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的大朝代：1368-1398的政治困局与人性解读（5）:道士做法事收费
地方官员的灰色生存
郭桓案的事发地是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这几个地方也算是朱元璋当年平定天下的根据地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也不曾忘记这里，在他即位后就免除了这一地区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
当时一石秋粮从浙西运送到南京，由于沿途层层盘剥，所耗运费高达四石粮食的价格道士做法事收费。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朝廷采取以钞折粮的办法。也就是每石米折钞两贯，农民可以缴钱折粮，免除运费。对于那些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官员，他们同样会变着法子在秋粮征收中苛敛，以获取灰色收入。
为了捞足油水，他们在秋粮征收中可谓挖空心思道士做法事收费。比如说他们对每石秋粮征收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各一百文；按照规定，以钱折粮是不用再包装的，可那些粮库官员仍然加征辨验钱、蒲篓钱、竹篓钱各一百文，甚至还要征收水路运输沿江神佛的香火钱一百文。各项征费累计九百文，差不多等于一石秋粮折款的一半以上。
实行以钞折粮的本意是为了降低运费，减轻粮农负担，可是一项好政策就这样被歪嘴和尚念歪了道士做法事收费。每每有官员向朱元璋汇报这些问题，都会让他愤怒拍案：“如此坑害老百姓，还指望我饶恕他们的罪过吗（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洪武十七年，帝国的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国库道士做法事收费。尽管全部免除了民田的夏税秋粮，可当地官田名下还有几十万亩田地。让朱元璋感到困惑的是，征收的粮食都跑到哪里去了？是用于填补历年亏空，还是被上下级官僚层层瓜分了？
右审刑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是京城附近地区，发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事情。那些稍微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帝国版图中最为丰饶富裕的地区，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
郭桓案版本不一，所盗卖的官粮究竟达到多少石呢？按照朱元璋在《大诰》中的说法：他怕人们不相信盗卖官粮的数字，只粗略地定为七百万石，再加上其他各项，共损失精粮总数达到两千四百余万石道士做法事收费。
其实郭桓盗卖的官粮与最后定性的七百万石相去甚远，之所以最后锁定小数字，而忽略那个大的数字，朱元璋有自己的意图在其中道士做法事收费。真实的数字虽然大得惊人，可其中不乏水分。当然这种虚报数字的恶习，并不是专为他这个皇帝量身打造的。自元朝以来，虚报数字就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数字游戏。数字里面出政绩，数字能够掩盖真相。
盗卖的官粮究竟有多少？里面包含多少水分？既然虚的不好认定，也不容易定罪，那就给个定量数字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样惊人的浪费与损失让朱元璋既愤怒又心疼，他认为，自古以来，贪赃枉法之人，没有比郭桓这帮人更过分的。
之所以将最终的数字定格为七百万石，其实是朱元璋强行在给这个案件定性道士做法事收费。既然他这个皇帝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舌头。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可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侍郎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富人，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又是如何解决那些盗卖、损失的官粮呢？很简单，一条线查到底，拔出萝卜带出泥道士做法事收费。户部所收赃款肯定是从布政司来的，那就把布政司的官员也抓来，问他们赃自何处而来；布政司必然会供出赃款来自府，那再把府官也抓来；如果府说来自州县，那就接着把州县官抓来。追根究底，从哪儿来的贿赂，就查到哪儿，一查到底，逼着官员如实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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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王志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地方官科敛罪责难逃，苏州粮长们滥收费用更是板上钉钉道士做法事收费。至于地方官府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
朱元璋也清楚，如果非要一查到底，那么最后自取其辱的只会是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道士做法事收费。至于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他派人去各地追赃。此时此刻，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填补仓库的亏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诰》里记录下了当时各地官员的种种瞒天过海的伎俩道士做法事收费。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要求老百姓各家各户摊派，包赔赃款。
由此可以知晓，地方官吏并没有吐出赃款，而是将亏空又再次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道士做法事收费。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
这让朱元璋忍无可忍，他跟着发了一道文说：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道士做法事收费。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发地方官的犯罪事实，他要严厉惩处那些涉案官员和牵连案件的富民。为此，朝廷成立了以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不光要查，而且要一查到底。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是郭桓和几个主犯们的问题，而是朱元璋要将这个案子的牵连度扩展到什么程度道士做法事收费。在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又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大背景下，身为户部副部长的郭桓竟敢以身试法，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财产，实在是没把朱元璋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这时候，朱元璋所布局的特务网络已经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道士做法事收费。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郭桓却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他就丝毫察觉不到，还需要等着御史站出来揭发吗？
住在皇宫里的朱元璋，虽然不能亲临每个地方，吃透每个官员，可是这么大的案子，他又怎能做到一无所知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将这张巨型大网撒下，以便捞取分量更足的鱼虾。
撒下这张巨型大网，对郭桓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也陆续展开道士做法事收费。为了保证除恶务尽，朱元璋坚持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严酷路线。对他来说，不见血的权力运行，根本无法保证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很快就发现，六部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成了郭桓的同案犯，当然这个结果也是他事先早已料到的道士做法事收费。其中涉案官员包括兵部侍郎王志、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据《刑法志》记载，当时除了上面所列的六部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以下官员都卷入其中，成为刀下之鬼。
兵部侍郎王志职务犯罪获得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相当于今天的五百万元人民币）道士做法事收费。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提审了王志，他问：“谁借你那么大的胆子，贪污受贿那么多？”
王志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又问：“现在将成为阶下囚或者刀下鬼道士做法事收费，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志的回答与所有临行的贪官如出一辙：“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道士做法事收费！”
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所有的办事官员都遭到了清洗道士做法事收费。尚书成了光杆司令，官员陷入恐惧之中，他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们那儿今天死了几个人？”其实发展到后来这个问题根本就用不着回答，因为这时候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了。
除了扫荡眼皮子底下涉案的中央官员，就连那些地方的经办官员也未能幸免道士做法事收费。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古语云“法不责众”，可朱元璋就偏偏不信这一套，他下令：凡是牵涉其中的人，杀无赦！
最终的结果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大明权力系统仅有的十二名省部级官员全部涉案道士做法事收费。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朱元璋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他再一次举起了那把令所有帝国官员都为之胆寒的血腥屠刀。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侍郎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整个帝国可凡有些田地和余粮的家庭，都被这个案子逼至绝境，直至破产。
等到郭桓案尘埃落定，大明朝堂为之一空，中央各部机关连跑腿的普通文吏也没剩下几个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撒下的这张巨型大网，由上至下，那些前一秒钟还在庆幸自己是漏网之鱼的官员，下一秒钟就有可能成了网中的鱼儿。
朱元璋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索一路严查下去，从第一个行贿者到最后一个受贿人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条线索其实就是大明官场的灰色生存路径，每条路径又有若干分支，从京官到地方官，直至粮长。
这件大案处理后，朱元璋却陷入困惑之中：为什么这些官员在刚刚提拔的时候都会表现得清廉忠贞，可是随着担任职务时间越久，就会变得又奸又贪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这个皇帝越反贪，却越反越贪。割韭菜般杀贪官，结果贪官却越杀越多，杀不胜杀。百思不得其解的朱元璋陷入巨大的迷惘之中，或许他只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一面，却没有察觉到皇权制度下隐藏着的巨大黑洞。
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是罪有应得，有多少是背了黑锅的道士做法事收费。按常理推测，像郭桓案这种高级别的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利益分成较为集中。可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表明，这是一起牵涉面广、参与人员众多的腐败窝案。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对此，朱元璋不以为然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告诉那些心有疑虑的官员，当官府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百姓的疾苦产生恻隐之心，不与奸官同流合污；当贪官们向百姓科敛的时候，如果有人拒绝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或者阻止贪官的行为，使他们不能得逞，或者用密封的奏书向他报告，对百姓予以关怀体恤。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这个皇帝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么他就是在枉杀无辜。可现实却并非如此，每次那些寄生于体制内的蛀虫们在横征暴敛时，都没人站出来阻止。这种权力上的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自己将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哪里来的冤枉可喊？
借着郭桓一案，朱元璋将整个帝国又来了一次上上下下的大清洗道士做法事收费。此案不仅遍及浙西四府，而且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的布政司总数也就十二个，等于说这件案子将大明王朝的地方官场整个扫荡了一遍。
如果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中央权力机构清洗了一遍，那么郭桓案又将地方权力机构扫荡一遍道士做法事收费。也正是在这种双线清洗之下，成就了朱元璋铁血帝王的威名。
在朱元璋看来，制度这种东西要保持它的新鲜度，只有越洗越健康道士做法事收费。尽管每一次清洗，他都要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些案子也确确实实损害到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伤害了全国士子阶层们的忠孝之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寒窗苦读，辛辛苦苦挣了一官半职，最后还是受到牵连，落得身首异处。
对于像朱元璋这样草根出生的帝王来说，与那些高门大户有着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隔阂与仇恨道士做法事收费。在他看来，高门大户往往为富不仁，与官府有着某种交易性质的勾连，将手无寸权的良民逼至生存的绝境。
朱元璋通过这样残酷的方式，以达到消灭天下富户的目的，最后只留下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小农道士做法事收费。而打造一个恒定的小农社会，则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政治理想。
由郭桓案引发的大清洗使得大明体制内人人自危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虽然不敢指责他这个皇帝有什么过错，可是对于那些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却表现得群情激愤，议论鼎沸。朱元璋很快发觉，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摧毁天下士子们的制度信仰。
他不断扩充自己手中的黑名单人数，而那些有幸进入黑名单的官员，大部分是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道士做法事收费。比如说，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吴庸，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也就是将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割下来。朱元璋用他的死来平息众怒。办完了这件事，他随即下旨，大赦天下。
朱元璋觉得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可现实总是让他一再失望道士做法事收费。在郭桓案中，龙江卫几个仓官因为伙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本仓看管粮食。然而，还没过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两百根放粮的筹码，晚上竟然多出来三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改悔，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在听说这件事后除了愤怒，就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无奈道士做法事收费。那些听上去让人魂魄俱散的刑法已经够残酷了，按说领略过其中滋味的人应该会有所收敛。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康名远等人肢体残了、面容毁了，仅存一条活命，可还是没有停下作恶的脚步，仍然盗卖官粮。
朱元璋愤怒地向天下人发问：“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对于这些凶顽之人，还有其他办法吗？已经没有了，严刑峻法是唯一的选择道士做法事收费。官员们早上刚上任，晚上就有可能将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虽然杀了一批又一批贪腐之人，可还是无法阻止官吏们心头的贪念。
4.旁入公门的那道门
朱元璋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地方官上任之前，都会找他们谈一次话道士做法事收费。谈话的内容无非两点：一是要求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事业，做到恪尽职守；二是要求他们能够抵挡贪污受贿的诱惑，做一个清官。
有人说，当官有自己的一套利益规则道士做法事收费。身在体制内，就不能坏了规则。可朱元璋也会给官员们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以此来敲打他们。
朱元璋总结出来一个“守井定律”——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道士做法事收费。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吗？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对自己是毫无益处的。
表面上看，朱元璋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来算这笔账的，可实际上他是用臣子们的算计来倒推自己的算计道士做法事收费。一句话，就是通过这种算计把臣子们装进口袋里的污款掏出来，进行重新分肥。可是臣子们一个个精明得像猴似的，又岂能轻易地被他说动，更何况真金白银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单调乏味的说教。
