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老城城隍庙堪舆（风水）逸事

公元1768年，时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是大清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年夏天安顺城传出喜讯，位于府城中心的钟鼓楼终告完成。但见高阁凌空，崇台拔地，于一般百姓来说，睹此盛况，自是欣喜异常，也不去多想它。而于知府吕正音及不少士绅来说，则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重重落了地。

钟鼓楼

钟鼓楼元代就已经存在，明初建城之初，就以此楼为“中”定方位，构筑城门城墙，街衢坊巷，钟鼓楼一直见证了这座城市早期的发展。不幸明末毁于兵燹，之后一百多年，几议几辍，重建钟鼓楼一直是历任官吏和数代士民的愿望，其间郡人汪子运从襄阳任县令归来，曾倡议众绅捐资重建，可惜的是只建台基一半即中止。直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直隶河间人吕正音府署安郡，立决迅断，以建此楼为已任。了却去这百年心愿，合郡安然。无论是官是民，大家都明白建这座楼并非全为巡游观瞻，张显风流，而是关系到府城风水的大事。

自明初以来，安顺这座城市就一再被方家谈论，从座落方位、整体布局到一山一水一木一石，无不审慎推敲。概而言之，这座城市总体上无疑为人居的上乘之选。然而世间万物，终有缺陷，何况“城”是人摆布出来的。《安顺府志·营建志》载有“安顺环山耸峙，而中权独陷，是为土星所缺”。也就是说东南西北四方的交会点（今老大十字）出了问题。

按五行之说，土星结穴正居平中，四围水星帐于北，火星耸于南，木星列于东，金星侍于西，各得其位，五星归埂者为至贵之格。而居中者至关紧要，“为人之所聚，精气所凝，息息与上帝相通，气之舒敛，实地方盛哀所关”（见《安顺府志·艺文志》）。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自有这座城市起，历经明代、清代、民国时期共500多年，钟鼓楼建而毁，毁而建，历任知府小心陪护，从不挪位，使之屹立不倒。世代皆认同此理：即以一楼中立陪补土星之缺。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座独特的楼宇也就成了安顺老城恒久的地标。

当然用今天的观点分析，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宏观地把握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堪舆之说不无可取，这与今天注重人居环境的城市规划有其相似之处。然而将环境的改造完全归于天命神道，则不仅愚民且失去了科学合理的成分。

1768年钟鼓楼的重建，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件副产品，这就是由陈庆升撰写的《钟鼓楼记》。时光可以抹去一座楼宇的痕迹，一篇美文则可以穿越时空为我们留下无尽的想象。陈庆升是平坝人，与父陈法、叔陈澂、子陈若畴合称“一门四进士”。撰该文时，正值其母病逝从京师巡城御史任上告假回归故里，应合郡推举，撰写碑记铬文。在我看来，若论理学造诣他或不如其父，但观其一生，少有的济世情怀和士人风骨则令人赞叹。他官至大理寺少卿，为安顺不多的入“大九卿”之列的人物。此为题外话不在此赘述。今摘其《钟鼓楼记》句如下，或可对昔日郡人引为骄傲的钟鼓楼感知一二：

“凡通都邑，胜地名区，人文盛而财富丰者，咸有鼓楼之建。况兹安郡，卓然为上游雄镇者哉。是此楼之设，乃资守望观瞻，晨钟暮鼓，惊觉人心，立地通天，巍然垂镇……自此郡之人文蔚起、时和年丰、物阜民康，皆兹楼之所助也！”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二十四日，5000里外的北京城传来一道消息，安顺府城隍在京显应，乾隆皇帝特颁恩命，赐封其为“护囯威灵侯”。于地处僻省的安顺来说，这实在是天大的亊。天子上通神界，言之凿凿，从天上到地上，这来自两界的消息，令一方官民惊愕莫名、随喜有加。

