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兴衰，是另一部大写的中国历史: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从张鲁说起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这个人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个小角色，只占了半个章回的篇幅，说张鲁手下有一个叫庞德的大将厉害的不得了，曹操派人买通了张鲁的谋士杨松，里应外合反间庞德。在曹军围攻汉中的关键时刻，杨松又出了一个坏注意，建议张鲁“放火烧尽仓廪府库”，张鲁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认为“仓廪府库国家之有，不可废也”。所以曹操对张鲁有了好感，收复汉中以后，“念其封仓库之心，优礼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
可在中国道教史上，张鲁绝对是一个大人物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我们的初中历史课本里曾经讲过，东汉有个叫张衡的天文学家，发明了地震仪，这个人就是张鲁的父亲。再往前，东汉道教流派之一“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陵，是张鲁的爷爷。
广泛意义上的道教，从黄帝、老子开始，包括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起起伏伏存在了一千多年，形成了以“方仙道”、“黄老道”为代表的道学基础，对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传统产生了血肉相连的广泛影响，可这仅仅是一种宗教化的发展方向，并没有直接孕育成为宗教成果龙泉市做道教法事。直到东汉末年，《道德经》与《太平经》被奉为道教经典以后，中国道教才算正式诞生。
最早把《道德经》经遵奉为道教核心经典的人，就是张鲁的爷爷张陵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他在巴蜀地区传教，有入门弟子三百余人，设立二十四个教区，从南向北，对长安、洛阳产生影响。由于他要求入道的信徒先要供奉“五斗信米”，所以他创始的教派被称为“五斗米道”。从张衡发明地震仪这件事来看，张衡好读书好研究，可很可能是个书呆子，他对道教的促进和推广作用不大。到他儿子张鲁接班以后，道教在四川、陕西等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张鲁首先是个军阀，其次才是个道士，他官当的很大，到东汉末年差不多已经成为统治四川北部地区、陕西南部地区的诸候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所以，张鲁在汉中当政的三十多年时间，是道教迅速推广并且奠定历史地位的一个时期。曹操收复汉中以后，“五斗米道”的教民大量北迁，道教随之发展到广大中原地区，这恐怕才是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的真正原因。
其实，曹操赐给张鲁的封赏远比《三国演义》里面的描写更阔绰，除“镇南将军”外，还封了“阆中侯”，五个儿子也都跟着封了侯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这还不算，曹操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都下嫁给张鲁儿子了，为什么？因为以道教另一支流派“太平教”为基础黄巾军起义被剿灭以后，“五斗米道”成为当时唯一合法、主流的民间宗教，而掌门人张鲁就是当时中国道教唯一的大教主，在民间的声望极高。道教衰落以后，中国人对道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明代神话小说的出现进一步混肴了道教神话人物和的历史人物的界线，出现了“汉钟离、吕洞宾、韩仙子”等一大批道教新形象，历史就出现错乱，以至于今天很多影视作品中把太极拳的创始人张三丰描写为民间传说中的“张天师”，这是错误的。道教里面的“张天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张陵，传说他最后与弟子王长、赵升等人得道升天，成为“天师”。另一种说法比较广义和笼统，张陵及期后代张衡、张鲁最后都得道升天，他们最后都成为掌管天庭的“张天师”。
可道教的创始者并非张陵一人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说道教的存在和问题，就绕不开道教的另一个创始人、黄由军起义首领张角，这个人的出现，给道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留下了很多致命的硬伤。
太平道的形成和传教，比五斗米道更早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太平道所信奉的《太平经》，也是道教早期最受大家认可的经典之一。在“五斗米道”形成势力以前，老子的《道德经》并没有被捧在道教核心位置，早期道教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包容了天地哲学、阴阳五行学说、民间巫术及儒家思想、天文学、养生学的另一部宗教籍典《太平清领书》之上。它成书于东汉顺帝时期，有道士进献给汉顺帝，可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所以流传到民间，“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这套书流落到这个叫张角的道士手上，就被张角质化并且加以利用了，他以神道设教方式，宣扬天人合一、因果报应思想，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目标，创立了“天平道”。