治国初期，朱元璋通过《大诰三编》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他反腐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道士做法事收费。为了表明自己的反腐决心，他列举了各种治贪的办法。在这些办法中，他专门赋予那些被贪官污吏盘剥得急了眼的老百姓一项特权，那就是“旁入公门”。
所谓“旁入公门”，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胥吏抓起来直接押送京城道士做法事收费。至于那些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会给那些参与抓捕的老百姓吃颗定心丸，如果有官员试图阻止他们抓污吏，他将对阻挠者施以酷刑，然后族诛。
一个王朝的权力结构通常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如果抛开那些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混迹于基层的胥吏道士做法事收费。胥吏上受官僚分派，下受百姓敌视，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伸手向老百姓不断地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草根朱重八的时候，那些闯进家中收各种税的就是此类人道士做法事收费。正因为如此，他对胥吏的痛恨比别人来得更为强烈。造成大明王朝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其实还是来自蒙元时期。元朝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将汉人知识分子晾在一边，大量雇用胥吏治国。
等到朱元璋建立起自己的王朝，那些胥吏并没有因江山易主而有所收敛，经常发生胥吏殴打上司的例子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说朱元璋对那些与自己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可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一直无可奈何。
在皇帝的支持下，整个帝国很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的《大诰三编》中记载：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本来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自己的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淹没于历史的深处。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当然县吏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一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
顾英本来以为老实巴交的农民都是修炼过忍术的，很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并不会翻起多大的风浪道士做法事收费。可是这一次顾英错误估计了形势，因为他遇上了自己的克星陈寿六。顾英点起的这把火憋在陈寿六胸中，烧得难受。
终于有一天，陈寿六爆发了道士做法事收费。爆发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那道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六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僭越当时的法律道士做法事收费。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是按照朱元璋所制定的法律条文在执行。
在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道士做法事收费。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专门发布的反贪法律手册——《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
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到京后，立即将其投进监狱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不仅没有追究陈寿六等人以下犯上的罪过，还当面赏银三十锭，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又发布谕令警告那些地方官吏：你们胆敢对陈寿六这样的人打击报复，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朱皇帝在谕旨里，对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号召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要学习这种敢与官场恶势力做斗争的精神。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道士做法事收费。可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做出决断，需要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既然皇帝开了金口，陈寿六这样的农民，很快就成了帝国天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御用农民道士做法事收费。
此风一开，洪武十八年、洪武十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时时处处都能看见这样一幅景象：乡民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道士做法事收费。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几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立刻会收起平日里的威风，毕恭毕敬，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当然这些官员不是畏惧于手无寸权的乡民，而是对他们手中握着的《大诰》畏惧，准确地说是对于皇权的畏惧，对朱元璋这个皇帝的畏惧道士做法事收费。
中国几千年历史，何曾有过老百姓捉拿贪官污吏的事情发生道士做法事收费。所以朱元璋在和官员们说到这件事时，也不由得发出感叹：“其陈寿六岂不伟欤。”——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一个农民能够绑架县吏，大老远跑到京城之地，来到皇帝面前“告御状”，过程艰难，勇气可嘉道士做法事收费。当然此时的朱元璋并不是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来考虑其中的利害计算，那样的话，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农民，而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皇帝。此时的朱元璋就是用自己手中的圣谕赋予乡民集团一项特权，用来制约官僚集团，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陈寿六作为一个手无寸权的乡民，能够绑着一个县吏进京，这种行为本身的难度系数就已经高得离谱道士做法事收费。陈寿六在离开常熟县时，让乡亲们找来由洪武皇帝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这个《大诰》也就是一个政府颁发的普法小册子。这个普法小册子成了陈寿六手中的“通行证”。这个小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为陈寿六遇水搭桥，逢山开道？其实这个小册子告诉他们的是，只要陈寿六们顾虑到的，他这个远在京城的皇帝也都考虑到了。
当然朱元璋的“旁入公门”的门并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道士做法事收费。贪吏要治，他要在每个官员的头上都悬着一柄利剑，随时警醒那些困于笼中的猛虎。在颁布这些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大批官员倒在了一波又一波的肃贪风暴之中，他甚至不惜动用剥皮实草这样的人间酷刑来震慑他们。
酷刑虽然酷烈难当，可效果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贪风依旧炽烈如火道士做法事收费。用朱元璋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由此可见，人骨子里的逐利性已经越过了生命与尊严的界限。《大诰》里制定的那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有时候，朱元璋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在诏书里，他将警示的对象从个别贪腐官员转为全体官员，他说：“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道士做法事收费。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本以为用的都是老成持重之人，谁曾想，一个个老奸巨猾，贪得无厌。
朱元璋对这一现象恨得牙痒痒，他继续道：“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道士做法事收费。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大多是一些品行不端的无耻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勾结起来，害我良民。”
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前往溧阳县做知县道士做法事收费。上任时间不长，李县长就和衙门里的差役潘富勾结起来盘剥老百姓，巧立名目，大肆科敛。潘富是个善于搞关系的人，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到了他的府上。
于是，潘富也就攀上了富，在他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拐棍）道士做法事收费。也就是要求溧阳县的所有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拐棍。百姓们把拐棍送来，潘富们又借口质量不合格，拒绝收纳，甚至对其拳打脚踢。潘富们要求老百姓把拐棍“折换”成银钱直接交上来，拐棍是幌子，榨老百姓的钱才是真正的目的。
像潘富这样的胥吏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样的人就像吸附于权力结构底部的一只只巨型蜘蛛，能够在地方上织成一张张由亲属、邻居、朋友构成的关系网。相比而言，那些官府选派的州县官员却是外乡客，胥吏与地方势力往往盘根错节，他们的权力是世代递延，而官员们则任满后就拎包走人，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潘富打着知县李皋的旗号，疯狂敲诈地方老百姓道士做法事收费。就算知县是个有几分清明之人，也没办法阻止潘富等人的疯狂。更何况李皋知县，也是个贪图钱财美色的腐官。
既然你们将百姓逼得没有活路，有个叫黄鲁的百姓就跑到京城告御状道士做法事收费。这个案子涉及的主犯是知县（县长）李皋，老百姓没有“旁入公门”自发捉拿的权力，也就只能通过越级上访。朱元璋获悉情况后下旨严查属实，并派人去捉拿潘富。谁知道走漏了风声，潘富提前开溜了，就这样成了一名在逃犯。
这个潘富是个天生的犯罪式人才，居然在没有任何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一口气跑到千里之外道士做法事收费。他的社会关系网这时候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被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秘密递送到了邻境的广德县，不久又流窜到建平县。等到缉捕的差役们跟头流星地赶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他递送回了溧阳，很快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他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
一次又一次，潘富就这样经过反复周转到了崇德县道士做法事收费。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豢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与其有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于赵真家中。等到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又暗地里将潘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一哄而散。
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这里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传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是参与围攻办案人员的，一律诛戮。沿途窝藏潘富，帮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也一并抄没。
一个县衙里的小小污吏，在朱元璋亲自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居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连环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这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道士做法事收费。
如此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到胆战心惊道士做法事收费。由此也不难看出，大明开国初期依然受到元代重胥吏而轻官员这一传统的流弊毒害。有人说朱元璋三番五次强调元代亡于胥吏是在小题大做，可是他从不这么认为。
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之所以要发动朱寿六这样的群众代表道士做法事收费。是因为他明白，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在民间已经错综复杂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单凭他这个皇帝和各级官僚的力量，已经没办法摆平帝国庞大的胥吏集团。一个县里的小小污吏潘富，就能搅动四方为之奔忙，官府奈何不得，可见民间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朱元璋琢磨最多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要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帝国的每一寸角落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不光是这么想的，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对老百姓的个人日常生活干涉得最深入的一个皇帝，非朱元璋莫属。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第一次提出了让老百姓“互相知丁”道士做法事收费。从章程颁布之日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要对自己的左邻右舍做到知根知底。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的学堂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需要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是谁家的孩子。
这么发展下去，大明王朝终将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破坏性社会环境道士做法事收费。社会生态极其缺乏活力，每个人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身份和职业当中，想动一动都不可能。
可是朱元璋并不在乎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延伸自己的“权力触角”。他为自己的王朝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道路，都有锦衣卫的人在潜伏，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朱元璋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朕如宽厚行仁，人将谓朕不明于事；朕如加严，人又指之为暴矣道士做法事收费。”有时候，他对自己实施的严刑峻法也是有所怀疑的。重刑并不能完全把官吏吓得不敢去做错事，皇帝的权力再大也有其局限性。
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道士做法事收费。而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应该在这四个领域，各守其道，各尽其职。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而那些不在“四业”范围内的谋生者，大多数走的都是犯罪道路。
朱元璋实施“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民间社会中的害群之马，这些人大多是游手好闲之辈道士做法事收费。那时候谁要想当个自由职业者，就要做好被官府抓捕的准备。在朱元璋眼中，这些自由职业者都是平日里只知道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官家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老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一级级地向上申报。这种天罗地网似的人口摸排，使得潘富那样的在逃犯无所遁形。
为了杜绝类似潘富千里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受到株连的案件再度发生，朱元璋又做出一项最为严酷的补充：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无所事事的游民，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游民流窜于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道士做法事收费。一旦他们被官府抓住的话就有可能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发配边疆。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县有十三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要合作干点儿营生道士做法事收费。中间为首的是一个叫罗辅的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因此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
民众集体作弊这件事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道士做法事收费。等到案子了结后，他痛心疾首地说：“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为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为不忠。将此等不忠不孝之人诛杀，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四、无处不在的夺命幽灵
