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玄妙，谋略的奇妙，有兴趣一起去探寻吗？

东方古国的奇妙智谋正越来越受到国外文化学者和管理学家的重视，因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治国方略所表现出来的成就，正提示国际上睿智的学者回头去重新认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重新感受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感受中国古典谋略的神秘和玄妙。中国古典谋略有着深厚的哲理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为谋略文化提高了深厚的理论土壤，而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道”是最基本的范畴，同时，“道”也是古典谋略的极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中国哲学和中国谋略文化都很重视对“道”的研究，古代哲学家和谋略家们都饶有兴趣地在讲“道”理，他们积极探索“道”的内涵和“道”之深刻原理。

有学者在比较中西哲学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西方很多哲学家重视对“存在”（the being）的研究，“存在”成为西方大哲学家们构建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而中国哲学家却执着于对“道”的探索，大肆讲“道”理。仔细一想，这种观点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

“存在”确实是西方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存在的目标就是实现它的本质，从而成为完满的“存在”，而只有理念才是真正的“存在”。

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有一句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其实讲的就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当事物还没有真实“存在”，而只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但它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它将来成为“存在”是必然的，所以它是合理的、现实的，相反，即便是事物现在“存在”着，但他如果不合理，它也一定会消亡的，它的“不存在”才是合理的。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因为他认为：本质先于存在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规定，它只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人必须先“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人在“存在”的过程中创造他自己的本质。这一观点通俗讲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生来决定的，而是你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地创造，才把你自己创造成什么样的人。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不是大讲“存在”，而是把“道”作为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上，其主流哲学派别都执着地在探索“道”，古代哲学家们非常用心地在讲“道”理。

首先，儒家讲“道统”，孔子曰：“朝问道，夕死可也。”即是说，早晨知晓了“道”，晚上死了也值。孔子还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说的是，文人学士有志于学习圣人的“道”，但却因为自己穿不好吃不好而感到耻辱，这种人不值得与之论“道”。孔子说的“道”，主要是指是仁道，是忠恕之道，是以仁为本的儒家道德理念。孔子的最厉害的方面在于将政治学纳入伦理学之中，让伦理学为政治学服务，让仁礼学说成为巩固政治秩序的有力的理论武器，孔子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先河，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对民众进行“软控制”的方式，儒学之术，也通政治也。

孟子被称为亚圣，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孟子很自信，他毫不客气地以孔子“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的言下之意是：儒家的“道统”由尧舜传至汤，由汤传至文王，由文王传至孔子，孔子之后，数百年了，没有继承者，而到了孟子这里，终于有救了，孟子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孟子的“浩然之气论”论和他的“性善论”发展了孔子的仁、礼学说，把儒家修养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使“内圣”论仁德学说成了后世倍受推崇的德政学理，后来深深地影响了新儒学（宋明理学）的理论追求。当然，孟子有一个政治学观点，对中国古代的进步性影响很大，他提出了响亮的论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后来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成了历代开明政治家们的政治革新理念。

无独有偶，到了唐代，又有一位大文人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居，这个人就是儒学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韩愈说：儒学之“道”代代相传，“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之后呢？失传了，而到了唐代，有救了，韩愈成了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大家知道，韩愈是唐代文学大家，而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论文，而是文笔极好，思想非常深刻，论述十分严密的学术论文。文中，韩愈驳斥佛学和老子学说的谬论，论述儒家学说的正确性，主张恢复“道统”，喊声呼喊尊崇儒学宗旨。《原道》成了反佛（佛教）抑老（老子）的理论号角，同时也成了唐代古文的经典之作。韩愈执着于捍卫儒家学说，生怕佛学和老子学说动摇了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他倡导古文，高高树起儒家“道统”的旗帜，这其实是一种捍卫传统的策略。

其次，道家论“道”当然是最丰富和深刻的，老子的《道德经》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是可以说的，但不是一般人说的道，他可以称呼，但不是一般的可以命名的，“道”是非常的，“道”是无，“道”是玄妙的，“道”是“众妙之门”，如不入“道”，什么也说不清。老子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说：“道”是事物的本源，“道”演绎出万物来。

值得注意的，老子不光讲哲学，他也讲政治，他讲“君道”，而这“君道”与儒家的“道统”大为不同。老子所讲的“君道”是君王的道术，也就是老子讲的“南面之术”。为何称为“南面之术”呢？