五斗米道在蜀中传教的时候，太平道在中原地区已经形成广泛的影响力，黄河两岸的老百姓为加入太平道，不惜“弃卖财产，流移奔赴”，以至于到了道路被堵塞、碾转路途上病死饿死上万人的程度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如果当时的东汉政权是一个强势政府，面对这样的情景，肯定会不惜重兵一剿了事。可此时的东汉政府已经到了病入膏亡、岌岌可危的地步，无力面对“太平道”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害，只能采取因势利导政策，希望张角“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可极度膨胀的张角已经不满足做天下大教的第一教主了，他做起了千秋皇帝梦，想脱下道士袍过一把皇帝瘾，于是发布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造反总动员，命令在朝廷为官的弟子们做内应，一声令下，黄河南北十数万信徒头披黄巾揭竿而起，把东汉政权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黄巾军起义葬送掉的不仅仅是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命，也葬送掉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前途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只要是一个清醒的政权，谁还敢把这样一个不稳定、不成熟的宗教纳为正宗？
从黄巾军起义以后，中国历代政权基本上都对道教采取半利用、半打压政策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一方面，道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血脉相通，根本无法割裂。另一方面，道教一可形成势力，就会对统治政权形成颠覆性威胁。从李渊起兵灭隋，到朱元璋坐收红巾军起义之利造反成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汉族王朝更迭，背后都有道教的影子。
所以，佛教几乎是中国早期的统治王朝敞开怀抱进来的龙泉市做道教法事。道教创始于汉末，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在阴阳学、法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宗教，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目的非常明确，那些在道教中盛行的巫术、阴阳术、方术、五行八卦等，都竭力给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给予一种活着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所宣扬的“清静无为”更像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计谋和策略，而不是终极目标。可佛教宣扬的“清静无为”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消极的避世态度，更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
自佛学东渐以来，各个王朝基本都建立在“佛、儒、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政策之上，弘扬佛教的教义，利用儒教的学说，沿袭道教的传统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如果把三个宗教倒过来说，道教是我们的血液，割不断、丢不掉、可看不见摸不着。儒教是我们的皮肤，关乎肉体、关乎形象，可忍痛割下一块也不至于死掉。佛教是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没条件的时候穿差一些（历史上先后两废佛），有条件的时候穿好一些（清代被奉为国教），可衣服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在看不见身体、看不见血液的时候，衣服的信徒往往最多最众。
从黄巾军起义以后，道教在中国的发展极期暧昧，每个造反者都高举道教大旗，一当造反成功，马上就对道教抱以戒心，开始打压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唐朝开国，打得也是道教旗帜龙泉市做道教法事。那时候，民间有传言，说“老子度世，李氏当王”，这种谶语有别于张角的“黄天当死，苍天当立”，因为李渊家族肯定不是谶语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想不到，也不敢想到。这个谶语搞的隋炀帝惊慌失措，恨不得杀尽天下姓李的人，有理由杀的都杀了，没理由杀的要么被收监，要么被流放，唯独放过了自己的亲姑夫李渊。而李渊呢，在隋炀帝活着的时候，恭恭敬敬入朝为官表示自己的清白。而一可老虎出笼，就马上亮出自己李姓的大旗，毫不客气的收笼和利用民间传言，宣称自己就是老子李聃的后代。天下道士们纷纭而至，帮助李氏家族建立了一个功垂千秋的盛世王朝。
有了这个背景，道教理所当然的被钦定为唐朝的第一国教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可是，唐玄奘西域归来以后的译经事业获得了唐太宗的高度认可，唐太宗自己也于贞观十五年皈依三宝。对道教位列当时的三教之首一事，唐太宗向僧人们做过解释，“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意思很直白，说道教是我的老祖宗创立起来的，所以要排位在先，这是没办法的事。
宋朝在政治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王朝，一方面，北宋开国以后的几任皇帝都崇尚黄老之术，提倡自然、清静简易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宋朝的几个皇帝都无一例外对道教的玄学、巫术、养生术有浓厚兴趣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所以，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道教发展相对繁荣的一个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当政以后，虽然下令中止了五代十国出现的毁佛运动，修复旧寺，安置佛教信徒，重新组织佛教经译活动，可对佛教传播有明确的政策约束，严格控制佛僧人数，明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等法事活动。
宋朝在宗教政策上采取的差异化制度，对中国以后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而沉重的影响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从小处看，恢复了道教在中国的历史阶段内的主流宗教地位。从大处看，对道教的推崇直接促进了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第二次改造，形成建立在“道学”基础之上的“朱程理学”，使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得到加强，并且通过“纲常伦理”等道学基础，过分强调道德完善，对个人的生活基本需要进行限制。