很多时候，朱元璋实在搞不清楚是因为检校和锦衣卫真的拿到了所谓谋逆者的谋反证据，他才会大开杀戒；还是因为他的确想要杀了这个人，检校和锦衣卫才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找来那些谋反证据道士做法事收费。
检校和锦衣卫是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恐怖政治的特务组织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不仅利用特务组织来监视和侦察官僚和武将，而且对普通老百姓也实行网格化监控，整个帝国布满了无处不在的耳朵和眼睛。朱元璋的疑心病源于一个“怕”字，既怕官僚手中握有过分膨胀的权力，有一天会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也怕那些强悍跋扈的武将，私底下积蓄叛变的力量；更怕底层民众不满，像他当年一样起兵造反。
1.告密者的死亡游戏
朱元璋骨子里天生就有敏感、偏执的成分，对人始终抱有一份警惕之心，凡事持怀疑态度道士做法事收费。他的这种恐惧感和不安心理，只要受到外界的一点儿小小刺激，就可能会引发巨大的震荡。如果有人留心锦衣卫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会发现有这样一批人潜伏于大明的内廷与外朝。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和名，他们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他人的阴私勾当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权力道士做法事收费。可是就因为他们如魅似鬼的存在，让洪武皇帝那双混沌的双眼成了一双千里眼，让他有些幻听的耳朵成了一对顺风耳，无论品级多高的官员见了他们也都会惧怕三分。
情报工作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谋血腥是斗争的常态化道士做法事收费。早在大明建国以前，朱元璋已经有意识地在身边豢养了这样一批由他亲自调控，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检校。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对他来说，想要从中脱颖而出，战时的情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等到时局逐渐稳定下来，朱元璋并没有忘记这些藏于暗处的耳朵与眼睛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不可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由前期的战时情报，转为监察帝国上下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用来察听京城大小衙门的官吏，他们所干下的不公不法的事情，还有风闻之事，就连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也要随时监听，及时向皇帝报告。
监听的范围不断地扩展和延伸，从上到下，如一张无所不在的蜘蛛网涵盖了帝国的每一寸土地道士做法事收费。不光是那些在职官员和退休官员，甚至连他们的家属，普通老百姓，也在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检校从事的脑力劳动，通常是由那些文官担任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早期的亲信幕僚大多是检校出身，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等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干的就是告发人阴私的勾当，朱元璋将他们比作自己豢养的恶犬，人见人怕的恶犬。检校，无品无级，甚至连办公机构和人员编制都没有，他们不过是洪武皇帝安插于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隐形人。
检校的来源非常复杂，其主要成员是社会闲散人员，其中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和尚与道士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之间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也就是说检校是他们的隐身份，他们在阳光下行走的时候用的却是各自的显身份，他们只接受一个人的调遣，那就是朱元璋这个皇帝。
这些人无孔不入，捕风捉影，朱元璋也知道很多冤假错案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道士做法事收费。也正是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他在胡惟庸、蓝玉等案件的办理上才会得心应手，收放自如。
那些朝廷官员，尤其是一直以来与朱元璋走得较近的功臣，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皇帝身边豢养了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道士做法事收费。对于这些人，他们的认可度较为复杂。一是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战时情报，检校的存在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检校组织通常是由朱元璋亲自掌控，从不假手于人。他布下的窃听系统，几乎是无孔不入。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身边到底谁是检校，每个人都面临着随时被监控、被揭发的风险，人人自危。
洪武年间，朝廷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道士做法事收费。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也在征召之列，参与编纂《孟子节文》。或许是老先生年龄大了，工作任务太重，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想着自己起早贪黑，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他本是个诗人，郁闷愁苦助长了他的诗兴，于是他张嘴就来：“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不料这番牢骚之语被那些暗中跟踪的检校听到，这首诗很快就躺在了朱元璋的御案上道士做法事收费。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就将钱宰找来谈话：“听说爱卿昨日作了一首好诗，不过诗的意境值得商榷。寡人可从来没有‘嫌’你上朝迟呀，你看那个地方用‘忧’字是不是更贴切一些呢？”读书人胆子小，这句话让钱宰冷汗直冒，忙不迭地磕头谢罪。
这个向朱元璋打报告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轻书生，也可能是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讨价还价的路人甲，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也就是说，这位向皇帝告密的检校可能是那段时间里出现在钱宰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对检校们所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们的办事效率实在是惊人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抄录一份送达朱元璋的手上。皇宫里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认真审看这些报告。在看的时候，朱元璋也是冷汗直冒。换位思考，如果有人十二个时辰这么盯着自己，他会发疯。正是因为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才能让他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钱宰来个突然袭击。
检校队伍里不乏好大喜功之人，他们看到朱元璋喜欢怀疑人，便将丁点儿大的事放在显微镜下审视道士做法事收费。通过锦衣卫与巡检司两个机构，朱元璋在他的帝国布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无论官僚还是百姓，均处于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
检校不分白天黑夜，像幽灵一样四下活动，无孔不入，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向皇帝报告，于是臣僚们退朝后的一举一动，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道士做法事收费。
大学士宋濂有一次在自己家里请客，朱元璋第二天就找他谈话：“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是谁？吃了些什么菜？”宋濂满脸写着惊诧之色，他从皇帝的口气里听出有盘问的意思，于是便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他的问话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对此感到很是满意，说道：“你很诚实，没有欺骗我道士做法事收费。”随后他拿出一张图来，这张图上竟准确地画着赴宴者的座次顺序。宋濂看得脸色大变，冷汗如雨，而朱元璋却暗自得意。
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事在家中独自生闷气，暗中监视他的检校便把他生气的表情画了下来，报告给了朱元璋道士做法事收费。宋讷上朝时，朱元璋便问他为何无端地在家中生闷气，到底是在生谁的气？是不是在生他这个皇帝的气。
宋讷赶紧叩头如捣蒜，承认自己的确是在家中生闷气，不过与陛下无关，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和睦，与夫人闹得不开心道士做法事收费。他问朱元璋是如何得知自己在家中生闷气，朱元璋便将锦衣卫的画像递给他。宋讷看到自己面带怒容的画像时，脸色变得异常深沉。他一定不会想到，和夫人生一场闲气也会被皇帝知道，这也太可怕了。
某大臣闲来无事在家中与妻妾们打麻将，结果不小心丢了一张二万，怎么找也找不到道士做法事收费。次日上朝，朱元璋问这个大臣昨天晚上在家中忙活些什么，大臣以为皇帝要过问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便如实禀告，并请朱元璋恕罪。哪知朱元璋听了不可没有发怒，而且表扬他说：“卿不欺我，朕不怪也。”说完，便从自己的袖子里摸出那张二万扔给他。
吏部尚书吴琳已告老回湖北黄冈，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太放心，怕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下面做不利于朝廷的事道士做法事收费。于是便派特务前往侦察，这个检校到了吴琳的家乡，并不直奔吴宅，而是东转西溜，看能否打听到一些关于吴琳图谋不轨的传闻。
这名检校经过一片稻田，见一个农夫模样的老人正坐在田边休息，便上前问他：“可知此地有个吴尚书？”不料老人却回答：“敝人便是道士做法事收费。”检校看他那苍老的样子和农夫没有多大区别，便回京向皇帝如实报告，朱元璋这才放下心来。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朱元璋编织的这张网络体系让整个帝国处于监控之下，从官员到百姓，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可也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也需要有人来替他管理道士做法事收费。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在他的地盘上设立浙东行省道士做法事收费。专门派他的外甥朱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同时让杨宪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行前朱元璋特地叮嘱他：“朱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做主张，如有差失，罪只归你。”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杨宪帮他时刻盯着朱文忠。
杨宪心领神会，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到任不久就向朱元璋打了小报告，说朱文忠图谋不轨，任用儒士干预公事。这是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为了防止朱文忠这样的实权派武将自立门户，他规定不许他们任用文人。在接收到杨宪的上书后，朱元璋严厉责备了朱文忠，并将他重用的五个人押解进京，杀了其中的两个，然后将其他三人罚作抄写手。
随后不久，杨宪又将同僚张昶陷害致死道士做法事收费。张昶是元朝旧臣，当年察罕横扫中原之时，朱元璋担心自己的军队被蒙元朝廷吃掉，有意通好。他曾经两次派使者携带重礼和亲笔信前往察罕的营帐求和。而元廷也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宣命诏书”来南京招安朱元璋，后来察罕被刺身亡，风云突变，朱元璋也改变态度，不仅拒绝接受元廷的招安，反而将张昶扣留下来。朱元璋挖了蒙元的墙脚，还对刘基说：元朝送了个贤人给我，你们没事可以和他多交流。
张昶在蒙元朝廷任职多年，精通朝章法典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手下的文臣谋士大多是元朝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元朝高官，因此对张昶极为敬重。为了让张昶死心塌地效忠自己，朱元璋用一个死囚替代张昶，将其押往刑场处死。
张昶投靠大明后，虽然受到朱元璋的信任，可是他并不安于做大明的顺臣，经常将自己视为元朝的臣子，对故主十分眷念道士做法事收费。杨宪与张昶在中书省相识相交，出于职业习惯，杨宪将自己恶犬似的眼睛和耳朵长在张昶的身上，时时窥测着他。
当时元朝气数还未尽，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仍拥有较强的势力道士做法事收费。张昶出使被困，元廷高官要员却成为朱元璋的普通官员，或许这种身份上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有一天，或许是憋得实在难受，他向所谓的好友杨宪倾诉：“我如果能够回到元朝，仍会不失富贵。我是元朝旧臣，将我勉强困在这里，实在是思念故居。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北方，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当时元臣守节不辱被朱元璋放回的事例有很多，况且杨宪又是他的同僚兼好友，所以张昶对此人并没设防道士做法事收费。
至正二十七年，朱文忠收复杭州，朱元璋又将那些俘虏来的元朝高官放还大都，张昶得知此事，非常羡慕，暗中让那些遣返人员带表章给顺帝，带家书给自己的儿子道士做法事收费。结果底稿落到了杨宪的手里，杨宪又呈递给了朱元璋。既然不能为我所用，更不能为敌方所用。朱元璋立即逮捕了张昶，在审问过程中，张昶在简牍背面写道：“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让朱元璋大为震怒，只好将其处死。
杨宪的举动为文人集团所齿冷，在他们看来，杨宪就是一个阴险狡诈、出卖朋友的小人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为同僚所不容，可是他却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好可以作为朱元璋安插进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钉子。然而杨宪很快就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李善长、胡惟庸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同时刘基也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道士做法事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不得不处死杨宪。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处死杨宪的问题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置杨宪于死地道士做法事收费。
杨宪是洪武年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高官，他死于朱元璋为其设定的恶犬职业道士做法事收费。他自以为有朱元璋这个皇帝宠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向所有人开战，逮谁咬谁。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随着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反而将自己逼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他检校人员也都没有落得好下场，高见贤、夏煜、丁光眼等人告讦他人，结果被人反告讦，导致被杀。检校人员不断被杀，证明了一个道理：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
杨宪之死只是一个开端，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变得更加警惕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急需掌握朝臣的思想动态和真实的生活状态。治理的天下那么大，而每天送到御案上的那些奏章却是那么有限。就算他这个皇帝是个机器人不眠不休，也知之甚少。
想一想，天下有多少真相是不为人所知的道士做法事收费。检校需要存在，那是朱元璋伸展出去的权力触角，无所不在的触角才能使他这个皇帝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就让自己与他们玩一场更阴狠的游戏。
2.正在滴血的绣春刀
检校从诞生的那一刻就为朱元璋所掌控，为他收敛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道士做法事收费。检校是个职务名称，并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让他们更加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让他们率性而为。
在朱元璋撒开的这张权力大网中，仅有检校是远远不够的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恶犬无处不到，可是大规模的屠戮，还需要一批虎狼出来执行。这时候的他将目光收回到了内廷，放在身边的侍卫亲军身上。侍卫亲军是朱元璋的私人卫队，他将检校放入其中，并赋予他们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锦衣卫也由此产生。
洪武二年四月，锦衣卫正式成立道士做法事收费。检校与锦衣卫分工很明确，检校只负责把收集到的事向皇帝报告，而锦衣卫是一个集特务、法庭、监狱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其功能更加完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朱元璋成立锦衣卫的想法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的体制内需要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二是给那些功臣子弟一个吃皇粮拿俸禄的机会，因为锦衣卫最初的人员组成大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员构成道士做法事收费。