姑且不论安顺城隍在京如何显应，天子敕封则是事实。《续修安顺府志》录其《敕诰》，全文如下：

“钦奉。玉旨金书敕曰: 且守土之神，福国裕民，借资凭依，宜加敕诏。照得安顺府城隍，保护人民，功勋累积。特颁恩命，准赐崇封，兹授尔为“护国威灵侯”之职。呜呼。天实无私，惟正直之是与；民情有祷，俾善恶以难潜。凡福世之条，不惜分茅之宠，受兹殊贶，恒辅升平，泽被黎庶，时臻戬谷，确副天恩之委，无虚慈惠之名，恭奉敕谕，巩固河山。钦哉。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的诏命就是国家最高律令，诰封城隍为“侯”，安顺城隍顿时成了佑土保民的向征，郡城內外，从官府到庶民无不仰之弥高，那座位于城西南的城隍庙也笼上了一层诡谲的灵光，香烟弥漫殿宇，终年不散。只有到了这种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尊比安顺城还古老的城隍，顺天应人，恒辅生民，默默无闻了多少年，于这座城市来说它的存在有多么重要。

城隍庙的修葺翻新为当务之急，按规制城隍既封为“侯”，就得配以相应的享堂，提督彭廷栋、知府程国玺、普定知县肖若钦等三级首脑带头捐银，合郡乡绅共襄，工程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始至五十九年(1794年)方才告竣，并将新建的后楼题为浴云楼，以感沐上天之佑土，皇恩之浩荡。

还在工程施行之初，一郡士绅已开始寻根溯源：安郡城隍独享其尊，除了天子慧眼外，尚能显应于京师，其神力必然与这方土地有关。人们发现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城隍庙，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建城时，其座落位置就很讲究。城隍庙位于今天法院路，推算方位，刚好为城的西南方，从五行八卦之说可知：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坤为阴。乾的性质为金，位于西北方；坤的性质为土，位于西南方。城隍为守土之神，属阴神，以其地置庙奉祀，为天之辅成，呈大吉之相。

在中国文化中，城隍是城池的守护神，城隍庙也成了城市庇护的地标。建城必先置城隍，为明清惯例。地方官到任，必首拜城隍，城隍庙也成了历代官员陪护的主庙之一。从明初建城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增建、补修有8次之多，超过文庙、武庙。经明清两代，安顺府城隍庙已俱相当建筑规模，据《安顺府志·营建志》载，道光十三年(1833)第8次重修城隍庙时，除大殿外、已置二十四殿，加牌坊、屏壁、石狮、门首等建筑，可谓宏敞壮观。正门摘乾隆皇帝敕诰句为联：“天实无私，惟正直之是与；民情有祷，俾善恶以难潜。”凭添庄严肃穆之气。

如今位于西南街巷一隅的城隍庙，早已经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在科学快速发展当代文明不可逆转的今天，那种寄生死祸福于神明的教化自然被历史所遗弃。然而，作为民间信仰的城隍崇拜，留给安顺老百姓的记忆却相当久远。

不仅每逢正月元宵、城隍寿诞、清明节、七月十五日这些大日子，官府衙门要循例举行官方祭祀，同时民间庙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热闹非凡。

曾几何时，它是城市灵魂的庇护者。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官场里的荣辱沉浮，生意上的盈亏赔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庇佑和安慰；每逢城隍庙会，常常有钱米、被服乃至棺木施舍；平日里无家可归的落难者在这里，可以侥幸讨得一餐，求得一宿；不仅新官上任要到城隍爷面前宣誓就职，甚至就连刑场行刑，监斩官和刽子手也一定要绕道城隍庙烧炷香，让城隍爷拿下可能跟在身后的冤魂……一座城隍庙，成了这座城市的先人们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无法绕开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城隍庙里的楹联与佛寺道观不同，通常更加直白，更加直指人心，因而也更加具有警示与教化的力量。本城楹联众多，不妨试举二副：

