓里有一台噪音很大的冰箱。当时我觉得它很烦人，然而现在我不怎么注意它了。因为我们感知到它以后，会逐渐适应这种刺激。享乐也是如此。当你喝一种品质很好的葡萄酒时，一开始，你会觉得这酒很好。但大约持续一个月后，它就变得稀松平常了。然后，如果你再去喝品质一般的酒，对你而言就成了劣质酒。这是人类的一个问题，它也被称为“快乐水车”（the hedonic treadmill，意为人被带动着一直向前跑，追求某一目标，然而实际上很快被带回原地，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作者注）。我们谈论的快乐，通常是得到新鲜事物时那种快乐的感觉，人们以为这是持久的，而其实并不是。你得到一部新的手机，很喜欢，觉得这是最好的一部手机了。而后新款出来了，你又会喜欢新的，因为它有一个更好的摄像头。这就是说，人类是生而不知足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理解这一点。老子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问题——我们从来不懂得知足。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放下”，放下追逐那些遥远的事物，只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基本的生存上，而不是眼中的欲望。
赵静一：老子有一个理想，就是让我们回到自然或者本我的状态道家思想。但是在科技愈发具备影响力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多的非自然成分，导致我们控制不住地分心，离开了技术产物无法存活。现在要回归到老子主张的那种自然的状态是不是愈发困难？
森舸澜：我们离这种自然状态越来越远了，我们的大脑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改变着道家思想。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现在研读书本的能力不如以前了，静坐读书，尤其是一本学术书籍，很难控制自己不被手机打扰。智能手机让我们的生活方式焕然一新，使我们更加依赖于短暂的快乐。很显然，手机很容易让人上瘾，我们真的很喜欢盯着屏幕。这十分令人担忧。
不过，我认为老子对人性的描述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道家思想。如果回归乡野，人们还会重新发明新东西，也会想着出行增长见识。因此，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把老子学说视为对文明过度开化的一种矫正。如果你认真考虑老子所说的，你可能不会把手机丢进海里，而是下午抽出时间把它放在一边，不去看它，或者规定自己晚饭后的时间不使用电子产品，而是和家人在一起，听听音乐或者玩玩桌游。其实有很多方法去纠正这种过度依赖，而不是严格杜绝科技和文明。
赵静一：您的学生怎样看待《道德经》这样的文本呢道家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陌生？
森舸澜：他们可以理解这些思想，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共通的思想道家思想。你可以从德国浪漫主义学说中看到它的影子。这种观念认为简单更好，我们需要回归大自然，文明正在腐蚀和破坏我们对事物的自然享受。这是人类对世界的普遍认识。所以学生们完全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他们喜欢《道德经》，甚至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文本之一。
无为与当代科学
赵静一：我们来谈一谈您关于“无为”的研究吧，这和前面提到的关于是否能回归到这种自然状态有一定关联道家思想。想要做到无为也是如此——当代社会，我们都重视目标导向的行动，并为实现特定目标付出了很多努力。您认为，要达到无为和顺其自然（spontaneity）会越来越难吗？
森舸澜：这是肯定的道家思想。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像智能手机这样先进的技术产物。我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像过去那样能让我们自由思考的空间。正如我在《无为：古代中国、现代科学及自发性的力量》一书中提到的，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创造力和幸福感都需要心智游移（mind wandering），要求你暂停接受外界信息，顺其自然。而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只要我们想要，就可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获取信息。放下智能手机，出去散步、划皮划艇、做园艺栽培等，这需要一种非常强的自律。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女儿这一代由智能手机陪伴长大的人，他们“拔下插头”（摆脱外界干扰）的能力是否减弱了。
赵静一：无为存在多种解释，包含多种悖论道家思想。有人说，实际上你得具备坚实的基础，并且下大功夫，才能表现得毫不费力。我联想到水上游的鸭子，它们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水面上，但实际上，它们必须在水下大力地划水才行。那么，我们要如何解开这些有关无为的悖论呢？
森舸澜：是的，有些事情看上去随心所欲，其实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达到道家思想。罗杰·费德勒的正手击球，看起来很轻松，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是因为他五六岁就开始训练正手击球了。我在《无为：古代中国、现代科学及自发性的力量》一书中说，这也是儒家的修身方式，《论语》倡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努力训练，直到最终达到那个境界。对于孔子而言，直到70岁的年纪，他才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从心所欲，但永远不会违背道德，可那是孔子花了70年才实现的。《庄子》里也有类似的例子，不是吗？比如庖丁，他也是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刀工才在牛身上游刃有余。所以某些类型的顺其自然，就其本质而言，需要先训练，然后才能毫不费力。但在另一些情景下，你真的需要无所作为。
比如，第一次约会时，你想表现得风趣迷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你刻意做这做那，结果反而会很糟糕道家思想。你真正要做的就是放松，倾听和享受那一刻。但这就是一种悖论，不是吗？因为你知道不去刻意表现你会做得更好，但是当你想要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时，你又如何做到无为呢？《道德经》提到了以弱胜强的悖论。如果你想变强，那你就要“拥抱”弱，但你不能战略性地这么做。因为你不可能空想着变强，你必须发自真心地喜欢软弱。这就是悖论所在。《论语》里也有与此相关的内容。孔子说，你可以践行礼，牢记所有准则。但是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礼、热爱道，那么你只是一个乡原，一个不辨是非的人，一个伪君子。