每逢朝会之时，大臣们需要午夜起床，穿越大半个京城赶往午门道士做法事收费。就在那天光微亮、雾霭氤醺中，那些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殿廷卫士也会天神鬼魅似的紧随而入，他们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在冗长的朝会开始之前，这些有力有势的年轻人，不仅彰显了皇家气势，更让朱元璋体内的热血瞬间燃烧起来。
这些殿廷卫士，又称为“大汉将军”，隶属于锦衣卫道士做法事收费。从表面看，飞鱼服与绣春刀是他们身份的象征。飞鱼服端庄儒雅，图案荣重锦绣，上面有飞翔的鱼，看上去有些龙的风姿，蟒的气势；绣春刀则狭长略弯，阴柔轻巧，虽可取人项上人头，可外观并无横暴刚霸之气。
当然在内廷行走的这上千人都是由朱元璋精挑细选出来的，属于锦衣卫中最为风光的那部分人道士做法事收费。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銮舆、驯马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一部分内容。
锦衣卫具有巡察缉捕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与审问活动，不需要经过司法部门，作为一个独立部门行使职权道士做法事收费。在洪武初年推行的卫所制度里，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负责大明的所有军事事务，包括负责内廷安全的禁军。内廷拱卫司就是负责内廷安全的禁军之一，属于羽林卫的一支，也受大都督府管辖。
内廷拱卫司是皇帝身边最为亲近的一支队伍，属于他的专职贴身卫队，拱卫司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经过皇帝的筛选和审核，包括他的出身，祖上三代是做什么的，所有的亲属关系道士做法事收费。这些人需要对皇帝死忠，同时，他的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需要达到顶级水平。
大明开国初期，朱元璋就是动用这样的机构来对付自己的政治假想敌道士做法事收费。内廷拱卫司虽然属于皇帝的亲军，可是他们的官职并不高，拱卫司的首领也只是七品的官职。朱元璋把拱卫司独立出来，变成亲军都卫司以后，又将指挥使品秩从正七品提升到正三品，提高规格，增加人数——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其后就开始大肆地扩充亲军都卫司。
在亲军都卫司里，仪鸾司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密，锦衣卫的发端就是从仪鸾司开始道士做法事收费。在胡惟庸案启动以后，亲军都卫司中的仪鸾司开始慢慢转换自身的职能，向着锦衣卫蜕变。这时候，朱元璋的统治基础已经趋于稳定，政权建设已摆上议事日程。当年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些老伙计们都已经放下战刀，脱去戎装，换上锦袍玉带，等待着论功行赏，准备投入荣华富贵的下半生。
可是对朱元璋来说，执政考验才刚刚拉开大幕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早已习惯了那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危机感，不敢有丝毫大意。此后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把仪鸾司中让他无法放心的人员逐个清理，然后再将心腹人员秘密训练成为超强的特殊人才。
那些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锦衣卫并不只是履行守卫的职责，朱元璋在最开始设立锦衣卫的时候，将朝臣们都给欺骗了道士做法事收费。那些看起来像是散兵游勇的锦衣卫，个个都是千锤百炼的军队里的精英分子。虽然是军人出身，可是他们在军队系统只是兼理而已。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真正目的，要对付的正是外廷势力。
早在朱元璋当吴王之时，就想要改组国防配置，他将军队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个卫亲军指挥使司，废除了袭用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称号，同时废除的还有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道士做法事收费。
等到锦衣卫正式公开挂牌后，它的性质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道士做法事收费。不再像当初挖掘胡惟庸谋逆案时那般生硬如刀，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秘密警察组织。就在穿着大红蟒衣的锦衣卫们手握着“诏令”耀武扬威的同时，更多的锦衣卫也已在不为人知的暗夜里蠢蠢欲动。
如果说大明政权是朱元璋亲手栽种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他就需要要把影响这棵大树生长的多余枝叶全部修剪掉，哪怕用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也在所不惜道士做法事收费。正因为如此，配以锦衣卫们维持皇权威仪的刑法也比其他刑狱要严酷得多。锦衣卫的“诏狱”总共有十八套常用刑具，几乎每一种都是让人魂飞魄散的酷刑。
锦衣卫建立起来以后，到底应该交给谁掌管？这也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道士做法事收费。他选定的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是毛骧，毛骧原先负责的就是仪鸾司。仪鸾司本来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其职责不过是负责宫廷礼仪的传播和发展，负责皇家祭祀、巡幸、布宴的筹划和安排。就是这样一个偏软偏文的部门，在毛骧的一手打造之下，呈现出狰狞的面目。
毛骧借着仪鸾司的层层掩护，从事一些机密活动，监视文武百官的动向道士做法事收费。在毛骧的用心经营下，仪鸾司被全方位打造成为一个直接有效的特务机构，成了朱元璋在内廷安插的一柄利剑。毛骧在这些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他训练出来的队员，都以誓死的决心捍卫皇家的安全。在废除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后，朱元璋又重建了一支既贴身又贴心的护卫队伍——上十二卫，仪鸾司的员工可重新调配。上十二卫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带头大哥就是毛骧。
毛骧也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在朱元璋进攻定远时，他的父亲毛骐就带着当地的县令归降道士做法事收费。当时朱元璋的身旁只有李善长和毛骐两位机要秘书，毛骐死后，朱元璋将其子毛骧留在身边做了亲兵卫队的指挥使。在朱明王朝还没有正式建立之前，毛骧就已经是检校中的一员，有着丰富的稽查捕拿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当然这份信任并不是白白送给他的，用此类人物，除了要通过行动来发现其人性的阴暗面与狠辣程度，更重要的是观察他在处理棘手问题时的方式和方法。
朱元璋在将锦衣卫的指挥权交给毛骧之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利用锦衣卫为自己清除异己，替他找到清洗那些固执难制大臣的突破口道士做法事收费。这种事对毛骧来说易如反掌，两个字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谋反。和谁谋反呢？当然是和胡惟庸。也就是将所谓的异己分子与胡惟庸案做捆绑处理。
这时候的胡惟庸案经过一审再审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当然这里装的大部分都是让皇帝不放心的人道士做法事收费。在朱元璋看来，他们都是对大明王朝有潜在威胁的人，他们的存在令自己日夜难安。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有些年头，可是朝中与他有牵连的官员依然活着。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便会成为一道无解的题，纵使有千万张嘴也难辩真伪。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牵扯进胡惟庸案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在这项繁杂的工作中，锦衣卫取得了朱元璋的充分信任道士做法事收费。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张，他们的分工更趋于明确和完整，锦衣卫的管理机构开始逐步成型。
那些建国功臣们已经无法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身边新的一批亡命之徒正在应运而生道士做法事收费。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锦衣卫是蒙着面纱的，人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让朝臣们感到惊骇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等人的清洗会如此完整和周密。令朝臣们想不到的是，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才得以在权力场上有条不紊展开肃清工作，行动稳健、准确，如同一架高效精密的仪器。
历时十多年的屠杀和不断地发掘，朱元璋的计划和手段从来都是缜密无误的，朝臣们早已经习以为常道士做法事收费。也许正是这时候，人们才想起不知从何时起，刑部天牢外，出现了一座由锦衣卫管理的“诏狱”。不管是骨头比刀锋还硬的武将，还是意志力超强的文官，只要是个人，他们进入这里后，也会完全崩溃。锦衣卫的十八酷刑光听名字就让人魂飞魄散，什么刷洗、油煎、灌毒药、剥皮、铲头会、钩肠等超出人类想象极限的刑讯手段在这里得到了创新升级。这座“诏狱”关押的犯人，他们的身价丝毫不逊色于刑部天牢里的人物，锦衣卫手里绣春刀的杀气弥漫过应天城高耸入云的城墙。
外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贴在皇帝起居内殿屏风上的一张张小纸条道士做法事收费。如此的办事效率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这时候成为现实。即使知道这样可怕的事情已经确实存在，很多外廷的官员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身边早已密布着鬼魅暗影。
朱元璋并不希望锦衣卫只在应天府这一亩三分地里扑腾，站在皇宫的大殿里，眼睛所能看见的并不仅仅只有那一面面贴满小纸条的屏风道士做法事收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转眼还不是被他这个放牛娃给掀得天翻地覆。在渗透外廷的同时，朱元璋向仪鸾司的大小头目发出指令，未来锦衣卫的版图需要要扩张到大明江山的每一个角落，要做到无孔不入。历朝历代，没有一个皇帝打造特务机关所花的精力能够超过朱元璋。
其实真正查起案来，让朝中的锦衣卫全部出动到地方上去追查也不大可能，毕竟蟒衣鸾带过于招摇道士做法事收费。因此大批量的基层锦衣卫才是朱元璋掌握外廷边缘地带动向的秘密武器。可是让下级锦衣卫直接向皇帝报告也是不现实的。出于节约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锦衣卫的情报输送工作应该是一级一级地传递到京城，而不是由专人护送。
一系列的血腥清洗导致了外廷臣子们的大换血，无数的位置在瞬息之间就变换了官员，而在这些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锦衣卫轻易就将自己的耳目安插进去，这种刻意的清洗不可没让基层的锦衣卫们失业，反而使得锦衣卫的网络建设更加趋于严密和完善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就像是一个超级玩家，步步紧逼地完善着自己对于外廷的掌控，尤其是通过“胡惟庸案”完成了仪鸾司到锦衣卫的蜕变和进化，将仪鸾司与基层的特务们成功地连接在了一起，建立起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最为强悍的秘密部队道士做法事收费。
锦衣卫的存在让朱元璋省心了不少，凡是他有心清除的官员，都会将自己的意图传达于锦衣卫，根本不需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这时候外廷的三法司对朱元璋来说已形同虚设道士做法事收费。
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某党某派，可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血性和胆气还没有被完全消磨殆尽道士做法事收费。有的人就算自己赴死，也要拉上锦衣卫垫背。
等到洪武年后期，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如同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道士做法事收费。洪武十八年，毛骧将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将李善长诛杀。可朱元璋阻止了他的这一疯狂举动，因为李善长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候还不到动他的时候。
李善长也意识到朱元璋想利用锦衣卫将胡案扩大化，一旦掀起株连风暴，他们这些元老大臣将会首当其冲道士做法事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李善长联合朝中一些功臣不断地向朱元璋施加压力。
这些年来，胡惟庸案已牵连进来几万人道士做法事收费。毛骧真是一个人才，天生就是吃锦衣卫这碗饭的。他先是找到了胡惟庸“通倭”，与海外番邦勾结的证据；后又找到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什么事都不能做得太绝，物极必反的道理朱元璋还是懂的。为了安抚天下臣民，尤其是那些整日活在噩梦中的官员。洪武二十年的正月，朱元璋召集朝中大臣，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他要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将诏狱里的犯人交由刑部审讯。
朱元璋这么做只是想缓和一下外廷的紧张形势，他也知道毛骧和锦衣卫已经让帝国官员们恨得牙根痒痒道士做法事收费。更何况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可以继续审讯。
洪武二十三年，攀附于李善长这棵权力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被一一清除，朱元璋知道到最后收网的时刻了道士做法事收费。毛骧此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内心释放的信号，他再度将五年前的旧事重提，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与胡惟庸有勾结，当年准备共同举事。这一次，朱元璋没有再多做犹豫，李存义被杀，李善长遭到株连。就在李善长倒下的那一刻，他居然在口供中将审讯他的毛骧也拉进了“胡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毛骧就这样做了恶制度的陪葬。
锦衣卫本就是非常时期的皇帝私兵，没有皇帝授予他们的威权，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条件与那些朝臣相对抗，尤其是那些开国功臣道士做法事收费。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成员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明王朝的体制内没有谁是不破金身。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身上背负的使命就是皇帝的千耳百目，一旦被皇帝抛弃，他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道士做法事收费。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随后不久，他又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也就此撤销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也幸运地得到了朱元璋所赏赐的一杯毒酒，与这个世界说了再见。
朱元璋杀胡惟庸也好，诛蓝玉也罢，想的都是大明江山的稳固，可由此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是他始料未及的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这时候的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能尽快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那么他的大明王朝势必会在动荡中倾垮下去。
五、要青衣还是要官袍
洪武四年初春，这一日与往日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人的心情道士做法事收费。天刚微微泛出一丝亮色，朱元璋就穿戴整齐坐在了奉先殿那张御案前批阅起奏章。这些朝臣的奏章越来越敷衍了事，像是有意无意地和他这个皇帝玩文字游戏。
两个月前，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回家颐养天年道士做法事收费。而现在宏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也要致仕。这些文人离开体制真就能够放下半生功名？朱元璋不相信。从他们离开体制所写的那些“悲穷叹老”的诗文中间，他读不到平淡如水的心境。他们离开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不过是怕引来杀身之祸。他们是在无奈之下选择归隐山林，与外界隔绝，过着饮酒下棋为乐的生活。归隐虽然是为了避祸，可是却难以免祸，这是君王的悲剧，也是体制内文人的悲剧。
朱元璋在写给刘基的那封《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近乎绝情地写道：“君子绝交，恶言不出道士做法事收费。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他能够想象得到，刘基在拿到诏书后，那微微发颤的身体和内心的怅惘。
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道士做法事收费。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朱元璋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备受恩宠到君子绝交，当年荣邀至南京的盛大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往事已成过眼烟云。
1.养天下可养之士
当年朱元璋所经历的那段浮萍般的漂泊生涯中，让他懂得了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道士做法事收费。尤其是在进入皇觉寺后，朱元璋开始发奋读书。在此后的戎马生涯里，读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人往往比那些读书人更懂得读书的好处，朱元璋便是如此道士做法事收费。创业之始，他非常尊敬那些地方大儒。这些读书人往往有辩才，替人出谋划策，很是高明。谁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体验到存在的价值，给予他们良好物质条件，他们就为谁奔走出力。那些开国君王在打天下的时候，身边都会笼络一批谋臣，他们备受主子的恩宠。所谓“养士”是也。
“养士”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不养，别人也会养，别人养了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对手，成为你的祸患道士做法事收费。造反之初，养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之事，他要尽可能养天下可养之士。正因为如此，朱元璋禁止那些武将和文臣结交，更不允许他们私下养士。每占领一地，他就做出一项规定，将领在占领区域，不能同当地的文化名流接触。他会在第一时间派人将各地文人接到自己的面前，如果条件允许，他会亲自登门接待。