由此而形成的结果是，中国从此以后的历代王朝对内控制变得异常强大，“却无从形成任何足以促使它振奋不已的机制，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人们普遍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实力，反而支持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见卿希泰、唐大潮《佛教史》）。
由道、儒两教发起和倡导的理学运动，不仅造成北、南两宋饱受异族践踏和欺凌，也使中华民族的气节和骨头轰然断裂，从朱程理学出现以后，中华民族就沦落为一个靠人口生殖能力繁衍和传承的弱势民族，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强大，每逢异族入侵，我们必亡国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元朝灭宋，满清灭明，在宋朝以后的历史图景中，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慨以当慷的悲壮之士没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坷没有了，为朋友相忘于江湖不惜割下自己屁股上一块肉的介子推没有了，以弱小民族身份横扫大漠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没有了，带领三十多个老弱病残之人深入西域统治天山南北数十年的班超没有了，连敢于依靠盛世帝国的威风跨越帕米尔高原与伊斯兰传教队伍决一死战的高仙芝都没有了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一千年多年历史，除了屈辱，我们只留下了一些民族英雄孤零零的个人传说，岳飞、史可法、于谦，他们的事迹确实可歌可泣，可他们都是战败了的英雄，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血和泪水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而更可悲的是，在英雄辈出的汉唐时期，从来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冒头的机会，韩信没有韩家将，卫青没有卫家将。自宋代开始，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引起了个人崇拜的坏头，杨家将和岳家将的传说至今被做为美谈传颂。
六十多年前，毛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调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真得站起来了吗？没有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帮助，中国肯定再一次亡国。毛伟人一边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一边以国家利益换取苏联人的帮助。很多人可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空军悄悄帮助中国军队作战。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建国初期我党宣布在上海用“高射炮击落国民党空军战机”，背后有苏联空军一个歼击机团的影子。连自己的祖国都无力保卫，我们你怎么站起来了？
从朱程理学以后，道儒两教的病毒已经感染了我们的血液，没药可救了龙泉市做道教法事。由道教而道学，由道学而理学，宿命如此，无可避免。
丘处机是对道教的正本清源做出贡献的一个人，道教发展到全真教、太一教、真大教时期，出现过暂短的宗教本位回归，更像一门成熟的宗教了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做为宗教人物，丘处机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可他和成吉思汗的交往仍然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大事件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从目前的记载来看，丘处机在成吉思汗身边两年，深受宠信，谈的都是养生和治国方面的问题，没有涉及到宗教纷争。可他回来的时候，被授予虎头金牌和玺书，奉命掌管天下道教，蒙古王公们争先和他交往，说明他完全取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在那个伊斯兰势力虎视耽耽向东渗透的时代，如果没有丘处机这样的人弘扬道教宗义，并且对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未来的中国历史和宗教信仰简直不敢想象。喀喇汗王朝是突厥人的后裔，窝阔台王朝是蒙古人的后裔，他们分别在蒙元时期皈依伊斯兰教，给自己的民族或部落选择了一顶穆斯林的白帽子。被这样的历史惊出一身冷汗以后，我们就得感谢一下那个叫丘处机的长春真人，哪怕成吉思汗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信仰哪一门宗教，丘处机在蒙古人身边出现，也代表着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
道教是多神教，供奉的神仙太多，就容易形成旁门左道，这是道教历史上最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点和难点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洪秀全搞“拜上帝教”，打得是耶稣的旗号，可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定它是邪教，因为基督教没有天父、天兄那么多神仙。佛教信奉众多菩萨，可始终强调佛祖至高至尊的偶像地位。
道教的神仙崇拜过于多元，黄帝和老子做为宗教始祖，都不是神仙界的最高统领人，甚至连他们升天以后的地位都没有一个起码的神话交待，天庭是由玉皇大帝掌管的，各路神仙的官位和座次根据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安排了事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更要命的是，道教强调活人可以通过修炼“得道成仙”，给后来的宣教者留下了各自发挥和创造的无限空间，这个人宣布自己成仙了，只要有人信他，他就能组成一个道门。那个人也宣布自己成仙了，又组成一个道门。所以，道教从古至今始终没走出“神教”樊篱，不断涌现出五花八门、山头林立的教派组织，而这些组织一可形成规模，就千方百计煽动教民与政府做对。