“南面之术”亦称“人君南面术”，主要是指治国之道，帝王权谋，统御之术。说白了，就是君王的统治方略，是帝王管理臣民的办法。要知晓“人君南面术”，先要了解传统建筑文化，古人早就懂得，中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建房子多是坐北朝南，这能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而房屋向南，辈分高的人住北面主要房间，面是朝南的。位尊者自然是“南面”（即向南看）的。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所以天子见诸侯，看群臣，皆面南而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关于道家的“人君南面术”，《汉书·艺文志》有精要的解释：“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乃人君南面之术也。”这主要强调的是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清虚以自守”，这说的是君王要清心寡欲，要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不惑馋言，也才能深察人心。君王如果贪图欲望，易受诱惑，就容易听信馋言，不易辨忠奸。君王只有自己不贪，才能清醒，而只有清醒，才能洞悉人心。其二是“卑弱以自持”，这也就是说，君王治国应以弱为强，以退为进，无为而治，只有“无为”方能“无不为”，而治国，正是要“以无为而为有为”的。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强调要“自然无为”，其实，在老子那里并非那么“自然清静”的，老子与庄子很不一样，庄子更像是天真的艺术家，而老子是狡猾的政治谋略家。庄子讲心境，讲“逍遥游”，强调“顺应自然”，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他很天真，很可爱，他做梦梦见蝴蝶，醒来之后，搞不清楚是庄子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子。庄子特有艺术气质，他经常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里。老子不一样，他是很有谋略的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谋略观念，老子学说有兵家韬略，后来被法家学去了也不少。老子很有政治头脑，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这不是很狡猾的策略吗？老子能有“人君南面之术”，那是不奇怪的，这位道家的创始人，其实是深谙帝王谋略的老手。

再次，兵家也讲“道”，比如，《孙子兵法》在论军事战略时，就很深刻地提出了用兵的“六要素”，而且，他将“道”列在“六要素”的最前面：“道、天、地、将、法”。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王同心同德，甘愿与君王死生与共，不存二心。这“道”可以理解为道理，就是说，一支军队，要使其所提出的信念、宗旨为兵将所认同。而且，这信念、宗旨必须是代表正义的，是合理的。只有“得道”才能“多助”，而“失道”必然“寡助”，即，符合道义的宗旨才会被兵将和大众所认同。孙子讲的“道”其实是军队信念所体现的正义之道。所以，军队也是要讲“道”理的，只有正义之师，方能战无不胜。历来兵家只是讲战略和战术，只有孙武对兵学思考得最深刻，影响战争、军事的道义问题提到了兵学的重要高度来认识和讨论，这就是杰出兵学家的深远谋略。

此外，纵横家也讲“道”，《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上、中、下三卷，讲纵横学和游说智术，而书的第一篇《捭阖》，便是以道和阴阳的学说作为纵横说术的哲理基础的，以捭阖作为游说智术的理论基点，并以此来展开纵横学说的各个方面。书中论“道”和阴阳的这一章，成为全书的总纲。全书由此而展开对《反应》《内揵》《飞钳》《忤合》以及《揣》《摩》《权》《谋》等章的论述。《鬼谷子》曰：“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圣人在天地之间，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始终，阴极反阳。”“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显然，鬼谷先生把道和阴阳视为“捭阖”理论的哲理基础，而“捭阖”理论是纵横谋略立论的基本原则。人道与天道统一，“道”是纵横术所根据的人和自然的根本性变化规律，“道”根据阴阳互动和互化而展开其具体过程、具体方面，而纵横家家就是要根据“道”，“以阴阳御其事”，推测变化规律，从而筹划应对的策略。

最后，宋明理学也讲“道”，只不过，宋明理学家们根据他们哲学基本观点的不同，其所论之“道”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他们分别以“理”“气”“心”的主题表现出来，或是以“气”为“道”，或是以“理”为“道”，或是以“心”为“道”，各家讲各家的“道”理。

比如，“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就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这是一种“气本论”，把“气”看成是事物的本源，并以“气化万物”来解释万物的形成。张载强调要顺天意，要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一套理论，被冯友兰先生概括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实际上是把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论发扬光大，将个体的“浩然之气”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得到广泛传播。这其实也是把孟子的“内圣”说与荀子的“外王”说结合起来，这也发挥了孔子创立的传统儒家的伦理哲学理论，巧妙地将伦理学与政治学统一来，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管理模式，也是儒家非常厉害的谋略思想。