朱元璋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隔断手握兵权的将领与文人结合，一个武将如果没有文人在身边出谋划策，就会成为一部只知道征战杀伐的军事机器道士做法事收费。当然对于儒生，朱元璋也不会将他们白白地养在身边。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那些儒士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名人，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往往会左右地方百姓的政治取向。将他们养在身边，老百姓也会跟着过来，这样等于间接巩固了地方的政权。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朱元璋更是加紧对天下儒生名士的网罗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毫不掩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态，每日反复念叨：“予思英贤，有如饥渴。”生怕属下不了解他的心思。
元至正十四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的出现，让朱元璋第一次领略到读书人的不同凡响。他们家境富裕，读过很多兵书战策，对天下大势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见面后，冯国用从他怀中掏出一幅手制地图，那是朱元璋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地图道士做法事收费。冯国用手指着集庆那个地方，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冯国用说：“集庆，古称建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你要想得天下，就要先拿下此地。”在朱元璋看来，冯氏兄弟向他献上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可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
当时群雄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还不明朗道士做法事收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氏兄弟竟然能够如此明晰地在朱元璋面前勾画天下大势，如此远见卓识让他眼前为之一亮。这一幕不禁让朱元璋想起刘备当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这让求贤若渴的朱元璋喜不自胜，当即任命他们为军中参谋。
同年七月，朱元璋南下平定滁州时，定远人李善长来到军营求见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将其留在幕府掌书记，言听计从。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攻下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道士做法事收费。陶安为人相对谦和，不好名利，礼让贤者，为朱元璋招纳了不少贤才俊杰。后来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至金陵时，朱元璋问他们四人能力如何，陶安谦虚地说：“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他的谦逊能让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亲自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悬于陶安的府邸门楣之上，以示尊荣。这些乱世儒生们虽然身受元末乱世之苦，目睹群豪蜂起之乱，可是一直没有放弃自身的加油。他们与朱元璋相逢于乱世，不仅同患难共命运，更奉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形象。朱元璋本是小民出身，他们所倡导的仁义天下的理念与他不谋而合。这也成为朱元璋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的不同之处。
至正二十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分别是青田（今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朱元璋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充满诚意地对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为了表示尊崇之意，他专门在自己住宅的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如此一来，在朱元璋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
龙凤七年（1361年）三月，朱元璋命中书省招揽文武人才：“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道士做法事收费。”后又强调：“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在元朝体制内的儒家士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过镇压红巾军，对朱元璋的招降既疑且惧。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朱元璋特地宣布：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他的感召之下，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
这些贤人儒士的加入使朱元璋的精神视野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对儒家奉行的那套纲常之理和治国安邦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逐步走向身份的转型，从一个暴力求生存的草莽英雄成为争夺天下的霸主，成为一个进退有据的权术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要懂得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道士做法事收费。否则的话，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中笑到最后，与自己从那帮书生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是一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凭借着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段传奇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不仅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他们靠拢。大字不识几个，却经常在战争间隙作诗为文，抒发情怀。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找帝王自学成才典范，朱元璋当列其中。
在婺州，朱元璋曾经招揽了十三名儒士专门为他讲解那些晦涩难懂的经史道士做法事收费。与这些读书人相处日久，朱元璋的文字功力得到很大提升，已经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甚至可以写诗作赋，注解经书。在他亲自起草的《御制皇陵碑》中，已经能够通篇用韵。在《御制文集》中，他更是将自己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结集，其中不乏得意之作。比如那首他本人最为满意的《咏菊花》，就寄托了他的某种精神信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道士做法事收费。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道士做法事收费。
再比如另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道士做法事收费。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到了朱元璋这里则完全进入实践阶段，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已经深刻认识到，知识是可以改变实力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尝到了甜头。
在打拼创业阶段，与对手刺刀见红，他也不曾忘记拉拢知识分子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曾经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人才工作，让这些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四处寻访地方大儒。其实请读书人出山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只要你能客客气气地给足他们面子，然后再按上一个虚头巴脑的闲职，他们便会许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誓言。投入不高，收益却极大，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着刘备三顾茅庐，亲自登门拜访道士做法事收费。攻下应天后，他又礼聘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在和这些文人儒士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他领军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主动来投。
他听说洛阳有个儒士秦从龙，非常有学问，曾经做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道士做法事收费。当徐达出征镇江之时，朱元璋特地交代他：“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
徐达攻克镇江后找到秦从龙，朱元璋赶紧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钱财、宝物前去礼聘道士做法事收费。秦从龙来到南京，朱元璋更是亲自到龙江（今南京中山门外）迎接，与他朝夕相对，甚至同榻而眠，随时向对方请教时政策略。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也将秦从龙安置于西华门外，事无大小，都要和他商量。为了表示尊重，朱元璋言必称先生，从来没有直呼过对方的名字。
每年逢秦从龙生日，朱元璋和太子都会送上一份大礼，或者亲自到他的家中，与其对饮道士做法事收费。秦从龙被朱元璋的诚意所打动，又将另一位高学之士陈遇推荐给他。有人说，武人最讲义气，你对他好，他可以将一腔热血献给你。可在朱元璋看来，文人最重气节，你对他好，他也同样会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于你。
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派遣编写起居注的吴林、魏观待专门负责搜罗那些散落民间的贤才大儒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朱元璋恨不能够将天下儒者文士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就算将这些人养在身边派不上用场，也好过他们被敌方阵营收买，成为自己的对手。
对于刚刚起兵的朱元璋来说，文人能够主动来投，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道士做法事收费。自己是个没文化的泥腿子，有饱学之士愿意跟着自己干事创业，让他觉得底气更足。他们在关键时刻点拨几句，就让朱元璋茅塞顿开，大有拨云见日之感。冯国用初次见朱元璋，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而李善长刚见面，就将朱元璋比作汉高祖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
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朱元璋如遇明灯，扑朔迷离的前途一下子变得明晰起来道士做法事收费。其实朱元璋也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打心里瞧不起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草寇，可他并没把潜藏于内心的不悦表现出来。他们越是清高得难以接近，他就越要表现得虔诚恭顺。
或许是朱元璋的低姿态，以及他所采取的知识分子优待政策让这些读书人找到了存在感，他们才会放下心中疑虑追随于他道士做法事收费。又或许是朱元璋所表现出来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总而言之，朱元璋的诚意深深打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一定暗自庆幸：“吾辈今有主矣。”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百转千回的人生境遇中遇上了明君圣主，只要自己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就会成就一个读书人的至高理想。
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也为自己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道士做法事收费。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南京中央政权更需要一批文人学士为朝廷服务。朱元璋对于罗致天下贤才包括那些蒙元王朝的遗民，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与真诚。
对于那些早期投奔自己的读书人，朱元璋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道士做法事收费。立国前后，更是给以特殊优待。在这些读书人中，朱元璋对朱升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时，朱升被召至御前任议礼官，负责订立一整套新朝礼仪规制，并为朱元璋撰写了功臣封赏诰书。忙完这些事，眼看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了，他老先生却在第二年上疏“请老归山”——要求告老还乡。
朱元璋对朱升的请归感到非常意外，当下表示“欲赐以爵土”，可朱升坚决不肯接受道士做法事收费。就在朱升请辞不久前，朱元璋曾经下过一道《免朝谒手诏》，在这其中褒奖了朱升这十多年来的辅佐之功。朱元璋对每个追随者都有一个综合的评价，有时候他会装一装糊涂，有时候又会表现得异常清醒。
朱升虽然有功，可并没从朱元璋这里谋得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官职，一直保持着亦宦亦士亦“山人”的非官方身份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升想要归隐的念头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对功名仕途一向看得清淡。明朝刚建立时，他在自己所写的《梅谷隐居序》中，对自己乡间朋友在梅谷隐居流露出羡慕之意。他说，自己又老又笨，在官场每天目送来往的车尘，无法和好友一起享受同游的乐趣。等荣归之时，一定和好友盘桓于梅谷，共同把玩疏影暗香的奇趣。
当然朱升在洪武二年就急急忙忙地选择退出体制，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为自己选择一条明哲保身之路道士做法事收费。归隐是很多文人雅士追求的生活境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舍弃权力、地位和与此关联的利益。于是乎，归隐山林也就成了空口说说的白话，当不得真。
在与朱元璋的朝夕相处中，他太了解这个人了道士做法事收费。就像恋人之间，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如果继续留下来与其共事，落得一个好下场的概率会很低。
洪武三年三月，当朱升提出退隐乡间时，朱元璋虽然感到意外却也可以接受道士做法事收费。新朝建立，不光是那些奉诏不出的遗老耆宿，就连那些在朝的士大夫也萌生退意。他们这种做法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如今之天下是他朱家之天下。这些饱食终日的读书人不为君王分忧，宁愿将时间和精力放在风花雪月上，实在是大逆不道。儒士许元就是个例子，他在朱元璋身边工作了十来年，从考核古代礼仪到起草文书，直至推荐或罢免官员，他都会参与其中。在朱元璋跻登大位之际，他突然站出来向皇帝提出辞呈，请求“告归”。朱元璋大为恼火，以“忤旨”之罪将其“逮死狱中”。
在朱元璋看来，乡居的自由不是人人可以得而享之的，朱升是一个特例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同意一个功臣从体制内全身而退，无异于法外施恩，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他的功绩基础上的。在朱升告归之际，朱元璋要赐他领地，他也推辞道：“之所以不敢接受陛下授予的高官厚禄，是因为我的儿孙福分福薄，不敢叨天恩也！”这话在朱元璋听来有几分刺耳，他问：“爱卿有几个儿子？你即使不受封爵，难道也不想让你的儿子辅佐朕吗？”
没想到朱元璋的一句话，让朱升老泪纵横，哽咽以对道士做法事收费。他说：“臣有一子名同，事君的忠心有余，保身的智慧不足，臣所以不让他出仕，怕他日后不得老死于家中啊！”
这句话也只有朱升敢当着朱元璋的面说，放在其他人身上，朱元璋是绝对不会轻饶的道士做法事收费。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强压心头怒火，他叱问对方：“你这是什么话？朕与爱卿名分上是君臣，实则情同父子，是什么让你心存如此忧虑？”
朱升的回答充满了悲观的色彩，像是在交代自己的临终遗言道士做法事收费。他说，不是我朱升想得太多，而这一切是在劫难逃的天数。可愿陛下将来能够哀念老臣，若他日我的儿子不能免罪，也希望您能赐他一个全尸，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的话像是一道命运的符咒，在朱元璋听来也不觉为之恻然，这样的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敬畏道士做法事收费。如果对方没有看透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出那样一番话的。尽管朱元璋给了朱升一张免死券，可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朱升，一个为大明立国指明方向的儒士，虽然看透了权力的底牌，也看透了自己的命运，可是他却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缠身。
与朱升的超然物外相比，李善长、刘基、宋濂、冯国用等人走得更远，远得迷失在了朱元璋的视野尽头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这些人虽然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历史深处，可他们的结局命运却成了洪武年间的群体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道士做法事收费。即使是最初的礼遇背后也暗藏着紧张，到最后连表面上的温情面纱也一并撕去，文士们愈发如履薄冰。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武将们对他重用文士早就心存不满，他们经常在他耳边发出警示之语——小心文人。