元朝末年兴起的明教，也是一支打着道教幌子组织起来的教派队伍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这样一种宗教，怎么能让统治阶级不烦呢？朱元璋造反，借的仍然是道教这只船，先有了明教，后有了红巾军起义，最后有了大明王朝。
有了历史教训，再有了亲身体会，朱元璋本人对道教的认识是清醒的，开国之初，他就以中央名义很严肃的下发了一个文件，叫《三教论》，严格确定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央宗教政策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他一方面嘲笑“汉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暇举”，另一方面公开表态“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他对佛、道两教基本上都采用边利用边打压的政策，限制信教人数，严禁私建寺院和道观。
后来的明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延续了朱元璋遗留下来的宗教政策，整个明朝，无论佛道都没有被摆在过高的政治台面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满清从金元时期就已经接受佛教，入关以前已经信奉藏传佛教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入关后，为加强君主专制基础，满清政府全盘接受汉族文化，提倡和推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理学。所以，清朝前期曾经表现出对佛教打压、对道教扶持的讨好政策，可反清复明分子们并不卖满清政府这个面子，重新把“明教”这个破痰盂找了出来，打着“明教”的幌子搞反清复明活动，不断延生出“天地会”、“白莲教”等一大批与政府对抗的教会组织，由此而引发满清统治阶级对道教势力的反感、不满和愤怒，从前期打压到后期禁锢，中国道教自寻未路，终于走到无可挽回的没落境地。
康熙时期，政府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若跳神驱鬼将以鼓惑民心处死，实际上是变相阻止教会组织结团聚会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到乾隆年间，白莲教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是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然后对道教采取了全面打压，“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过去朝廷举行盛典的时候，道士们还可以做为乐官助兴一下，到乾隆五十四年，连道士担任太常寺乐宫的制度都被废除了，“选儒士为乐官，而令道士改业”。从此以后，道教沦落为在满清王朝身份和级别最卑微的一个宗教，清政府虽然不敢把各地道观完全铲除，可对道教管理严格到“军管”的程度，像龙虎山这样知名的道观，政府要委派正六品军职官员参与管理，主持道观的真人要报吏部审批，入观的道士都要报巡抚一级官员核发执照，“充投之人，从重治罪”。
可这仍然不是道教最后的末路，清朝政府的强力打压不可没有让道教消亡，反而催生了以道教为原形的白莲教、捻军、红灯照、义和团、小刀会等一大批宗教造反组织，从反清复明，到驱逐鞑虔、恢复中华，口号一直在变，道教的影子从来不变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义和团起义是中国道教最后的末路狂奔，一直闹到八国联军全面入侵，才丢盔卸甲，耻辱收场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所以，道教的没落，并不是清朝政府打压的结果，而是宗教与暴力相互侵蚀的结果，是自我毁灭的结果。当那些穿着奇型怪状衣服的人民，抗着长矛和大刀，手持黄色符咒，嘴里念念有词，自以为有金刚不坏之身，去抵抗洋鬼子们火枪火炮的时候，道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在冷兵器时代，那些装鬼弄鬼的把戏或许能偶然蒙混过关一次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到热兵器来临以后，中国道教仍然不知觉醒，当那些藏在神符底下的谎言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无情射穿，道教苍白无力实际上已经昭告天下，原来，我们信奉过的各路神灵，玉皇大帝，孙悟空，张天师，如此不堪一击啊！
所以，清末以后的道教实际上已经回归到比张陵、张角更早的董仲舒以前时代，成为一种夹杂着宗教理论的方术、养生术和玄学龙泉市做道教法事。道观日益清冷，道袍淡然无色，那些哲学思辩方式和包含着天地、阴阳、五行学说的占卦算命，成为中国道教所剩无几的最后遗产。
兴起于造反，又没落于造反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佛、儒、道三教都宣讲宿命和轮回，中国道教是否也是宗教的另一种宿命和轮回呢？
一种宗教和文化，被淹没几十年或许还能存下一颗种子，若淹没于几百年，经典遗失，礼乐崩溃，再重新收拾起来就很难了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我们毕竟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以色列民族那么强大的凝聚力。道教也不是犹太教，道教没有犹太教那么强大的吸引力。
时间流逝，光华散尽，一个原本强大的宗教在这个孕育过它的民族丧失了基本的信仰基础，因此才会出现一个不被人尊重和敬仰的李一道士龙泉市做道教法事。试想一下，如果李一诞生在道教盛兴的东汉末年，普罗大众对他顶礼膜拜犹为不及，怎么敢对他妄加猜测和非议呢？所以，李一的问题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道教丧失了信仰基础的问题，再进一步，是当下中国宗教信仰已经彻底迷失的问题。
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了宗教的本质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坦然的面对道教在中国今天的没落：
1、宗教的本质问题
