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诗文集》:驱鬼佛经
《张岱诗文集》
夏咸淳
前言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天孙，号陶庵、蝶庵、古剑老人、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驱鬼佛经。祖籍四川绵竹，常自称“蜀人”“古剑。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年诸说不ー，有六十九、七十余、八十八等。温睿临南疆逸史、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皆谓“年八十八卒”，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有张岱八十八岁时所作修大善塔碑可证其说ー；商盘越风则以为卒于九十三岁，即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折中八十八岁、九十三岁二说，或在九十岁光景。
张岱是明清之际一位多才多艺、著述等身的文学奇才、文化巨匠驱鬼佛经。他是绝世散文家、诗人、词人、曲家，又是园林家、音乐家、书法家、收藏家、美食家，通晓天文、历法、舆地、医药、文字、音韵、经学、史学。平生于前代博物学家最服膺晋代张华，于史学家最景仰汉代司马迁。史学是山阴张氏世传家学，自张岱高祖天复以下几代人都有志于赞述史汉伟业，“思附遂迁”，“欲追彪固＂，及张岱之身竭其三十年之力，始完成明史巨著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
明清易代之际，大家辈出，群星灿烂驱鬼佛经。张岱所以能够跻身其中，除了个人禀赋和家庭教养外，还因为他早年深受晚明城市繁华氛围和文化新思潮的浸润洗礼，随后便备尝国破家亡血与火的烹炼，又长期接受浙东传统学术和士习民风的影响，正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这位文艺奇才、博学鸿儒，并最终使他实现了自己平生所仰慕追求的大节义、大学问间、大智慧的人格理想。
张岱出身簪缨望族、文献世家驱鬼佛经。高祖天复、曾祖元忭、祖父汝霖皆举进士，而且学殖富赡，文章精雅，皆有著述行世。天复有鸣玉堂稿、皇舆考、广舆图考、湖广通志。元隆庆五年（一五七ー）状元及第，官至翰林侍读，是明代理学名臣，称文章巨公，有不二高文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读尚书考、绍兴府志、会县志、云门志略、山遊漫稿、搓间漫笔。汝暴有玠园文集，性喜蓄书，造园亭，又好戏曲，置家养戏班。岱父耀芳精熟举业，研习四十余年，目吒精衰，犹孜孜不休，可屡试不中，仅以乡试副榜谒选，授山东兖州鲁藩长史，后摄嘉祥县令，不久便解职回乡。他也酷好园林、戏曲、音乐、收藏，且挥霍无度，暮年竟至“身无长物”＂四，从此张氏这支宗脉渐渐露出式微的迹象。
凭借家庭的厚业世泽，张岱的前半生是在繁华、享乐中度过的驱鬼佛经。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培育了这位纨绔子也是文化人的广泛兴趣爱好和诸般才艺，他坦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吃穿玩乐，备极奢华，又样样在行，件件求精。他和许多晚明文人一样，视“岁月如花”が，“生平贪恋光景”，珍惜个体生命，热爱美好人生，耽乐世俗繁华生活。对他们来说，物质享受不仅在于满足物欲需求，还包含精神愉悦，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往往交织在一起。他们懂得生活，也会生活，生活与美、与艺术乃至学问密切相关，故而吃能吃出文章、学问，玩能玩出名堂、艺术。比如饮食，张岱自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非止于满足口腹之欲，还能精细地感知各种食品色香味形之美，发为妙诗妙文，又研读古今食谱、食典之类书籍，对其祖父张汝霖饔史加以精简修订而成老集一书，使饮食成为一种学问。张岱嗜茶，自称“茶淫”，深知茶理，对种植、采摘、制作、保存诸事了若指掌，辨色、辨味、辨产地、辨水泉，皆精绝人微，使当时著名茶道专家南京闵汶水収为知己：“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余年，未尝见客之赏鉴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无出客右。“加所著茶史与老饕集正可配对为姊妹篇。对“小摆设”＂即金银铜锡、玉石、竹木陶瓷等工艺制品，也都喜爱，亲之若“故友”，收藏既富，更善鉴赏，能从珍玩奇器中发现“厚薄深浅，浓淡疏密”之艺术妙理、美学意蕴，并由衷赞美制作工匠们的高超智巧。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丰富体验，兴趣的广泛性与才艺的多样性，对成就像张岱这样的个性发展比较全面、创造活力旺盛的作家，具有重要意义。
“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驱鬼佛经。＂－性耽山水，爱好旅游，这是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士林风气，出现了一个跋涉山川、搜探奇险而集旅行家、地理家、文学家于ー身的士人群体，王士祯、徐霞客、曹学佺、谢肇淛、陈第、张燮、袁宏道、王思任等都是一代闻人。张岱之游，论足迹所至不如以上诸人广远，可有自身的特色，其游兴、游足的方向、地点主要在城市尤其是江南繁华都会，且以游玩观光为主要目的，故称“嬉游”。粗考其旅游路线，从纵向看，沿南北大运河一线城市群落中之名都大邑大都游览过，如今日浙江之绍兴、宇波、台州、杭州、嘉兴、湖州，江苏之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还有上海松江安徽芜湖，以及山东充州、泰安等地。其游多集中于江南都会，留居时间最长的，除故里绍兴外，当数杭州了，西湖柳洲亭一带有他祖父建造的别墅。其友王雨谦西湖梦寻序云：“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对苏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名城也曾多次作深度游。这些城市群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思潮活泼开放，那绮丽的湖光山色，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新奇炫目的世俗风情，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像磁石般吸引着“极爱繁华”的张岱，使之心醉神迷，就像着了魔似的。以至社会经过天崩地裂的大震荡大劫难，将这一切震得七零八落，花随水流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津津有味地咀嚼如烟往事，时常见诸梦寐，“无日不人吾梦中＂，故其文章常写梦境，书也“率以梦名”，如梦忆、梦寻云。张岱对晚明城市文明、世俗生活和市井人物的一往情深和深切了解，是当时许多文人学士难以企及的，明乎此，也就差不多把握到张岱所独具的灵奇思致、绝妙文笔背后的“脉性”了。
