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道教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力超过佛教

如何界定京都寺庙的宗教类型，计算儒、释、道各类寺庙的数量，是研究京都寺庙宗教结构的重要难题。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文化的阐释，各有不同的思维诠释，导致风格迥异的认知。

作为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学者，笔者对目前施博尔教授主持的北京寺庙研究项目，深感兴趣，但其发表的寺庙类型研究结果，实难令人苟同。施博尔先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国际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视角显然充满着张扬道教文化的色彩。他对《通检》将道教系寺庙定为46座提出置疑。据施教授统计，《通检》所列的948座庙宇中，道教寺庙有377座，占总数的38%（按此数目计算应为39.76%）。施教授认为，从祭祀神灵属性分析，现代学者所界定的民间宗教神灵，如：关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属道教系统。因此，此类庙宇应全部列为道教系统的寺庙。

[注：Kristopher Schipperke, Liturgical structures of ancient Beijing’,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95,pp19-31.施教授论文中陈述的统计数字有误。笔者按施教授制作的论文附录北京寺庙分类表计算，道教寺庙有337座，占总数的35.5%。]

这种论断值得商榷。以关帝寺庙为例。笔者查阅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在现存的1037座寺庙卷宗中，关帝庙共有168座，占总数的16.2%。其中佛教系统有80座，家族宗庙有79座，道教系统有9座，分别占关帝庙总量的47.6%、47%、5.4%。

关帝崇拜始于民间对著名武将关羽的祭祀。自宋代后，历代统治者将关羽视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范，崇信日隆。在官方儒家正统文化的大力推崇下，佛道两家也竞相供奉关羽为本门神祗。因此，起源于民间的关公信仰，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尊崇下，明清之际鼎盛京华，成为京城各阶层民众崇祀的主要神灵。

关帝既然是儒、释、道共祀的神灵，在寺庙分类时，可依据寺庙产权、神职人员的宗教信仰、日常宗教礼仪等，来界定其分属类别，而不宜简单将其一律划归道教系统寺庙。

如何界定儒、释、道寺庙分类的依据，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题目。民国时期政府宗教管理档案中，存有当时政府职能机构和社会宗教组织对各类宗教寺庙的分类史料，可供当代学者研究参考。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中，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近代北京传统宗教分类的认知。

按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表序号统计，全市共有寺庙1213座。全部登记表格大体依据寺庙宗教类型被分为：总字（僧庙）、绪字（尼僧庙）、经字（道士庙）、纬字（民庙、家庙）、纶字(女冠庙）五类。从档案表格中可以看出，管理者事先并未确立准确的登记原则，分类是在工作时，逐步摸索建立的。比如，总字庙宇中有女冠庙1座、民庙1座、尼庙10座。绪字寺庙中，有僧庙1座、家庙3座，但经字、纬字、纶字均为统一的道士庙、民庙、女冠庙。经笔者略加整理推算，此次寺庙登记共有佛教僧庙502座，佛教尼庙106座，道教道士庙97座，道教女冠庙4座，家族宗庙504座。按宗教类型计算，佛教寺庙608座、道教寺庙101座、家族宗庙504座，分别占全市寺庙总量的50%、8%和42%。

1936年寺庙登记的原始档案共缺损176份，占总量的14.5%。其中佛教寺庙缺13份、道教寺庙缺2份、家族宗庙缺161份。佛寺道观卷宗大体完整，仅缺少2%，家庙民庙卷宗缺损较多，约占总量的32%。总体评估1936年的寺庙档案，登记表格完整的寺庙占总量85.5%，应用价值可观。