“无为”涉及了人类大脑的意识结构，涉及了人身体的共性道家思想。刻意变得无意识，本质上是我们大脑所不能完成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想出一些技巧或者妙招，能够帮助你进入那种状态，而不是主动去追求进入那种状态。
赵静一：您认为道家思想，“无为”的概念是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您能想到西方经典中的一些对等词语吗？
森舸澜：我想，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里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对他来说，真正的美德无疑是“无为”，是自我激励的，不涉及反思，应该是不自觉的道家思想。我觉得，要说战国时期所谓的“主流思想家”儒家和道家有什么独特于西方的地方，就是他们明确地把无为作为一种理想，想方设法去实现。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想法让我们绕过无为的悖论，那些想法很有价值。
赵静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连接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切入点道家思想。在顺其自然的背后蕴藏着许多科学概念。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就是您的新书《醉：我们是如何啜饮、跳舞和蹒跚着走向文明的》的灵感来源吧？
森舸澜：是的，没错道家思想。写这本书的灵感得益于关闭前额叶皮层这一想法。前额叶皮层很重要，但对于某些事情，比如创造力、和他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解决某些合作性难题等，它就成了我们的“敌人”，会形成一定的阻碍。不过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其中一种便是冥想。《道德经》里有一些内容暗示了呼吸吐纳以及冥想的技巧。另一种方法就是酒精，它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下调并抑制你的前额皮质的活性。
读了《庄子》里的一段话，我很受启发道家思想。“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虽受伤，却不会摔死。因为他是“神全”的。换句话说，他的前额叶皮层已经因为酒精的作用失效了，所以就“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这是《庄子》里的一个隐喻，他说，既然你从醉酒中尚且能“得道”，那如果能隐于天地，是否更能保全心境呢？这让我开始思考：人能够在需要时关闭前额叶皮层，如通过冥想和不同的艺术形式，是一种独特的能力；但有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就是用酒类将它释放出来。于是乎，我开始思考人们是怎样通过酒精来解决这个无为的矛盾的。这是让你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回归自然状态的一种方式。
赵静一：我想到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在他发挥创造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道家思想。
森舸澜：对，还有陶渊明，以及所有其他和酒有关联的诗人道家思想。创造力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全世界不管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创造和发现都跟酒精和饮酒有着莫大的联系。同时，当一个人喝醉时很难撒谎，也很难伪装自己。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你喝醉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测谎仪，因为人们意识清醒时实际上并不擅长检测谎言，也不擅长去刻意发现谎言。但如果能够关闭前额叶皮层，在检测对方是否撒谎时，直觉实际上比我们有意识的判断更准确。
赵静一：这一点很有趣道家思想。我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您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了。
森舸澜：是的，联系之一便是“自发性”与“信任”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但在《无为：古代中国、现代科学及自发性的力量》一书中，我强调的是“无为”和“德”之间的联系，对中国而言可以说涉及了神学层面。一个人达到无为的境界，“天”就会欣赏他并且赋予他“德”来获得大成。我认为这个出发点是基于人类心理学的。我们相信那些在我们看来返璞归真（spontaneous）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们对人声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我。所以说，“信任”与“自发性”之间存在的联系是说得通的，这也是我对不同文化通过酒精达到这一目的感兴趣的原因。
▲森舸澜著《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封面
赵静一：我很喜欢您所做的推广和普及“无为”理念的工作，不只把它带入对话中，还和其他概念建立联系道家思想。我认为，中国的古代文献有很大的潜力跟当下的热点研究，甚至是人工智能道德建立关联。我们如何将道德灌输给机器？所有这些问题都令人非常振奋。
森舸澜：说得没错，人工智能的道德性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道家思想。让我着迷的一个问题，便是AI研究员试图让AI作出良好的道德决策。他们先尝试了道义论，试着给人工智能一种规则感，不过随后他们发现生活实在太复杂了，不能用规则来概括。后来他们又尝试应用功利主义，大致上是想让AI核算结果然后设计算法。不过，他们发现这也不管用。再后来，他们偶然发现，可以以故事的形式训练这些机器，给它们讲那些做了正确事情的人的故事，于是便输入100个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像《论语》，对吧？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德伦理学的内容。
AI研究员试图让AI建立起属于它们自己的道德体系，然后磕磕绊绊地找到了儒家的美德伦理学道家思想。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一途径，会节省很多时间。（完）（原标题：道家“无为”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融合——对话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森舸澜）（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静一
责任编辑：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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