张家的荣显未能延续下去，到张耀芳这一代已现衰象，举族都把重光门庭的厚望寄托在张岱这个嫡长子身上驱鬼佛经。凭他的学问文章、天赋才能，且“少工帖括”这许多优势，本以为可轻取功名，谁知竟屡试不第，年届四十犹沉沦诸生间，所遭科场厄运较其父更甚。少时“功名志急”，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到头来还是铩羽泥涂。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明季黑暗现实、腐败官场，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清楚的认识。他痛愤天下オ士多遭压抑而不获拔识，“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一六；痛悼亡友“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贫病相寻”，“徒距塞终身”，“鲠咽以死”＂－切；满怀愤世嫉俗之气，借一出乔坐衙杂剧“讥刺当局”，把矛头直指昏愦贪腐的当朝权臣。腐朽的明王朝在农民军和后金的夹击下节节溃败，而对广大民众胺剥愈历，以致民生凋敝。张岱已经感觉到朱明气数将尽：“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ー加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却被抛弃，“志在补天＂，徒成空想。将何去何从？是继续耗费生命去赌举业，还是专注于文艺与学问，追求禀性之所好？他正面临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时在四十岁前后。当友人祁彪佳向时任宁波推官的李清为他申诉科场“屈抑”，并请从中斡旋，终于无效后，张岱乃绝弃科举功名，决意不玩八股这芳什子”了，收视反听，专心致志于自己爱好的事情。一方面，仍然盘植江南名都剧邑，观风俗，察人情，访胜迹，赏山水，广交名士畸人及各色市井人物，悠游于文学艺术之林；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学问，发奋著书立说。的年及五十，业已或基本完成的著述约计十余种，如直令义烈传、四书遇、史、查字问、读的确、茶史、老赞集、和陶集、挑历，历眼皇华考、陶庵后友、续博物志等，修纂明史石题的大工程也已持续多年。其书涉及经学、地、历法、文字、音的、文学、艺术、医药、饮食等多种学科，凸显了宏富博治的杂家特色。他是博学家，也是专门家，尤邃史学，用力最勤，成绩最著。张岱前半生所取得的这些文艺与学术的成就，从人生元观、价值观方面探究其因，是他接受了晚明文化新思潮的浸溉，在盛年遭遇科场失败之后，即迷途知返，摆脱了唯以科举功名为人生奋斗目标的雅价值观的束缚，更加注重发展个性之所好所长，沉醉于艺林学苑，敬其业乘而乐其事，因而有了许多创获，而后愈见辉煌。观乎晩明文化领域诸多精英大率如此。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师大举进驻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年击破南京福王小朝廷，第三年攻陷绍兴驱鬼佛经。是年张岱适逢五十岁，国既破，家亦亡，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由富贵繁华的前半生转入贫困凄凉的后半生。自为墓志铭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他面临更加严峻的人生抉择和生死贵贱的考验。以他的学问文章和家庭影响，若剃发变服以事新朝，可望获取功名利禄，重振祖业，可此种行为与其素来景慕“义烈”的性格冰炭不能相容。他曾想以死殉节目击包括自己亲朋在内的抗清义士，临难不屈，或绝食，或赴水，或投缳，康慨赴义的悲壮事迹，每每悲痛欲绝，觉得生不如死，梦忆序云“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可最终没有。因为：其一，基于对朱明覆亡后时局的清醒认识。遣人人主中国，宣告明朝的灭亡，被拥戴的明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小朝廷，依然腐败，而且互相对立，一盘散沙。张岱将南明诸王警为团触手即碎的腐肉，“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大势已去，天柱已折，纵有“补天”之志，也不可能挽天河于既倒了。“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志欲补天，而天如現璇，练石在手，则亦奚益哉？＂轻易为之殉葬，于国于民都无补益。其二，基于对节义的通达理解。他在石匮书一篇总论中这样表明自己关于生死节义的观点和遭逢明亡而不殉死的理由：“夫义者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也。可以无死，虽不死，而人不得责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谓之义也。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可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旦，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四明辦生死之际，曲诉隐忍之衷，大义凛然，大哀殊深，直令彼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峨冠大纛者”，惭汗无地自容，亦令“以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于九原之下知有所愧。其三，基于对修纂明史石匮书的文化担当。修纂一部完整精核的明史巨著，不可是张氏三代人的家族宏愿，也是明代史学界的共同期盼，及至明亡，更成了遗民们寄托故国之思，总结前朝盛衰兴亡历史经验的一大文化工程。