朱元璋问他们，这些人于大明有功，为什么要对他们怀有戒心？更何况他们也不像你们这些武人手中有兵权，身怀武功道士做法事收费。有武将在朱元璋面前大谈特谈读书人的诸般不是，说到激愤处更是破口大骂。还说这帮书呆子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愚弄。当初张九四厚礼文士，可后来那帮文士却在背后捣他的鬼。他让那些才学之士给自己取一个文雅的名字，结果文士们给他取名“士诚”。《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他厚待人家，人家却将他骂作小人，还美滋滋地以为得到了一个好名字。
在听说这件事后，朱元璋也替张士诚感到不值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不由联系自身，如果身边这些知识分子联起手来算计他，凭他的那点文化底子又怎能不被蒙在鼓里？就算他们今日不会算计他，将来也有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朱家子孙的事。一个人如果有了文化，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这些文士产生了疑忌。就连平日批阅奏章，他也会处处留心，生怕他们在字里行间埋下伏笔，算计到自己。
如今虽然贵有天下，可是朱元璋明白，终其一生，他也无法撕去曾经贴在身上的身份标签，盗贼或者和尚道士做法事收费。两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伤疤，常常使他陷入无端的焦虑之中。
2.哀叹生之悲凉
洪武五年四月的一天午后，阳光均匀地涂满宫殿的琉璃屋顶，青苍的屋脊上，几株不起眼的青草在轻轻地晃动道士做法事收费。九重宫墙把殿宇一层层地包裹其中，也将嚣喧的世界关在了外面。朱元璋的心情这时候突然变得低落，起因是刚才他在翻阅《孟子》时，不经意读到“民贵君轻”一章。
没想到堂堂的圣人也会说不负责任的话，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道士做法事收费。”这句话像是一颗子弹瞬间击碎了朱元璋的那颗玻璃心，让他一时之间如坐针毡，心烦气躁。
他一边读，一边破口大骂道士做法事收费。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是一个臣子说的话？如果孟子活在当下，岂可免自己一刀。朱元璋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说出如此大逆之言的人不得配享。他警告那些意欲劝阻的文官，如果谁敢谏言，他就让卫士用箭射死他。
这样一道圣旨，让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道士做法事收费。当然在这其中也有不怕死的，刑部尚书钱唐就是其中一个。他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他这么做分明是在向皇帝发出挑衅，让朱元璋愤怒无比。内侍将朱元璋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他却不以为然道：“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
当这句话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自然不能将其放过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正要派人捉拿钱唐，对方居然袒着胸抬着一口棺材来找他当面理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朱元璋命卫士张弓搭箭等着他上前。
钱唐的倔强表情让朱元璋更加愤怒，他让卫士连着射了好几箭道士做法事收费。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箭，最后倒在朝堂之上。倒下去的钱唐挣扎着向朱元璋爬过来，看着他痛苦执拗的表情，朱元璋破天荒地做出了让步。此事之后，朱元璋不可没有治钱唐的罪，而且让太医为他治疗箭伤。他打心里赏识钱唐这样的刚直之臣，或许这就是一直以来，他在文官中苦苦寻觅而不得的文人风骨。
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谕旨“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就这样将孟子的牌位又重新请了回去道士做法事收费。其实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经有动一动孔子的念头。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朱元璋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孔克坚犹豫不决，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
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感觉受到了莫大侮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快马送给孔克坚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在诏书中毫不客气地说：“吾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也就是说，从古至今，能以草民身份登基称帝的，只有我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你称病不来，不知是否属实。若是为了不愿意见我这个新皇帝而称病，是万万不可的。言下之意，你就算是孔子后人，以身试法也是要问罪的。
朱元璋语气强硬，让孔克坚感觉不妙道士做法事收费。于是，便日夜兼程地赶往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召见了孔克坚，虽然他表面上态度温和，可是内心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千百年来被文人奉若神明的精神偶像还是心存芥蒂的。事后不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其中有言：“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引得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有大臣伏阙上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道士做法事收费。”也有文官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
自古以来，就有“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的说法，士大夫们完全将“尊孔”作为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道士做法事收费。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可他一直又心有不甘，几年之后，孟子有此一劫也是早有先兆。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初六的干支为丁卯，是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称为秋丁，这天是祭祀孔子的日子道士做法事收费。往年的这个日子，皇帝或许要兴师动众地巡视学校，以示对教育的重视。他这一重视不打紧，学校那边会在三天前就要搜检封门，并用几种不同的号牌限制出入。当然也不光是麻烦，学生们也会得到好处，巡视过后，也会给几个保送的名额，直接参加朝廷的礼部试。
今年朱元璋的心情被胡惟庸谋反案搅得乱糟糟的，他没想到，自己撒下的这张大网会有那么多的文人落入其中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具体情况他比谁都清楚，可仍不免心有凄然。早朝过后，就在宫中和皇后马秀英交流对读书人的看法。朱元璋说，读书最重要的是懂得进退，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如那些田间劳作的农民。农民虽然不读书，可至少懂得人心冷暖、世态凉薄，这样就会少犯错误；读书而不能学以致用，又自以为胸有韬略，危害更大，更该死。
马秀英知道朱元璋心中郁闷难当，常常一宿一宿不合眼道士做法事收费。她没有贸然接话，而是沉吟片刻，才婉转地将话题引开。她说，陛下，秀英虽然识字不多，可也知上马靠武将打天下，下马靠文人治天下的道理。文人还是要用，不能一棍子打死，不然谁还肯为陛下分忧解难。
朱元璋叹了口气，望着自己的皇后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心里明白，皇后又在替那些陷于牢笼中的文官说情。这个女人总是心怀慈悲，虽然连豁出去说一句狠话的勇气都没有，可她说的每句话都让朱元璋感觉到足够的分量。
朱元璋本是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泥腿子，在创业的过程中，那些儒家士子头上戴着光环来到他的身边道士做法事收费。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朱元璋开始试着向文化靠拢，博览经史，学着写诗填词。很多时候，人们站在门外看门里，以为里面是自己难以触及的神秘世界。可是等到自己真的跨进了那道门，才会发现，其实里面的世界也不过如此。对于文化和读书人，朱元璋经常会生出这种门外与门里的感受。
随着知识量的增长，文化人头上那道神秘光环也正在慢慢淡去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对这帮读书人已不再言听计从。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唯唯诺诺、条条框框让他很是不满。
与创业阶段不同的是，大明立国后，朱元璋不再满世界去寻找读书人道士做法事收费。这时候，那些天生喜好功名的读书人会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而他广泛建立起来的教育系统，也开始为帝国的人才贮备发挥作用，为体制量身打造的专业化人才不断涌现。
物以稀为贵，当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们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低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依然相信他们的才华，却不相信他们能为朝廷尽其才华。才华，曾经是朱元璋最为看重的，现在却成了他最不放心的。在夺取天下过程中，他广纳儒家学者，严禁各级将官私自任用儒士，绝不允许儒生士子在那些武将面前议古论今，以免他们走文武结合的路子。
朱元璋担心的是，这些文臣武将会在条件成熟后站出来与自己分庭抗礼道士做法事收费。那不断被架高的皇权，就像是汛期来临时，不断被抬高的水位，时刻处于溃坝的危险中。他对那些不受征聘，拒绝与自己合作的儒生们不惜采用激烈手段，动用严刑峻法予以制裁。
天下纷乱未定，那些隐于市藏于野的读书人不愿意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道士做法事收费。作为君王的朱元璋并没有干出放火烧山将其逼出来的愚蠢之举，毕竟人各有志。如果逼急了，他们有可能会跑到对手那里去。对于他们的态度，朱元璋通常会摆出一副宽怀大度的姿态。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天下归一，朱元璋成了新王朝的主人，读书人不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对于那些不给自己面子的读书人，朱元璋也不必再强作笑脸。如果这时候谁再敢拂逆自己，他一定会掀开獠牙，动用威权来狠狠地惩治他们。
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曾经深得朱元璋的信任道士做法事收费。不过此人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大雅之士，眼见朱元璋一步一步夺得天下，却不愿意留下来与其共享荣华，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体制，从此泛舟江湖做了一个浪荡客。
在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又想到了这位朋友，就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他：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道士做法事收费。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朱元璋的这封信没找御用文人代笔，而是自己亲笔所写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道士做法事收费。他说，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通常不能表达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这里他既没有虚伪客套，更没有用“礼贤下士”那些陈词滥调。
朱元璋并不是靠道德激励回报那些文人士子，在他的功臣序列里，文官地位还是很高的道士做法事收费。尽管如此，他与他们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户部尚书茹太素是个性情刚烈之人，爱说老实话，几次因为冲撞洪武皇帝被廷杖、降官，甚至让他脚上戴着镣铐办公。有一天，朱元璋在偏殿赐宴，当场送给茹太素一首警告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接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以死相胁，茹太素却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尽管如此，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大明体制内为官，为了逃避朝廷征用，他们不惜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闻讯大怒，将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枭首示众，全家籍没。
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是因为同样原因，被诛杀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尤其痛恨那些动不动就托身寺庙的前朝官员，对于隐而不出的读书人，他不惜采取激烈手段。甚至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出一颗脑袋，然后用刀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看来，不能让这些读书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道士做法事收费。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一旦放任其性，一个个都像脱笼的鸟兽，变得百无禁忌。在他的一压再压之下，这时候的读书人已经无法再像传统文士那样动不动就归隐山林。朱元璋心里清楚，那些拒绝与朝廷合作的文人在骨子里是轻贱他这个皇帝的。他们看不起他这个曾经做过乞丐，也做过和尚的无业游民，将他视为权力的暴发户。
而在朱元璋看来，这天下如今是他自家的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应该怀着一颗感恩之心道士做法事收费。在他所颁布的《大诰》里有一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犯此罪的人可以抄斩。有学问才识却不能为君王所用就是目无君上，这样的人留着也没用，就该杀头抄家。碰上像朱元璋这样的君主，文士们是进亦忧退亦忧。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读书人的关系微妙且紧张。
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读书人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甚至不惜通过文字狱来迫使他们承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道士做法事收费。洪武年间，读书人的尊严被朱元璋一再剥夺，而他这个帝王也需要在生杀予夺中享受极权所带来的威严与快意。
在他的那张杀戮名单中，除了那些多年追随自己的名士大儒，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小文人道士做法事收费。
在朱元璋无处不在的清洗中，天下读书人纵然有隐身术也不敢轻易使用，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最后还是要乖乖地站出来为大明王朝服务道士做法事收费。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新政权的官僚体系才会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才会有条不紊地运转。
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态度这时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尽管他们无所不知，可很多时候，他们做起事来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道士做法事收费。表面上一心做君子，私底下也有小人勾当。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像自己这样敢于豁出命来赌一把的野蛮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满脑子塞的是孔孟之道，只配做体制内的寄生虫，不值得自己去崇拜。
朱元璋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可是办事能力实在不行，遇到事情常常难以决断道士做法事收费。如果让你检阅则有余，可是执行能力实在不足。”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立国前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道士做法事收费。他的这番评价，也让其他文臣从中读到了不安与惶惑。刘基就曾经对他说过：“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可是这天下文章的三甲之士在朱元璋的手里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宋濂被安置茂州，卒于夔；刘基被羁管于京城，留下了死亡之谜；张孟遭到弃市。
当这些读书人认识到皇权的残酷性之后，开始变得战战兢兢，哀叹生之悲凉道士做法事收费。为了远离权力带来的伤害，不少文臣不惜诈死佯狂。在朱元璋的意识里，和平年代的文士与倡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用来点缀升平，难以拯救苍生。
在一个王朝的新生时期，那些耐不住寂寞，或者迫于时势的读书人，选择出来做官，这本来就是一种高风险的生存方式，搞不好就会血染仕途道士做法事收费。那些京官每日清早去上朝的时候，都得与家人洒泪诀别。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举家欢庆又多活了一天。
随着体制内文人的不断增多，他们的价值也越来越低，皇帝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道士做法事收费。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道士做法事收费。按照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可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们给她服丧。皇帝的这一决定，自然引来那些好事文臣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反对朱元璋更改古礼。
古礼，当皇帝受你们这些人的鸟气就是古礼？保持皇权的畅通无阻才是最大的礼，在此之上不存在什么别的礼，更别说古礼道士做法事收费。皇帝有几个不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胡惟庸、李善长这些人完全是半斤对八两。激愤之余，朱元璋写了篇《孝慈录》将这些知识分子骂了一通，说他们是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儒”，不知道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现实问题。