宗教的本质，是解决人死去以后的问题，而道教给活着的人做出了太多的许诺，把“长生不老、成仙得道”做为信仰的终极目标，又拿不出一个现实的案例来，这是道教缺乏弘扬基础的根本原因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道教的所宣扬的神仙建立在神话传说之上，有些神话人物甚至毫无来历，而于现实修炼的人来说，没有一个人最终得道升天，纸窗户一再捅破，宗教的神秘色彩就消失殆尽龙泉市做道教法事。秦始皇贵为一统天下的皇帝，你们尚且不能保证他长生不老，我等贱民想成仙得道谈何容易？
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就非常智慧，他们把给人类的所有许愿都留到死去以后，只有活着的时候吃苦，临到终了才可以升入天堂龙泉市做道教法事。死去以后的另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更加心存敬畏，所以更加恭敬忏诚，所以更加颤颤兢兢、顶礼膜拜。
2、偶像崇拜问题
道教宣扬众神论，没有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明确的偶像崇拜主体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在黄老道时期，黄帝和老子被尊崇为道教创始人，可他们并没有像佛祖、耶稣、真主那样被确定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道教认为玉皇大帝是天庭王国的最高掌门人，玉皇大帝也不是道教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
一部《封神演义》在中国流传几百年，其中各路神仙的来历更像今天的电脑游戏龙泉市做道教法事。神学理论上的空白，使道教缺乏起码的凝聚力，谁都可以崇拜，导致的结果就是谁都可以不崇拜。以至于到明朝话本小说时期，一部小说都可以推出若干个神话人物出来。不可历史上有点影响的人物可以建庙塑像，连黄巾军、义和团这样的准邪教组织都可以自封庙门、自塑泥像。再遇个胆子大一点的、精神不正常的，站在高处大喊一声，可能就有信徒云集过来。究其根本，是没有解决好宗教传播最为核心的偶像崇拜问题。
3、信徒的生存问题
佛教寺庙和僧人们依靠信徒的施舍、供养生存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基督教以接受教徒礼拜捐助为神职人员的生存依靠。伊斯兰教的生存方式最利益化，上层强调政教合一，按照吴思先生《血酬定律》一书中的理论，这是宗教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下层要求教民捐赠，国外的情况我不知道，可国内清真寺每逢大小礼拜都有明确的捐款标准。
所以，这三种宗教从创立以后不久，就已经设定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存模式，通过神旨、教义等种种手段，解决了专职信徒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而道教不然，由于信奉一些虚拟的神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都没有给宗教留下明确的神示和经卷，道教的后人们也没有创造性的补充进去新的神学理论，所以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和利益链条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一部分发展资金来自于捐助，可又太强调个人修炼，捐助者本人无法通过捐助本身得不到一些很明确的、诸如得道升天之类的指标性承诺，所以捐助热情总体不高，生存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持续的解决。
这或许也是道教容易引发组织性暴乱的原因之一，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揭竿而起造朝廷的反，抢一些官府的银子，恐怕也是被迫无奈的一种生存方式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4、传教方式的问题
道教的传播方式确实遵守了“清静无为”宗教理念，有组织无纪律，一盘散沙，宗教存于头脑，信仰来自神仙，从来没有强有力的宗教传播方式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在世界各大宗教当中，这种传教方式是非常少见的。
伊斯兰教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充满血腥和暴力，不去比它龙泉市做道教法事。太平天国在十几年内席卷半个中国，也得益于其“政教合一”的传播理念。纵观中国两千年历史，道教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从黄巾军到红巾军，暴力一直是道教洗刷不掉的污点，可惜的是，所有造反者都把推翻政权、取得皇权做为个人的英雄主义梦想，宗教只是他们一再重复利用的旗帜和幌子，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暴力传教都没有出现过。可见，利用宗教的人自己在内心深处并不信教，这是中国道教的深深悲哀。
我们需要知道，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浸蚀，儒、释、道三教已经深深浸入中华民族的文化骨髓，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个部分龙泉市做道教法事。除非我们不再过春节、不再贴对联、不再相信中医理论和二十四节气、不再相信阴阳五行学说巨大的文化意义。
你可以遗弃它的信仰成分，可绝不能遗弃它的文化存留意义，否则，就等于对我们自己血液的背叛龙泉市做道教法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一的出现是正面的，文化中国需要这样一个道教形象，需要一个新的、可不至于被神化和放大了的宗教偶像，通过他，找回一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的正面气息。
补充1、本文所引用资料，来自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史丛书（全部）”，及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及其它历史著作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补充2、本人非专业历史研究者或宗教史研究者，旨在讨论，如有谬误，请予理解龙泉市做道教法事。
2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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