张岱自觉地担当起家族和时代赋予的历史文化使命，多次表明所以遭易代沧桑之变、忍受贫困伤痛而不死，就是因为石匮还未修成。梦忆序云：“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和挽歌琏云：“可恨石匮，此身修不足。”基于上述原因，张岱没有贸然自殉以明节义，而是选择存活下来，继续未竟的事业，并始终保持坚贞的气节。这样就要承受贫困生活的煎熬和折磨，甚至突如其来的政治迫害，不可是一己，还要连累全家，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受难。又叹为修石匮书所受磨难和伤痛：“古来作史无完人，穷愁淹蹇与非刑。石匮书成穷彻骨，谁肯致米周吾贫？＂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六月，清兵临绍兴，张岱携一子一仆藏于城交郊越王峰古寺中，仅两月就暴露了身份，随即逃亡至嵊县西白山，“风雨凄然，午炊不继”，明年七月，潜至城外项里驱鬼佛经。顺治六年（一六四九）秋，始回城中，而故宅已经废毁，田园荒芜，多属他姓，“昔有附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三れ），于是租下诸氏快园废址，“败屋残垣，稍为补葺”，以为一家二十余口栖身之所。二十年后，快园让于儿辈，自己复迁居项里，直至终老。这四十年间，主要靠他来维持一家十余口（后分家减为十八九口）的生计，苦苦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家庭，攒食一老人，骨瘦如鸡肋”三－，年近七旬还得干“春米”、“担粪”之类又累又脏的活儿。其生计之艰，家累之重，苦日之长，在学者文人中是很少见的，可他的精神意志没有被压垮，被摧毁，相反，穷且益坚，困而弥劲，著述更加勤奋，“做骨尚存，忍霜耐雪”，“沉沉秋壑，夜半一灯＂。他的几部不朽的代表作，如诗文集琅文集、随笔陶庵梦忆、地理游记西湖梦、类书夜航船、经学四书遇、笔记快园道直等均成于此时。最令他欣慰的是，寄托着家族和时代厚望，凝结着自己近三十年心血的石匮书在他五十八岁那年（一六五四）终于告竣，紧接着又修石匮书后集，数年后亦告成。此后仍笔耕不辍，八十四岁编成琯朗乞巧录，此书旨在弘扬智慧，启发“愚蒙”，“以济时艰”，流露了“八十四老人”的一片拳拳挚爱之心。更令人惊奇的是，以八十八岁高龄撰成修大善塔碑这篇“金声玉振”的骈文。作者借演说佛法以显越城形胜，宣讲事理人谋，表现了此老对公共事业和地方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思想的活泼，意志的坚毅，建言的精到，丰富的想像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都让人感到惊异。
“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张岱自为墓志铭如是说驱鬼佛经。受士风、师友、族人的薰染，他自幼便养成喜爱戏谑谈笑的习性，至老处穷都没有改变。僦居快园二十余年，每当暑日夕阳西下，“乘凉石桥，与儿辈放言”，脱略随意，无拘无束，俨然“舞雩”之风，儿辈书之，因成快园道古。其书充斥滑稽笑谈故事，又特设“戏谑”、“笑谈”二部。成于耄耋之年的琯朗乞巧录也广收谐谈趣事，“善谑”、“吊诡”等关目专录戏谑事项。久贫没有磨去他喜谑的习性，遇有穷迫难堪之时，辄自我解嘲一笑了之。五十八岁生辰，无米无酒，戏赋甲午初度是旦饿二首，其云：“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既无方朔米，焉得洛生鹂？痛仆辞亲友，小儿剪藿葵。一贫直至此，回想反开顾。”八十二岁，家贫如故，寒斋守岁，作五律成午除タ，句云：“烧钱线穷鬼，酹酒蜡文心。”逢年过节，箪食票瓢饮，粗米薄鹂，岱也不改其乐。豁达乐观，诙谐幽默，是张岱处贫困而不改志节，不辍笔耕，最终在品格、学问、文章诸方面达到一生光辉顶点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得享高寿的一个秘诀，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张岱的性格中，坚贞不屈的伦理操守与和易能乐的游戏人生得到奇妙的融合。
“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驱鬼佛经。这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为本人所作自画像。他论析历史名臣的政治品格、处世态度，特别赞赏刚柔相济、强弱兼备、宽猛并用、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品性，对于不顾情势，一味逞刚使气则有讥评。他赞同司马迁关于“老子深远”的评价，认为“深远”二字“乃老子一生藏身妙用”＂三四）。批评张良年轻时使气冒险，雇力士击秦王，“误堕荆聂”刺客者流，“则其学问浅薄”；又钦佩他后来能强忍屈身，敬受道家黄石公教导，终成灭楚兴汉大事业。论及本朝名臣李贤，称其当石享、曹吉祥奸党专横时，辅佐“刚果之主”英宗，善用“应着”、“松着”、“闲着”，而能得君之信以行善政，遂称贤相。又称李东阳在宦官刘瑾乱政肆虐时，没有辞去相位，“婉转委蛇”，乘间“保护正人”，“调停国是”，卒诛刘瑾。张岱还称述其友沈素先为人，“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剧，三军所不能夺矣”，其子歌叙也大有父风。张岱因之感収：“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三切这是对友人的赞美，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刚柔相错、强弱迭更的品格又表现为心性意志的坚毅、坚忍、坚韧，不论处境如何窘迫凶险，只要有一线希望，就顽强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张岱把这种精神力量形象地概括为“石压笋斜出＂三。巨石底下的竹算，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伸展的余地只在缝隙之间，它顽强地挣扎曲折地生长，破土裂石，抽芽发笋，长成枝繁叶茂的劲竹，形成一片凌空摆舞的碧海。张岱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种“竹笋精神”，是他汲取易理阴阳相生，儒家既崇尚节义又讲权宜，道家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思想元素，继承越人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恢复的地域传统文化性格，并根据对历史名臣、高人义士出处行藏的分析，加之自身生活历练的体验，进行融合提炼出来的一种韧性的处世哲学，宝贵的人生智慧。