其一：

只要光明正大，初一十五不用烧香点烛；

倘若魑魅魉魉，三更半夜谨防铁练钢叉。

其二：

天道本无私，福善祸淫，但使阴教修明，冥府何须添地狱；

民情大可见，乐生哀死，还求神灵默佑，人间不复有冤魂。

给小民带来心灵安慰，给权贵施加道义规诫，让恶徒心存忌惮。一如城隍崇拜的首推者朱元璋所说：“使人知畏，使人有所畏，使人不敢妄为”——或许，这才是城隍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才是今天审视城隍庙的文化价值所在吧。

文昌阁

清嘉庆二十年(1815) ，当进士出身的湖南湘潭人张经田以“内阁协办侍读”调补安顺知府之时，他面对的是举城上下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郡城三十余年，科举竞无一人挂榜。办学出不了人才，这实在是令一方士民蒙羞的事。

张经田到安顺的第一天，下车从东门入城，见东大街自东门高峭处下泻，直抵钟鼓楼，即认定如此布局有伤风水，与科考通达已否有关。入得府署，再问文昌宫安在？众人告诉他本府无文昌宫，文昌像旧在长寿庵供奉，乾隆三年（1737）火药局爆炸，将文昌像冲到虹山顶上，竟端然正坐。乾隆三十三年（1768）重修钟鼓楼之后，请文昌像祀于其上。文昌帝君是民间奉祀的文章科举神，又称文曲星、魁星，时下竟沦落到文星流离，无宫奉祀，非同小可。

本来东大街路太直和文昌像久离宫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到了张经田这里均成了郡城学子无以登科的同一根源。用今天的观念看来这一判断并无科学依据，然而事情出自进士出身且为安顺最高长官的张经田之口，举城士民深信不疑并为之振动。

按张知府提出的补救方案，培补风水为其首要，务当疾行。首先在东门坡上建文昌宫，使文昌帝君归位；进而改原入城之路绕宫后出，形成左畔一街如弓形迴环，于东门桥前交会东大街（这条路就是今天东街沿贯城河行进的弓形后段）。

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要拆不少民房还涉及军队营卡，然而事关兴学，与千家万户子孙息息相关，一经张经田带头捐银倡导，从士绅到百姓皆涌跃参与。工程尚在进行，传出张经田另选他职将离任，群情嚣然，恐他走后此事半途而废，张经田发觉后，为安民心即先买下民房，解决营卡难题，以备开新路，并确定继后工程主管人员后才卸任离去。之后整个工程在继任知府应先烈任上完成。1816年文昌宫建成，张经田为其题联：“星阁凭临，蔽万千间寒士厦；人文炳焕，现十七世大夫身。”

或许事出偶然，抑或事态本身确实引起了全城的关注，激发了安顺学子的求学精神，总之1816年将成为安顺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份。就在第二年，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安顺士子梅克芳赴省乡试中举，进而赴京会试，连捷进士，于安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久违的企盼了；接着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庚辰年（1820）袁文祥再度金榜题名，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开入翰林之首，“庶吉士”进士中挑选出的才俊，安顺历史上仅5人，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耀。消息传来，全郡轰动，文昌宫人流如织，香火弥漫东城廓，数日不散。至此以后，城中文士夥集，科甲日盛。文昌宫也被公推为郡城八景之一，并冠以“星阁春晖”。

历史翻过了这皆大欢喜却不无荒诞一页。世事更秩，如今文昌宫已消失在年复一年的风化和修补之后，了无痕迹；眼下要不了多久，东街后段那条弓形路也将消失在人们越来越淡然的目光之中，最后从安顺城抹去。然而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那段有趣的时光，那是200年前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份，有焦虑，有扰攘……也有快乐和希望。

西秀山石塔

翻开《贵州图经新志》，查询明代安顺老城，你会发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宏阔得多。墙垣周7.8里、高2.5丈、宽2丈，城墙范围之内，街阁坊巷、署庙楼堂，栉比鳞次，各有分定。如果我们再稍加留意，细细看去，会发觉有两座小山被四周城墙圈围其中，显得异常突出，这就是西秀山和青龙山。