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过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得不好听，是一群无用之物道士做法事收费。不可成不了大事，还会乱政祸国。他警告自己将来的接班人，不要听信这些读书人。为了敲醒这些自以为是的文人，朱元璋不惜用最难听的话讽刺他们。在他所写的《辟阿奉文》中，他讥讽这帮读书人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唐代的女人有风骨。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都敢说真话，可是这帮知识分子一个个活得唯唯诺诺，毫无骨气。朱元璋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权力这块石头的打磨，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体制里发出感慨：“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
虽然越来越看不起那些知识分子，可是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道士做法事收费。在任何场合，朱元璋都谦虚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可这些话只能由他自己来说，别人说不得。他也清楚，这些表面上恭顺有加的读书人最看不起他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做过讨饭吃的乞丐，做过混饭吃的游方和尚，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历史疮疤。
做了皇帝，朱元璋的个人避忌进一步发展为广义上的避忌道士做法事收费。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等字，洪武二十六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史等字样。可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禁忌。他是农民军起兵，不能听见别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二字。在血的教训之下，大臣们也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总是怀疑有些人在背地里拐弯抹角地骂他，于是将防区无限扩大。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道士做法事收费。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道士做法事收费。”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道士做法事收费。”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视为不敬，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他起兵当过贼，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他当过和尚，斩道士做法事收费。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一直延续到三十年，前后经过十三年时间道士做法事收费。
随着年龄的慢慢老去，朱元璋的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道士做法事收费。尤其是人到晚年，身体越来越虚弱，又加上立国以来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很多时候他感觉力不从心，精神恍惚。他越来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见不得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在他面前露出的嘴脸，情绪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坚如磐石，知识分子已入彀中，无所逃遁道士做法事收费。他已经不需要在乎他们的任何想法，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可以通过收放自如的掌控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无节制的惩罚越来越多，无来由的屠戮也越来越密集道士做法事收费。洪武年后期，那些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虽然死的人难以计数，可他们的死法却很整齐划一，不是陷入文字狱，就是被牵连进各种大狱。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高启，他是“吴中四杰”之首，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力。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推脱拒绝。朱元璋当时不可没有强迫他，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还是那个理由，大明初建，他这个新皇帝要向天下人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相投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当时没有为难高启，可是在朱元璋心中早已种下芥蒂。他一面依靠这些儒家大臣，一面加强皇权专制。既要借儒道以自重，更害怕那些儒家弟子们持“道”压“势”，与皇权形成对抗之势。
洪武七年，天下大势已趋于稳定道士做法事收费。也就在这一年，“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因为一篇《上梁文》而遭到腰斩。起因是苏州知府魏观建造他的苏州治所的办公大楼，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需要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道士做法事收费。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的字眼儿，犯了皇帝的大忌。“龙盘虎踞”之地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帝王才有资格待的地方，高启在这里将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盘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有人就来向朱元璋报告，说魏观这个人有反意，于是将其诛杀，高启也受株连腰斩道士做法事收费。高启行刑时，朱元璋派人将现场的情况第一时间报于他知晓，他想看看这位不合作、不给他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他的文人是怎样面对自己生命消逝的最后一刻。
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道士做法事收费。当有人在朱元璋面前说起刑场上的这一幕，不知他的内心深处会做何感想。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道士做法事收费。其中杨基进入大明体制后，曾任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最后死于工所；张羽官至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走到半路就被召了回来，“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曾任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而遭到下狱处死。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不再需要用文化名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他对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信任和笼络，转变为屠戮与清洗道士做法事收费。文人王行就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待到蓝玉案发，父子二人也连坐而死；画家王蒙，曾经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等到胡案发后，也因为这些事受到连累，死在监狱里；宫廷画家赵原奉朱元璋的诏令画历史上的圣贤像，由于没有按照要求，受到严重惩罚；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出了些差错，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为恼火，将其抛尸街头。
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给他的好友信中如此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道士做法事收费。”也就是说，当时的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不仅这些低级别的文官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就连那些一直追随在朱元璋左右、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能逃过劫难。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当数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道士做法事收费。除陶安过早去世落了一个善终，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极为讨厌，也找了个借口将其杀掉。
第二批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道士做法事收费。刘基罢官回乡，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牵连进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能够数得着的几大文臣，落得善终者寥寥无几。朱元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始于热情延请，终于摧残屠戮。可这并不是朱元璋的独创，君王与读书人之间的博弈游戏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上演过。
要天下臣民绝对服从皇帝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如果让他们心口一致地承认皇帝的金口玉言都是绝对真理，这就有很大的难度道士做法事收费。更何况像朱元璋这样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即使这些读书人在表面上认同他，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也让他难以平复内心的疑惑。
在朱元璋还没称帝之前，他考虑最多的还是生存与发展，在用人之际，他对文人士大夫保持了应有的礼貌，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道士做法事收费。等到立国以后，这些体制内的名士大儒摇身一变，成为他难以轻松面对的权力大佬。
在表面上，朱元璋还是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言必称“先生”道士做法事收费。比如在《慰刘基书》《谕刘基书》中，他称呼刘基为“老先生”，甚至用“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这样的客套话。可是双方都明白，那种和谐的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
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这时候读书人的利用价值已经远远地小于他们所带来的风险值道士做法事收费。他担心他们会暗中集结，凭借着他们高人一等的谋略和手段做出伤害大明以及朱家子孙的事。
3.“南北榜”背后的玄机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笼罩于“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道士做法事收费。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开春之后，各州府衙门就开始向南京解送两样东西：一是皇家生活所用的贡品，二是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即通过会试选出的五十二名贡士道士做法事收费。贡品与贡士，这两样东西都是朝廷须臾不可或缺的，当这些来自地方的知识精英们一路风尘地走进繁花似锦的皇城，他们内心的荣耀感也陡然上升。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往往会折戟科场道士做法事收费。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因为游戏规则决定了这一切。再三再四的科场失意和伴随着一生的仕途落拓，于个人而言，或许是命运的不济；于文化而言，则有可能是一种幸运。洪武大幕开启后，为解决战后人才凋敝问题，朱元璋除了任用一批元朝的旧官僚外，还要求各地荐举德才兼备的儒生出任官职，并在中央设国子学，地方设府州县学，从学校直接选拔官吏。大明王朝的第一次科举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洪武三年第一次开科取士，就在朝廷颁布科举取士几天之后，朱元璋突然发出诏令，国学及郡县生员要对骑射功夫勤加练习，在面试环节要检验考生的武功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的理由是“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自己是靠武夫取天下，所招揽的人才不能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
朱元璋之所以会临时做出“文武并举”这一补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道士做法事收费。帝国尚未完成统一，蒙元贵族在中原的残余势力还未扫荡干净，社会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科举虽然以选拔文官为目标，可这时候朱元璋对考生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士的范畴。
第一次科举仓促落幕道士做法事收费。虽然朱元璋对由科举得人才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下令体制内的文官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可当他发现“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抑或可用，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从第二次科举开始，朱元璋完全打破了第一次科举的制度框框，拒绝简单恢复与翻版，推出所谓的新科举道士做法事收费。最明显的变化在考试内容及考试方式上。考试中的经义、四书义题明确规定需要采用指定的传注来回答。比如《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四书五经的考试成为科举考试的实质内容，限定了经书注疏的范围。考生在行文时，只是“代圣贤立言”，需要根据古人的思想及规定的有限几家注疏来发挥，不允许有自己的异于圣贤的丝毫见解，谁创新谁就死得难看。
从考试方式来看，考试题目也由原来的三场五道上升到三场十八道，题量大大增加，对考生文字功夫要求更高道士做法事收费。同时取消了面试环节，也就等于废除了对考生在马术、箭术、书法、算术及律法知识方面的特殊要求，使文章写作成为考生日常学习的唯一重点。
每场考试结束后，各房师便立刻开始阅卷、荐卷，通常是第一场经书考试甫一考毕，全部录取名额已被占满，二、三场考试发挥如何已基本不影响最后的结果道士做法事收费。洪武十五年以后的科举最首要的目标不再是选拔真才实学，也不再鼓励士子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两相对照，如果说洪武年的第一次科举是在选拔多样化人才，那么第二次科举便是在制造单一化人才。
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需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道士做法事收费。殿试分为三甲：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即所谓状元；二甲人数多一些，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相当于进士出身，获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
殿试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淘汰赛，只是一次排位赛，将礼部试录取的进士重新分拣赐名道士做法事收费。殿试毕竟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考试，事关皇家声誉。正因其重要性，洪武三十年科举考试时，在会试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圈定了七十八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主考官本身就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格和待遇，通常是由朝廷指定德高望重的文人官僚担任。
主考官往往会与考生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利益关系，录取的进士理所当然地尊主考官为座主，自己是门生道士做法事收费。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座主和门生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抱团关系。科举本是皇帝招揽人才的手段，可人情却成了座主的私人资源。对于这一点，朱元璋也是心知肚明。他见不得官员之间形成朋党势力，无论是当年的淮西势力，还是江左势力，都被他用铁血手段拆得支离破碎。如果非要产生一位座主，他就是这个座主，直接操控文人选拨，而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精英只能成为天子门生。既然他这个做皇帝的要当这个主角，那么主考官的角色便有些尴尬。
刘三吾是元朝旧臣，元末时曾经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道士做法事收费。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定，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一手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来当这个主考官，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洪武三十年三月初一清晨，五十一名考生散散落落地经过东华门，走向他们魂牵梦绕的人生圣殿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在经过宫门时，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每个人都要开怀解衣，防止有人夹带用于作弊的书籍或范文之类，甚至身上有类似于文字的刺青也要辨识仔细，不能有半点儿马虎。检查越严格，越能凸显考试的重要性，就越让这些考生们感觉到自己身份的高贵。