豁达乐观的张岱六十九岁时作自撰墓志铭，并为自己找到了一块墓地，“曾营生圹于项王里鸡头山”，隐含灭秦之心，其抗清之志至死也未泯灭驱鬼佛经。又请反漬志士、志同道合的友人李长祥题写墓碑，曰“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墓”，标明其人身份乃明朝遗民，一位大学问家。其墓与碑盖早已埋没于荒烟衰草之中，而其人品格、学问、文章之奇光异彩永照史册。
多才多艺的张岱，能诗善文，又精词曲，而以散文造诣最高，戛戛独造，巍然大家驱鬼佛经。王雨谦琅嬛文集序喻之为“文中之鸟获，而后来之斗构”。张岱论文推崇“小能统大”：“阳羨口中，吐奇不尽；邯郸枕里，变幻无穷。”加他所追求的散文美学境界，犹如小小景观建筑，能收揽大地山河，含纳巨观宏图：“瓮牖与窗棂，到眼皆图画。”“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川。“这种散文美学追求表现在创作实践中，便是以小寓大，以精驭繁，于尺幅之中展现天地山川、物类群生、人生百态、世情千种，奇奇怪怪，绚烂缤纷，从而将晚明小品文“短隽”的艺木特色发挥到极致黄裳先生于晚明乃至有明一代散文作家，特别赏识张岱及其陶庵梦忆，不吝赞美之词：“宗子散文名家，设想奇警，而笔端又能传之。明之际，无逾此公者。”“描摩物情，曲尽其致。笔端有鬼，辄能攫人物之精灵，牵发而动全身矣。向来作者，未见有如此オ华者。”“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天下无与抗手。＂这里主要以琅文集为例，间及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探讨张岱散文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成就。
张岱取舍文章，首观有无“冰雪之气”，“余所选文，独取冰雪＂四＝驱鬼佛经。在他看来，冰雪“能生物”，“能寿物”，人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可见，冰雪或冰雪之气是人与万物生长的依托，是一切自然生命欣欣生意的表征，美的显现，“则剑之有光铓，与山之有空翠，气之有沆瀣，月之有烟霜，竹之有苍蒨，食味之有生鮮，古铜之有青绿，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皆是物也”。文学艺术作品有此气则“空灵”，无此气则“臭腐”。祁豸佳西湖梦寻序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亦即冰雪之气，非独游记，其他体类散文亦然。读张岱散文，总觉得在楮墨之间洋溢着股活泼生鲜的气息，笔下各色人物、山水泉石、竹树花草、鸟兽虫鱼皆含生机妙趣。所写人物，角色繁杂，而以文坛才人与民间艺人居多，许多鲜活传神的形象构成一幅人物画像长卷，令观者驻足玩赏，久久回味不尽。一些无名之辈、市井细民经他简练之笔略加点染，即跃然纸上。他是我国古代散文家中最擅长为市井众生造像的神工妙手。又能遵循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不虚美，不掩过，“必期酷肖其人”。其曾祖张元性在家族中至尊至贵，家传主要记述他“一生以忠孝为事”的至性高行，同时也以真实生动的细节记录了这位“老状元”治家苛严不近人情的一面。为其祖、其父、其诸叔立传，也都一扫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通病。所谓“笑啼之半面”，指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笑的一面，也有啼的一面，有瑜有瑕，瑜瑕并存，集于一身，此亦人之“本面”、“真面”。张岱刻画人物已经注意到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缺点。他以千里马比喻奇人才士：“千里马善蹄啮人。盖不蹄不啮，不成其为千里马也。＂四附传写三位叔父，“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有时瑕即瑜，丑即美，张岱深知其中道理，并且成功运用于创作实践。张岱笔下人物往往具有某种癖性，乃至殊癖、奇癖、怪癖，以为这是人的“深情”和“真气”的表现，因而其人便有值得可记可传之处。五异人传云：“岱学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作五异人传。”张岱文集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除五异人外，还有不少奇人异士也各有各的癖好，如茶史序中図汶水之癖于茶，鲁云登传中主人公之癖于洁，王谑庵传中主人公之癖于谑，山民弟墓志铭中主人公之癖于收藏，祭秦一生文中主人公之癖于闲散。至于陶庵梦忆中的许多人物小记同样着眼于人的癖性，如癖于园艺的金乳生，癖于盆景的范与兰，癖于古董的张葆生，癖于园亭歌舞的包涵所，癖于戏曲和女色的朱云崃，而祁止祥癖好尤多，“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又有“娈童癖＂。其他身怀一技一艺之长而名于世者，也都各有殊癖，对自己所好所爱一往情深，如痴如醉，因而有了某种特殊才艺、技能，成为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评话家柳敬亭、戏曲家彭天锡、竹刻家濮仲谦、绘画家姚简叔、园艺家金乳生等等，其所具癖性均体现了人的自我追求，人的活力、张力和创造力。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张岱等晚明文坛精英对于人性观照的拓展和描写方法的创新。不光是人物，包括山川动植、天地万物，在张岱眼里和笔底，都是活物，有生命的，有性情的。因此，为人世间芸芸众生，为天地间万物群动传神写照，表现出自然生命的一派盎然生机，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不可散文，凡百诸艺，有了生鲜之气、冰雪之气，便有存世传世的价值。“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王雨谦评语稍加解说：“生气者百凡藉以活，殆体物而不可遗也。＂冰雪之气，自然生命活力之谓也，文艺家观物体物需要把握住它。