从社会统计学角度考察，1947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庙登记统计表，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根据这份统计表，当时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1920座，根据庙产所属权等因素分类，各类寺庙分别为：民庙988座，僧庙685座，尼庵115座，道观126座，女冠6座。据此数据计算，家族宗庙有988座，占总数的51.4%。佛教寺庙有800座，占总数的41.7%；道教寺庙有132座，占总数的6.9%。家族宗庙多分布在郊区，约占民庙总数的76%。佛道寺庙多分布在城区，其中城区的僧庙、尼庵、道观、女冠分别占其总量的58%、80%、66%、100%。除一些著名古刹名寺位于郊野名胜之地外，大多数正统宗教寺庙位于城区，特别是由女性神职人员尼姑、女冠主持的寺庙，基本位于城区。与30年代比较，儒、释、道寺庙的比重有较大的变化。佛教庙宇下降8%，道教庙宇下降1%，家族宗庙反而上升10%。这反映出政治时局的动荡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30年代至40年代，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京城时局急剧动荡，社会民心危机意识弥漫，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势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势力有所减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1947年政府统计，家族宗庙占京城寺庙总数的一半。对祖先亡灵的祭祀，成为时局动乱时期民众心灵的依托。

随着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科举考试的废除，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家上层经典文化的迅速衰落。但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支柱，儒家宗庙文化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沃土。

笔者认为，儒家宗庙文化是准宗教文化。其基本性格含有宗教和道德两个层面。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其宗教信仰观念较为淡薄，伦理思想基础较为厚重。儒家文化本质上注重人文理性、自然法则，而典型的宗教观念相对淡薄。中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佛教、道教的信仰基本属于依附的地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华夏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宗教意识将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勤劳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儒家主张以德政治理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倡导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宗教思想。“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儒家认为，神道，非鬼神之道，是取法天道，实施社会教化。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君权受命于天，以天子之位自居。世俗君权高于神权。因此，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既利用宗教“教化”社会，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到每个家庭之中，成为深厚的民间风俗。考察1936年的民庙档案，这种崇拜祖先的家族宗教意识清晰可见。

分析近代京城民庙的神灵，可以认知其崇拜祖先的祭祀文化特征。

其一，儒、释、道共尊的关帝信仰高居榜首，显示出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30年代家族宗庙祭祀关帝的庙宇共有79座，占现存档案民庙总量的23%。而同期，祭祀关帝的佛寺为80座、道观为9座，分别占该类寺庙总量的13%和9%。可见，皇家官府大力尊崇的关帝崇拜，对民间家族祭祀文化的影响较大，远远超过对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其二，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对普通民众具有独特影响力，超过哲理精致的佛教文化。在近代京城家族寺庙中，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极少，道教神灵占据主要的地位。分析民庙档案可知，除主祀关帝的民庙外，道教的真武大帝和佛教的观音菩萨均有18座，分别占现存总量的5%。出乎笔者意料之外，在近代京城家族祭祀中，道教在北方的重要神灵真武大帝，可以与佛教大名鼎鼎的观音菩萨比肩。并列第三位的是土地神、元君娘娘，其次为龙王爷。这三位道教神灵均占现存总量的4%。

其三，崇祀神灵繁多，极少供奉单一的至上尊神，充分体现出京城百姓的多神崇拜的社会意识。1936年的民庙档案中，以佛字命名的民庙只有3座，以太清、玉皇命名的民庙也只有3座。而家族宗庙中祭祀的各种神灵，五光十色名目繁多。如：有道教神灵东岳、吕祖、灵官、三官等，也有民间俗神哪吒、马神、花神、鬼王等。京城家庙供奉各种神明，与其说是对超凡力量的敬仰，以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倒不如说是出于实际生存的欲望，企盼得到现世利益的回报。

崇拜祖先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之一。祖先崇拜来源于家族制度的世俗亲情。对祖先亡灵的祭祀，使家族群体与祖先的神灵沟通。崇宗敬祖，祈求祖先护佑，驱魔避邪，降恩赐福。家族宗庙通常具有较强的的社会实用功能。宗族群体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往往依托于家族寺庙。这些寺庙多为“合村公建”，即由全镇、全村族居民众集资共建。寺庙由全村公共管理，除进香祭祖祀神外，兼作全村公务、学校教育，也有少数租赁经商。

近代京城的家族祭祀文化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无论家族人伦理性、还是多神信仰与兼容性格，都使民众的家族祭祀更趋于实用化与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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