《图经新志》是贵州最早的志书，以图会文，所绘《普定卫地理之图》为明代安顺最早的地图，从图可见，现西秀山处署名是“白虎山”，该书还在西秀山条目下记有“山形蹲踞如虎”字样。这与今天所指的白虎山有异。古时堪舆风水之说很讲究方位，查安顺老城布局，若以南门为轴点，左有青龙、右有白虎，虎踞龙盘，是为地灵人杰之相。显然《图经新志》所示更为合理。至于是否初名白虎山后改西秀山，虽有图示，却无确切文字记载，姑且存疑，但也说明一点，即从明代中期起该山就已处于十分瞩目的位置。随着民国以后古城墙的拆除，老城的界线也随之打破，平缓蜒绵的青龙山被大片民房覆盖，西秀山则凸显出来，分外耀眼。而耸立于西秀山顶的那座银白色的石塔，与云影天光相荡漾，俨然成了这座城市最显眼的地标。

该塔始建于元朝泰定三年（1326），初为砖塔，后改为石塔。历代多以“文峰塔”命名，现名西秀山石塔。从保存较为完好的塔身看，其六个外壁刻有六尊佛名，显然是一尊佛塔。士人冠以“笔峰耸翠”，列郡城八景之首，有张显文化，勉励后生读书求学等教化功能。但深入查询资料会发现，古人建此塔还有另一层涵义，即以此陪补郡城风水，也就是说这座塔还是一座风水塔。

《安顺府志·艺文志》记载：“初郡城既建，形家以城南山势不耸，于南隅阜建塔，以彰文明之象。”按古时五行之说，安顺四面环山五星归位本为吉地，所缺城南山势平缓势象不济。加之地形北高南低，三门进水，南向而泻。于是，行家择定天象地脉，认为在西秀山上建塔一座，可以培补风水之不足。塔很快建成，果然远近高低，相得其宜，正好上应天星下合方位，如天造地设。

与之对应，安顺城还出现过一座与石塔同样悠久的水星观，一南一北，相得益彰。二者皆出自同一意图：即调补风水。《安顺府志》载，塔山建成之后“继以离位虽昭，坎宫未济，居民多灾。”五行以火为南，水为北。八卦则以“离”为南，“坎”为北。也就是说先建塔于南，“离”位虽得以昭显，但郡城仍多灾不太平，问题转为北面，即所谓“坎”宫未济，二者相互制约。只有找到相应的平衡点加以陪补，形成和谐状态，方可无亊。

于是官绅共议，建阁于北山镇之，取水制火之义。取名水星观，奉祀真武大帝，祈保郡城永久太平。相传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能治水降火，解除水火之患。很快水星观建成，自此五星得位，风调雨顺，四民咸安。

塔山和水星观都是安顺最古老的建筑，600百年前同为安顺古城不可缺失的部份，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后来的遭际却大相庭经。塔山历经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文人学士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以昭文明之像，儒家、佛家皆视此塔为己出，故陪修不断，日日长新。今天看到的石塔，为清代咸丰元年（1851）普定县知县邵鸿儒主持重修，迄今正好160年。在塔身南侧第二级的塔面上亦有刻石，留有当年重建此塔时前知府胡林翼及众乡绅捐银数。

水星观则不同，明代崇尚真武帝，从京师到各地建观祀奉，曾盛及一时，到了清代情形发生了改变，康熙四十年（1701）提督李芳述到此观时，阁宇殿堂尚存，因其有感于道教名山武当山以奉祀真武帝而名扬海內，故将水星观所在的北山取名为“小武当山”。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一切皆发生了变化，当普定知县王雨溥以此山阁创修习安书院时，所见的水星观已因“年久失俢，庙貌倾圯”。之后不久，习安书院迁至城內西秀山下原县城隍庙，水星观再度冷落，一度被民间讹传为“水晶宫”，最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过早的消失在历史深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安顺曾有过这样一座寺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