张岱品鉴人物推重智慧，智慧与节义、抱负、经济、学问是他铨衡人物的五个标的，理想中完美人格的五种要素驱鬼佛经。他赞赏“慧业文人”，并以此自许。他的散文堪称智者之文，常在不经意间忽发奇思妙想，闪现灵光智火，不时涌现出妙语隽言。机智而诙谐，是张岱散文的又一特色。机智首先指思想的灵动活泼。张岱谈道论学强调“能动能变”，尤忌“拘板与“执一”，“破执”方能解除思想的僵化、胶固，“此即佛家破执之说。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五ー）。又提倡独立思考，以自己的“深心明眼”去判断事物的真伪美恶、是非曲直，反对倚傍门户，随波逐流，“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五＝）。既赞许博学多闻，又贵乎超悟独。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影响着他的艺术思维和文学创作，故其文能以独特的眼光、角度提出独到新颖的见解，以幽独情思观照大千世界万物众生的活泼生机。抉三オ之精，而具“彻髓洞筋，搔着痛痒”之理致五；探万物之情，能见“闲中花鸟，意外烟云”之意态五四。张岱笔端常带奇情、奇思、奇语、奇趣，体现了智者机变无常，出奇制胜的思维特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能从寻常百姓日用之事以见新奇，贴近人情物理而超奇绝俗，描述市井俗事而如嚼冰沃雪。尝云：“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批评当时戏曲传奇作者“只求闹热，不论根由，可要出奇，不顾文理”，哔众取宠，庸俗可厌。以此求奇，一阵热闹之后，速归冷却，“反见凄凉”。机智又指笔墨的灵动变幻。收于琅嬛、梦忆诸集中的文章，经营布置，总能随着思想的流动，情感的起伏，文势的游走，而变幻笔墨姿态，真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顺乎自然，因平其势。其体貌格局几乎无一雷同，书写方法没有一定的模式，什么“素汉派”的方圆规矩，什么“唐宋派”的经纬错综，什么古文轨范，什么时文程墨，都不能捆住他的手脚，真正弘扬了袁中郎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精神。机智又见于诙谐幽默。张岱深知，戏谑笑谈可以讽喻鉴戒，排难解纷，可以调剂生活和心态，有益世道人心，能起到所谓庄言法语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则是世之听庄严法语而过耳即厌者，孰若其听诙谐谑笑而刺心不忘？鄙薄道学先生“绝不及嘻笑怒骂，殊觉厌人”。深刻认识到人生在世是不能缺少戏谑欢笑的，快园道直戏連云：“吾想月タ花朝，良朋好友，茶酒相对，一味庄言，有何趣？”加之他读的书多而杂，熟悉世情俗语，腹笥中装满了笑料，随手拈来即成妙文。侠名陶庵梦忆序：“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伍崇曜陶庵梦忆跋：“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昡，亦异才也。”二人都点到了张岱散文的诙谐特色。其“嘻笑”之事，“游戏”之笔，凸显了人性的缺陷，世态的丑陋，曲尽人情物象之妙趣，或自嘲以写胸中苦涩和无奈，婉曲而含风规，冷隽而带悲凉。夜航船序中有一则笑话，讽刺一士人连众所周知的历史人名都搞不清楚，还要“高谈阔论”，冒充博学多闻，结果露出马脚，闻者为之喷饭，讽世意味深长。陶庵梦忆扬州瘦受以客观白描笔法记事，在一片热闹嬉笑中，显现婚俗的浇薄，已完全变成商业买卖，人肉交易，养瘦马家及“牙婆”等众多角色都成了吸血鬼，而“瘦马”则是被吸血的悲惨女性，笑声中包含心酸的泪水，对陋俗的针砭。张岱把戏谑笑谈的功能总结为六点，快园道古小序开宗明义指出：一日“坚人志节”，二曰“长人学问”，三日“发人聪明”，四曰“益人神智”，五日“动人鉴戒”，六日“广人识见”。张岱是真正的幽默家，他的幽默言论富有创意，他的幽默散文饱含谐趣，为中国美学理论和散文创作增添了奇珍。
张岱论文艺创作和创造思维颇重灵感、随意、偶遇、骤得，认为妙诗、妙文、妙书、妙画多得之无意无心，“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切，其意在于破格套而去矫饰，存天然而葆本色，体现了晚明贵真的文学思潮驱鬼佛经。可有些晚明文人一味讲信心信口，忽视了创作的规范性，酝酿、陶治、剪裁、球磨的重要性，因而产生了率易潦草的弊病，虽天才秀逸如袁中郎也未能免。张岱有鉴于此，既赏随意，又讲精严。论史记成就：“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荀袭一字，不轻下一笔”五A，“无意”与“不荀”、“不轻”并提。论宋人米氏山水，称其“笔意纵横，几同泼墨”，又指出“其先定轮廓，后用点染，费几番解衣盘礴之力也”。纵笔所之与苦心经营相提并论。论元人倪云林山水，一则赏其笔意“萧疏懒散”，一则见其“用笔如斧，用墨如金”，“毫端珍惜”，看似懒散随兴，实则位省精致。琅嬛文集有多篇书序、题跋、书札都讲精严简练、镕裁簸扬。如云“烧丹抱杜，止取九转灵砂；煮海张生，可索百朋宝母”＂大，“丽水淘金，必求赤箭；玄圃积玉，无非夜光”，“勿吝淘汰，勿新簸扬”，“精骑三千，亦足以胜彼羸师十万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此理，在流行率性纵笔、信腕直寄的晚明时代是很少见的。张岱以此劝勉朋友，并且身体力行。其史学巨著石匮书卷帙浩繁，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讹”，二三百字的小品文，也精心结撰，不敢掉以轻心，总期将精金美玉奉献给读者，而不是陈谷子烂豆子垃圾货。祁豸佳亲见琅嬛文集编选的严格精核，并为之作序评介，谓初经作者自己再三删削，复请好友王雨谦“痛芟雠校，在十去七”，入选的作品几乎篇篇精彩。“譬之文豹留皮，可取其神光威沈；孔雀堕羽，只拾其翡翠金辉。淘汰簸扬，选择最核。”风俗杂忆小品集陶庵梦忆，杭州山水名胜记西湖梦寻，规模小，卷数少，篇幅短，然而精彩纷呈，片羽粒珠，皆堪把玩品味。不论叙事记人、写景状物、抒情议论，也不论人多事繁场面大，性格多么复杂，道理多么玄深，都能收摄于寸简尺幅之间，在狭小的艺术空间尽现众生世相，纷繁斑驳，奇情壮采。以短小精悍取胜，正是张岱的能事长技，其间包含许多经营的苦心和锤炼的苦功，仅凭聪明和灵感是不成的。张岱非常讲求语言的凝练和张力。下ー个字眼，务求触及筋节，点到要害；用几个句子，即能托现人物的精神，揭示事情的意蕴。石匮书自序指出有明一代史学的通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鲁云谷传称赞传主民间草医胸次高旷，而存“三意”：“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跋寓山注则赞赏祁彪佳山水记能得郦道元、柳宗元、袁宏道三家肌骨风神：“道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枷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梦忆序以四字三句为一组，列举七种“果报”，抒写遭遇国破家亡的大劫难大反差、大悲痛。评者王雨谦赏叹：“都是真语，以奇恣出之，如径寸明珠走跳几案间。”又评自为墓志铭：“如风雨骤至，雷霆乍惊，纵笔一往。”笔墨酣畅淋漓，迭用排比对偶句式，纵恣奇诡，畅达精工，充分表现了作者前世今生大起大落非同寻常的经历，违世背俗傲然立的性格。这些奇文字或得之偶然，可大多经过作者的惨淡经营，与其高度重视锤炼琢磨有关。张岱敬服“一字之师”，谓“増一字如点龙晴，删一字如除棘刺”（六四），深切体会到炼字炼句用事造语关乎全文的意旨表达和艺术效果，“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大五）。虽论历史散文，也适用其他文体。张岱散文，精练警策，苦心孤诣与机智灵动，人工之巧与天成之妙，达到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