考场设在奉天殿，奉天殿的廊庑特地挂上了帷幕，又用帘子分隔为五十二间独立空间，里面摆放案桌道士做法事收费。监考的官员正襟危坐，宫里的侍从则在一旁为考生端茶送水。殿试是皇帝亲试，除了要亲自命题和亲自决定名次，还要亲临考场。开考前，考生们已到正殿向洪武皇帝行礼，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座位。当他们在考桌前坐定，开始研墨濡笔时，太阳已经慢慢升起来了。
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顶道士做法事收费。所有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进士、状元这样一个目标，然后一级一级地实现，所以能够进入殿试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殿试就考一篇策论，今年的策论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是朱元璋的一番自诉衷肠，历数自己这些年如何宵衣旰食、殚精竭虑，以及大明开国以来遇到的种种困难。要求每个人根据材料，帮助他出谋划策。
策论写作的要点在于找准切入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道士做法事收费。找准切入点就是要吃透皇帝的所思所想，投其所好。那么朱元璋的心思究竟是什么呢？这些年来，朝廷内外最大的争论多集中于朱元璋在治国过程中所使用的严刑峻法，他也想借此机会听一听来自民间的声音。
殿试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道士做法事收费。金榜题名被认为是人生四大乐事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男人只要实现了金榜题名，那么洞房花烛和他乡故知都会找上门来。
殿试名义上皇帝是座主，实际上他不可能每篇文章都亲自过目，看卷子的还是下面的考官道士做法事收费。考官看了卷子拿出一个相对公允的名次排序方案，然后再交给皇帝做最后的定夺，以显示皇帝的权威。这样看来，考官的好恶也非常重要。如果他不高兴，将你的排名放在后面，即使你文章写得再滴水不漏也无法进入皇帝的视线。对于考生而言，一篇应试文章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表现，更是一种政治智慧。
自从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刘三吾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道士做法事收费。当他将考生名单送给朱元璋审查时，在几分得意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几分得意是因为他有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能力，而且在这次招录过程中也问心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诚惶诚恐则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把握朱元璋用人的尺度。论文章，这么多年政治主旋律的强势灌输，使得进入殿试的每个考生都能吃准洪武年间的政治导向，然后展开旁征博引。考生的行文套路更无创造性可言，指定的考试书目，指定的八股行文格式。至于遣词造句，天下书生都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奇谈怪论，不喜欢虚饰浮华。即使是颂扬他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光荣正确，也不要露出拍马屁拍得过重的痕迹。科举的指挥棒就这样软化了一代士子的脊梁，除去权欲和功名，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贫瘠和荒芜的。
白日煌煌，各人头上顶着一方天，谁又知道哪块云头上会有雨道士做法事收费。张榜公布了几天，那些得到结果的新科进士们正躲在皇城的某个角落里得体地掩饰着内心早已喷薄而出的幸福感，他们甚至会表现出一种黄花闺女待嫁的羞怯之态。也就在这时，大批落榜考生闹哄哄地鸣冤告状，礼部的大门也差点儿被他们砸得稀巴烂。南京街头，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也只短短几日，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派大呼小叫的闹腾气象。就连街头摆摊的、杂耍的都知道，是那些读书人干的好事，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考试的受害者，科场有人舞弊，他们愤怒了。
“科场舞弊”的政治丑闻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会很容易给那些街头的好事者带来一场倾情参与的狂欢，更何况是在政治敏锐指数最高的皇城道士做法事收费。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书生，就像是饮下被撒旦施了魔法的药水，一夜之间失了心性，变得百无禁忌，原形毕露。南京城的街头巷尾发出同一个疑问：既然皇帝亲临殿试现场，为什么还会闹出此等风波？
喊冤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寒窗苦读是为了追逐心中那份缥缈的人生理想，谁知道勤奋如斯的他们不是败在才不如人，而是因为自己生错了地方，生在了广袤贫瘠的北方大地。这句话点醒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他们盯着榜文看了又看，这才发现，会试中榜的五十二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巧合？可又说不过去。
礼部官员请来锦衣卫弹压，可即使是手握绣春刀的锦衣卫，面对群情激奋的大批士子也只能束手无策道士做法事收费。一夜之间，南京城里各式传言和匿名传单塞满了大街小巷，有说主考官收了考生的钱，有说主考官是南方人，有地域歧视。每一种说法听上去都有些道理，说者往往会在话尾加一串后缀词来夯实消息的来源，这是宫里传出来的，主考官刘三吾是我二大爷。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考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当面对质。
消息传来，朝堂上下也是一片哗然，先后有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此事道士做法事收费。就连皇帝身边的侍读张信，也怀疑此次考试有问题。
所有人的议论只是议论，唯独皇帝参与的议论是要人命的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大为恼火，贪污腐败和营私舞弊本就是他这一生最痛恨的两大关键词。当初之所以选择刘三吾，就是因为看中对方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过硬的老同志。痛心之余，朱元璋要求刘三吾需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三吾说，北方一直处于蒙元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那里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的文化素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才会促成一榜尽是南方人的局面道士做法事收费。
其实刘三吾所分析的这个事，并不是洪武三十年才有的现状道士做法事收费。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三百五十人，北方仅有二百五十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六次殿试，状元是清一色的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存在着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南强北弱”的格局不可早就存在，而且这种现象是体制内官员早已心知肚明的事。
如果追溯根源，这种现象应该起于唐朝安史之乱，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扩大道士做法事收费。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可在北宋，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道士做法事收费。到元朝时期，虽然恢复科举，可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而那些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
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知识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道士做法事收费。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可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少，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体制内的地位也微不足道。
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经济和文化已大大落后于南方道士做法事收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那些中榜的汉人大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他所仰仗的人物更是来自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杰出人才。
洪武年所推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可没有弥合这个差距，反而越拉越大道士做法事收费。明王朝的教育体制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已经确立，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之后，无论是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不是没有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是教育大省。
结束了打天下阶段与文人的蜜月期，坐了天下的朱元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文化专制道士做法事收费。刀锋所向，那些贴身靠前、手无缚鸡之力的南方文人也只能选择向现实妥协，甚至向自己曾经力保的君主交出他们那颗充满人生智慧的脑袋。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北方士子只能远远地对朱明政权持一种观望态度。
在朱元璋发起的那几次文字狱中，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道士做法事收费。于是许多名士宁愿选择归隐山林，也不愿站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如此境况，必然导致北方教育的全面溃退，落后于南方也并不意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即使能够有幸走进体制，在官场中也多受南方文官势力的排挤与压制。
对于朱元璋来说，重要的不是科场到底有没有作弊，而是掀起的这场风暴可以让自己达到什么目的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绝不会徇私枉法。他也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可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他还是要求刘三吾从北方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
中国古代文官有一种脾性叫“犟”，今天叫坚持原则道士做法事收费。他们宁愿让皇帝老子不痛快，也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刘三吾就是这种人。他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凭什么要更改成绩。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自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只能用卷面文章的好坏作为标准，不能以南方人、北方人作为依据。”
刘三吾的一番话，使得朱元璋无从应答道士做法事收费。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道：“既然爱卿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如在北方举人中选拔几个，以安定人心。”可刘三吾是一个特别耿直之人，说什么也不妥协。不换思想，那就换位置。结果是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等人被停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朝廷上下对南北考生本就有差异的现象心知肚明，却又为何纵容各路朝臣在事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
随后，朱元璋正式下诏，就科举作弊一事，专门成立了十二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道士做法事收费。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有皇帝出来替自己撑腰，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道士做法事收费。张信领授了朱元璋的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二十余日，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迟迟拿不出一个调查结论道士做法事收费。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实在没有耐心再这么耗下去了，他亲临奉天殿，要求听取复试结果。就像一台大戏，闹场的锣鼓和龙套也已做足了铺垫，接下来轮到主角们登场。那些六部九省官员与原主考人也一个个来到奉天殿，他们的脸上写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或许是因为紧张，有的人衣衫已经湿透了。
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很有可取之处道士做法事收费。随后突然话语一转，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是南人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五十二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张信给出的结论出乎现场所有人的意料，也让皇帝当场愣住了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阴沉着脸，内心透露出对张信所下结论的严重不满。在一个不公道的世界里，个别人的公道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可是在朱元璋的王国里，公道与不公道，取决于圣意，这些官员这么多年还没搞明白这件事，这让他很失望。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道士做法事收费。落榜的北方学子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调查结果，同时这也给了那些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北方。而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就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北方籍的官员们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道士做法事收费。朱元璋勃然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试卷送交他审阅，这是犯了欺君之罪。虽然刘、张二人给出的理由并无任何破绽，朱元璋心里也认可，法律上更是无懈可击，可一旦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年五月，震怒下的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陈年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道士做法事收费。刑部大牢的一番严刑逼供，并没有获得半点儿有价值的口供，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羞成怒。结果涉案官员全部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就这样成了恶制度的替罪羊，走进风沙漫天的西北。
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道士做法事收费。直到被酷刑折磨至死的那一刻，他也无法走出内心冰冷如刀的困惑。悲惨之状，就连苍天也为之变色。其余诸人也先后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法律既不能保全无辜的大臣，也不能完全伸张世间的道义道士做法事收费。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二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这真是一个令人疯狂的世界，而权力又是一件任性的法器，两相结合，一切意外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之所以将这件事与蓝玉案扯上关系，自然有他的想法道士做法事收费。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大多是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那些吓破了胆的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举考试之前，朱元璋就已经从礼部的奏报中获知：“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道士做法事收费。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权力清洗，朱元璋已经将“威”字诀施展得淋漓尽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介入方式。
在朱元璋看来，做臣子的可以大义邀誉只对自己所认为的天地良心负责任，除此无他道士做法事收费。可是身为开国之君的他也只能选择对自己的家天下负责，除此也无他。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上干什么事。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他们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道士做法事收费。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朱元璋就这样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起震撼士子之心的科举大案，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明朝的科举制度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道士做法事收费。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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