张岱精善诸艺，也是文章多面手，其于序、跋、记、传、启、疏、檄、辨、制、书牍、墓志铭诸体无一不精，并擅长骈文，被王雨谦誉为“四六圣手”驱鬼佛经。张岱最早的一篇骈文见于陶庵梦忆南镇祈梦，当时年仅十六。此文想像奇特，用事丰富，属对工巧而自然，已显示出特异的才思和文藻。琅嬛文集收骈文十八篇，含序、启、疏、檄、碑、制、杂著诸体（铭、赞、颂三类未计入），其功用、风格各别。有庄重严整之篇，亦有游戏谐谑之作。征修明史檄批评有明一代史学家的纰缪，诉说家族及本人修史的宏愿和精勤，陈述对于藏书之家不吝献出以助纂述的请求，情词恳切，才胆识皆具。王雨谦赞叹：“大作手，其一字一句更有鬼斧神工之妙，不得不让此老三舍。”斗鸡檄写斗鸡之戏，场面惨烈，惊心动魄，寓用兵布阵之道，鼓励勇气，表彰战功。讨蠹鱼檄直斥蠹鱼“赋质轻微，存心残忍”，藉以暴露、鞭挞“文场”“艺苑”卑鄙无耻之徒的种种劣行和祸害，尖锐辛辣，痛快淋漓，洋溢着文化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具有惩戒士习文风的意义。戏册穰侯制与戏册侯制，也是两篇游戏文章，一以橘虚拟穰侯，一以茶杜撰蚧侯，铺陈二物之形、色、味、香、特性、产地、品种以及相关掌故等等，表现了作者对茶与橘有丰富的知识，对物理体察精深，运用语言文字有着出神人化的功力和技巧。有的骈文关乎世道人心，劝人赞助修建祠庙、整治河道等公益和善举；有的书写闲情逸致，招友参与植树、观梅、赏灯、游山、听琴等雅集和胜会，皆情理俱到，文采奂然。其征事用典，不拘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稗官小说、佛经道书，可用则用，善于熔化。王雨谦评道：“无句不雕琢，而斧凿之痕熔化殆尽。”其选词造句，不论雅俗古今，既取古雅之语，间杂家常白话。句式以四六为主，也参以三、五、七、八、九言，甚至有长达十字、ニ十字以上者，竟成巧对、绝对，淹博而能化，精工而灵隽，故得王雨谦激赏：“巧思雨集，隽句云来。”“鬼斧神工，琢出金玉之章不必掷地，已闻大声铮铮。”张岱在明代骈文史上应占一席之地。明代隆、万以来，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作者如林，风格多样，流派纷呈，思致情趣、笔墨风韵，濯濯能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与传统古文有别。其时文坛大名士、小品文大作手陈继儒对晚明散文的艺术特点和产生的社会环境有过精要的评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弃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五四”新文学家特别欣赏晚明小品，除周作人诸名家外，郑振先生也曾精辟指出，晚明是“伟大的散文时代”，称其多位优秀代表是“伟大的散文家”六。张岱是明代散文的集大成者，晚明伟大散文时代的终结者。他以史家的学识和眼光，总结了自明初宋濂、刘基以下各个历史阶段散文代表作家和主要流派的成就和缺点。尤其重视吸收万历以来众多小品文妙手，诸如徐渭、袁宏道、陈继儒、王思任、钟惺、谭元春、刘侗等的创作经验，避其短而救其弊，自出手眼，自运炉锤，善于将理致与情趣、学问与才思、天工与人巧、雅与俗、生与熟、整与散、奇与正、道与媚、庄与谐、灵与朴等种种相反相成的美学要素熔于一炉，将知性、情性、慧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自成一家，人且望而知为陶庵”，登跻明代乃至历代“伟大的散文家”行列，也无愧于“文中之鸟获”、“后来之斗杓”的隆誉。
四
张岱自幼习诗，初学乡贤奇土徐渭，继学公安袁宏道，又学竞陵惺、谭，于谭用心尤苦，琅诘集自序云，“刻苦十年”，“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驱鬼佛经。既得形迹，转求自我，欲如置人所云“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不过神骨仍仿佛徐溜，他太爱徐渭了。二十七岁曾校辑、镌刻文长佚稿，族弟张弘（字毅孺）甚至怀疑书中“或多宗子拟作＂，又有友人戏称他是文长“后身”。张岱的诗固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其诗魂并未游离文长，“求其骨格，则仍一文长也”。万历间文学革新派旗手袁宏道对徐渭备极推扬，谓其人若诗：“文长奇オ，一字一句自有风裁，愈粗莽，愈奇绝，非俗笔可及。”张岱诗歌尤其是古体诗每每参用散文句式，杂取家常语、大白话，奇字拗句，与其过于雕饰而失真，不如留其瑕疵而存完璞，正合乎徐渭轻矫饰重真率、“贱相色贵本色”的美学思想，故看似粗莽而愈见奇崛。五古仲儿分爨、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细述国変之后一家ニ十余口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情状，同时抒写诗人的痛楚、无奈和希望，对儿辈的忠告乃至衰求，表明“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的坚贞志节。如对亲朋好友诉说家庭困苦境遇，虽自曝家丑也略无避忌，皆照实道来，琐琐屑屑，而字字皆真，是实录，是真诗。春米与担粪，自述行将古稀之年还干农活，大为劳累、脏臭所困扰，反省昔日“不知稼穑”、“不识杵臼”的享受生活，体验到农耕的必要和收获的喜悦。“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是春米与担粪中仅有的两句写景诗，是农家景，寻常语，蕴含着对“日久龚自香”的真切体尝，虽在陶替、杜甫集中也未见此浅白有味之农家语。七言古诗如子说书、赠王二公、李玉成吹篥、祁変远鲜云小伶歌，通俗明达与生涩冷隽相参，融徐渭、公安、竞陵于一炉，诗风与五古相近。刻画人物，咀嚼艺理，精细深入骨髓。诗人对评话、雕刻、戏曲诸艺非常精通，对民间艺人非常推重，古往今来有谁把说书先生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有之，则自张宗子始，其赞歌云：“先生满腹是文情，刻画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
文集收五言律诗最多，七言律诗则阙如，仅可从西湖梦寻中辑得十余首及清人商盘所编越风中一首驱鬼佛经。其五律多写明清易代之际故国之沦亡，城多之残破，节士之飘零与坚贞不屈，人民在丧乱之余聚散离合恍如隔世的情感，诗人一己之情与天下众人之情交融在一起，优愤深广，音调苍凉。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以琴音谱为诗章，寄黍离之悲，诉遗民之恨，弦声鸣咽，悲风回荡。王雨谦评曰：“十作不特诗境入神入妙，要想作诗之人是何肝胆，是何品地。吾拍案讽咏，既为发立，旋即泪堕。离骚而下，有此十诗。”富阳、桐声、常山、玉山等浙赣纪行诗，五弟遭难不死、访登子重到故居等寻访故旧诗，以史家之笔，白描之手，记述亲身所历，目中所睹，丧乱之余南方城乡的残破荒凉，人们劫后余生庆吊悲喜的复杂情感，皆历历如在目前。“故国人民改，新丰鸡犬非”，“人家半荒草，县廨颓垣。彘出惊行旅，鸦归集庙坛”，俱是实录，触目惊心，如一篇芜城赋。“见面疑人鬼，呼名问死生”，“犹思牵幌入，恍忆出门初”，“妇人泣则近，故老气还吞”，从叙事写景中见人情，真切而入妙，如杜甫羌村三道赠卫八处士。
五律组诗咏方物多达三十六首，每首咏一食品，其种类有果蔬、河鲜、海珍、家禽、家畜，鲜货之外又有腌腊、风干、烧烤等物，大多产于逝省杭、嘉、湖、宁、绍、金、婺诸府，间有产自苏州、徽州、北京、山东、福建者，多为常品，少有珍驱鬼佛经。其所咏之物如菱、藕、蚕豆、菱白、栗子，如羊肉、烧鹅、皮蛋、笋干、腌白菜等等，他人或不屑于入诗，或觉无诗意可咏，张岱辄歌之咏之，而成绝妙之作。嫩蚕豆（萧山）云：“四月鲜蚕豆，携筐饷老。蛋青轻翡翠，葱白淡哥窑。竹箨方留粉，兰葩乍解苞。素瓷新茗，晶沁不能挑。”其色薄而淡，青而美，如翡翠，如青瓷，如竹叶，如兰花，极寻常之物在诗人笔下竟成席上之珍，不仅是美味，还是足供欣赏的艺术品。逋江火肉（金华）云：“至味惟猪肉，金华蚤得名。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味在淡中取，香从烟里生。腥膻气味尽，堪配雪芽清。”火肉即火腿，是金华及其属县浦江特产。猪肉本大荤，经过特殊加工，肉质色泽美如珊瑚、琥珀，又清香可配绍兴名茶“日铸雪芽”，既引清馋，亦悦目睛。咏方物三十六首，首首可传，清词丽句，俯拾即是。例如：烛溪杨（余姚）：“輪层层剪，胭脂簇簇凃。”枇杷（萧山）：“崖蜜同皮，冰丸带核沉。”白葡萄（北京）：“磊磊千苞露，晶晶万颗冰。”临山西瓜（绍兴）：“皮存舞鼎绿，瓤具牡丹红。”芜湖鲋鱼（太平）：“鱗白皆成液，骨糜总是脂。”西冷河蟹（杭州）：“瘦因奔夜月，肥必待秋涛。”鸟镇羊肉（湖州）：“冻合连刀刷，脂凝带骨开。”祁门皮蛋（徽州）：“雨花石锯出，玳瑁血斑存。”诗人是以审美眼光来观照、表现这些食物的，使之化作鲜妍可感的艺术形象，诉诸味、嗅、视、触诸觉乃至听觉（如腌白菜既写目中之色，又写人口咀嚼之声：“碧绿青黄具，官商角徵全。”），悦耳悦目，沁人心脾。张岱咏方物组诗及陶魔梦忆中方物、乳略、塵苑支方使、露兄、蟹会等小品文，淘为中国再。美食文学之奇文字，中国美食文化之生动载体。张俗自称“老”，南北水陆所产美食品尝殆遍，更对饮食之道有精深的研究，著有老饕集，是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知音王雨谦咏方物总评用十字赠他：“自是老・遂为诸物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被孔子誉为“良史”，张岱俨然食事中董狐，那是很高的评价。
张岱也能词，惟存世作品甚少驱鬼佛经。琅文集收词十七首，其中十六首均寄调蝶恋花，为都彪佳寓园而作。寓园之胜凡四十有九，主人仿西湖内外景名目，题名十六，如“远阁新晴”、“通台夕照”、“镜湖帆影”等等，征词于众名士，合为一册，题为寓山十六景诗余。祁彪佳对张岱词作很是赞赏，有书札云：“读大刻寓山诗余，绝佳，皆迥出秦柳一派。＂其词以十六景为题，一题一咏，通篇皆写景。其绘山水如青绿挂轴，勾勒皴染，墨深而色鲜，如云“万叠螺青，团簇多层折”，“霞湿瘢痕，坟起丹邱血”；其状松涛竹韵，谓如“龛赭潮生，喷礴来山麓”，“更似冰丝清欲泣”；其写林峦帆影有如“穿度轻如蝶”，湖上小岛“迢递如瓜瓞”；其摹余霞散绮则如孔雀惊飞收不迭，疏羽片片留金屑”，想像飞动，画面鲜丽灵奇。作者写景并不局限于园中一合一阁一石一水方寸之地，而能拓展视野，远观周览大地山河、城郭村落，使园中小景与园外大观融成一片，以小观大，以芥子纳须弥，体现了中国园林美学和山水美学的观照特点。在所绘画幅中间，时而穿插着古代名人胜事，有趣的传说，偶尔也触及时事。平畴麦浪由“良穗怀新”景象揣度农民企盼丰收的“奢愿”，在横征暴敛逼迫下不敢稍有懈怠的心理，“处处军输如吸髓，敢云畎亩忘庚癸”。这十六首小令分咏寓园十六景，特別注重收揽、描绘园外广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境界寥廓，气象万千，清奇遒逸，有远韵幽致。念奴娇为琅嬛文集压卷之作。时值漬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中秋，作者避居绍兴郊外项王里，孤影对月，抚今追昔，感叹家国破碎，身世飘零。词清，景凄，情深，情景相生相融，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词风如秋夜月色，“玲珑晶沁”，又如山泉幽咽，清冽凄楚。张岱词作和他的诗文一样，讲求独创，而具自家面貌，正如王雨谦所评，“词中别调”，“其声调自成一家”。
绍兴张氏是響缨之家、文献之家，也是戏曲之家驱鬼佛经。万历年间，张岱祖父张汝与苏州范允临、无锡邹迪光、杭州黄汝亨和包应登这些进士出身的官绅名士都爱好戏曲，置家养戏班，名闻士林菊坛。张家戏班自汝暴历其子耀芳、其孙岱，延续了三代人，伶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张位五十年间，“小徯自小而老，老而复小，小而复老者凡五易之”，“主人解事日精日，而徯童技艺亦愈出愈奇”。张岱于戏尤具精鉴，“余则婆娑一老，以碧眼波斯，尚能別其妍丑”）。主人每命戏班在家演出以娱宾客，也率班在本地或到外地公演。崇祯二年（一六二九），魏忠贤事败，人心大快张岱改编传奇冰山记，并组织家班在绍兴城隍庙搭台公演，“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是年秋，复携班至兖州搬演数场，守道刘荣詞为之“大骇异”，深赞张岱编剧和导演的才能。他也观摩其他戏班的演出，与其班主、教师朱云崃、姚益城、刘晖吉等互相交流，对民间逢到迎神赛会、祈雨驱鬼时演出的台阁戏、目连戏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和当时许多著名戏曲作家、批评家如袁于令、阮大铖、都彪佳、都奕远、王思任、孟称舜、陈洪、张公琬都有往还，与远山掌曲最、远山堂量作者彪佳的关系尤其密切。目前所知张岱创作的唯一剧本便是讽刺性杂剧が坐衝，甚得祁彪佳赞赏，谓其オ调可比元曲巨匠王实甫、关汉塑：“文心之灵转不必言，至于选韵谐音，又何以累黍弄丸，巧妙若是也！慧业文人，才一游戏词场，便堪夺王关之席。＂长期的丰富舞台实践，使张岱对戏曲这门综合艺术的诸多元素，对剧本关目、科浑曲白、舞美设计以至艺人的选择、培训等等，都样样在行，被曲界尊为“导师”。他论曲，屡屡标示“情理”二字，强调编剧串戏需要符合生活真实，遵循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反对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只求闹热，不论根由，可要出奇，不顾文理＂；演戏要善于刻画人物，身材体形、音容笑貌特别是性格，“与传奇中人必酷肖”（内），务求“个个呵活”；又贵剧本创作须“灵奇高妙”，脱化”而无痕迹，而且合乎戏曲本体的艺术特质，即所谓“词学”＂本色。张岱的戏曲批评大都散见于相关小品文描述中，颇多精鉴妙论，而琅嬛文集之博浪椎传奇序、答袁箨庵、祭义伶文，陶庵梦忆之阮圆海戏、彭天锡串戏等，都可视为戏曲专论，议论和文字皆精绝奇甚。祭义伶文为哭祭家优夏汝开而作。主人张岱对这样一个身份卑微如僮仆性格恣睢跋扈的伶人，却有深厚的情感，生前爱之重之，死后思之惜之。这不仅因为他守义能终，知恩图报，更因为他具有滑稽谑笑的才艺，甫一登场，辄惊四座，欢笑腾起，给广大观众带来许多乐趣。张岱将夏汝开的生与死和一些所谓“名公巨卿”的一生作了对比：“汝生前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绝倒，听者喷饭，无不交口赞夏汝开妙者，绮席华筵，至不得以不为乐。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息，可谓荣矣。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思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作者衡量人物，不以出身的贵贱，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而以德义品行、才智技艺、社会贡献，还要看民众的口碑，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生死观，摒弃了千百年来对优伶的贱视，而给予足够的尊重。他十分赏识女伶朱楚生酷爱演艺，“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敬她钟于情感，“一往深情，摇扬无主”，以至“劳心神忡，终以情死”＂，留下绵绵无尽的哀恨。在尊情者张位心目中，能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便是真正的人，可敬可爱的人，故对楚生怜惜有加。对被社会轻贱的家优、女伶和其他艺人，能给以如此的重视、赏爱和尊敬，体现了晚文化思潮人文精神的高扬。
陶庵梦忆所收有二十余篇有关戏曲的文章，涉及剧本、曲目、戏班、脚色、声腔、服装、道具、布景灯光、武术、杂技，以及地方剧种、演出活动方方面面，包罗作家、班主、教师、演员、观众、演出组织者各色人等驱鬼佛经。其所取景，巨细并摄，有对演出活动大场面的全景式描绘，也有对戏曲名家和伶工才人的细微特写。描述纷繁杂選的大场景，并不遗弃生活细节，且多临文偶构，涉笔成趣，又如散珠碎玉，粒粒可爱可赏。杨神庙食阅记绍兴枫桥镇九月演戏禳灾风俗，百姓观剧盛况：“土人有小小灾祲，辄以小白旗一面到庙禳之，所积盈库。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长可七八里，如几百万白蝴蝶回翔盘礴山坳树隙。四方来观者数十万人。”精细生动，奇丽壮观。严助庙记绍兴陶堰镇上元节群众看戏的热情，以及戏班和戏资：“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陆奔，随路兜截转折，谓之看灯头。五夜，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缠头日数万钱。”随后又将笔墨集中到一个老者身上：“唱偵喈、判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描写城乡万民观剧的大场面，竟不放过这一微末细事，可见观众对戏不可狂热，而且较真，使梨园中人难以对付，还是观众说了算。陶魔梦忆所载一切与戏相关的人物，编戏的，教戏的，演戏的，看戏的，都执着于戏，痴迷于戏，一往情深，全力以赴，甚至性命以之，人人借助戏剧大舞台寻欢作乐追求自我，表现自我，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晚明江南地区人情的舒放，人心的活泼，人性的觉醒。张岱是这大剧场中的一分子、弄潮儿，又是冷静的旁观者、记录者。他觉得人生原该如此，意识到这是人的自然诉求，人性之本然，并用客观的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记录这一文化现象，与迁儒道学将此视为颓风薄俗而加以轻诋痛斥的态度迥然有别。这二十余篇文章构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图卷，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十七世纪前半叶浙东蓬蓬勃勃的戏曲文化生态。
五
张岱著述等身，估计不下五十种，亡佚殆半驱鬼佛经。琅嬛文集为其诗文合集之总称，因晋人张华遇仙人引人石室“琅嬛福地”得见奇书秘笈的异闻而得名，寄寓了作者对这位“博物冾闻”祖先的仰慕，并以“琅嬛”名其文集、书室、墓园。此集在漬初已大体编订完毕，时间不晚于顺治十ー年甲午（一六五四），琅嬛集息底末云“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时年六十四岁。以后陆续有新作补入，直到八十八岁还增加了新作修大善塔硬和万体师修大善塔诘。入清后，迫于贫寒，无力刊刻书稿，只能以手稿本和钞稿本藏于家，数传之后，子孙不能保有，遂流散于外姓。当初编订时，诗与文或许分装成册，及散失外流，手稿本与钞稿本、诗集与文集便为不同藏书家所有，后又出现了据钞稿转钞的本子，及据手稿文集部分刊印的木刻本。兹对现存琅嬛文集几种主要版本及流传梗概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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