再如，理学大师朱熹将“道”视为是“理”，他提出“理在气先”的本体论，强调“太极只是一个理字”，他把《大学》里的“致知在格物”一语改变成“格物致知”，强调“格物穷理”，认为认识就是通过“格”事物而把握其中的“理”、朱熹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提出了“义理之学”，他专门编著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即《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作为文人学子的教科书，而此书也成了封建社会后期钦定的科举考试的理论标准。朱熹的思想是深刻的，他将“理在气先”的本体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高度统一起来，并结合“义理之学”，将教育与哲学，与伦理学契合为一体，而其目的在于推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要求，如果民众都听朱熹的话，戒除所有个人欲望，心里只有理学家的“理”，只专心于仁礼修养，那么，社会就很和顺了，而统治者的管理也就特别轻松了。“身”修好了，“家”也齐了，“国”自然也就好治了，而“平天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熹的“理学”所讲的“道”理是非常厉害的管理绝招，以“理”去“欲”，民众无所欲求，都乖乖听话，统治者就心安了。难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都把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钦定教科书，这，正是因为朱熹的“妙招”对统治者太有利了，而这绝招对与广大民众来说，是很阴很损的，如果照朱熹的办法做，民众的个性创造力，都全会被严重抑制，甚至完全被窒息。

又如，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王阳明将“道”视为是“心”，提出了阳明“心学”，他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哲学理念，反对程颐、朱熹“格物致理知”的认知方法，提出“致良知”的认知方法，强调从自我心中去寻找“理”。在王阳明看来，“理”全在人“心”，“理”化生为天地万物，而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王阳明还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自己做事也是“知行合一”的，他搞学问探索深奥的心学哲理，同时他又领兵平乱，总督两广，亲自在战场上领兵作战，还当朝廷大员，实践政治。作为朱氏王朝富有文韬武略的得力大臣，王阳明有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在王阳明看来，对于修养到家的统治者来说，仁和理就在心中，而对于那些没有修养没有仁心的贼寇、贪官来说，就有“心中贼”。“山中贼”造反被他评定了，而“心中贼”还是很不少，这很难办，王阳明很担忧。显然，在王阳明看来，治乱易，而治心难，而要真正“天下大治”，是要从治“心中贼”去下功夫的，这种“治心”的方法就是阳明心学在政治谋略方面的运用，可见，虽然说“道”理的方法与朱熹不同，但管理目的却是一样的：“去欲望存仁心”，为的是秩序的稳定。

显而易见，不管宋明时期的气学家、理学家或是心学家，不管讲的是“气”“理”或者“心”，讲的全是“道”之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宋明理学称为是“道学”，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宋明“诸子”们，如张载、二程、朱熹、二陆、王阳明等，皆是在认真严肃地在讲“道”理。

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例子，不难明白，“道”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理学家等，都以“道”论来作为其谋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们讲“道”理，论谋略，说得头头是道，归根结底，是在为统治者，为古代管理者探寻更有效更厉害的管理谋略，是在为帝王权谋增加新的理论。

其实，如果要对谋略文化的“道”进行追根求源的话，那么，谋略文化早期的哲学理念，应该是来自《周易》的道论思想。

“易道”理论的影响非常广泛，先秦诸子各家几乎都解过《易》，而后代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就更多了，有研易的，有解易的，有注易的等等。汉代，古文学派将《周易》列为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首，确立其在传统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后来，经学家、玄学家、佛学家、理学家、汉学家等都潜心于对《周易》的研究，而哲学、政治、军事、科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专家，也都从各个学科角度去探讨和解释《周易》，就连民间术士、风水先生等，也是都醉心于研读《周易》，以懂《易》为豪。而那些儒家信徒、正统派官绅们，更是以通《易》为乐事，宋明时期，很多官员在政务忙完之后，都专心在研读《周易》。《周易》的经典地位很高，据说，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向辜鸿铭推荐读传统经典时，所推荐的第一本典籍就是《周易》。

《周易》为中国古典谋略提供根本的哲学理念。《周易》以“道”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如道、阴阳、天人合一以及变易方法等。

举一个典型例子，比如，《系辞》上篇的第五章，是专门论《易经》之“道”的。《系辞》循序渐进地一步步展开对于“道”的论述，详释其内涵，理清其外延，认真明晰地在讲《易经》之“道”理。下面，以问题为序，介绍其论述：

其一，“道”是什么呢？答案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本源的，它包含着阴与阳，而阴阳统一于“道”，让“道”可以生化出万物，所以也才有老子的观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其二，“道”是怎样的呢？答案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将“道”“善”“性”作为核心主题进行探索，人之在世，离不开这三个主题，必须懂“道”理，行“善”事，修“性”情。因为“道”化生为万物，这即是“善”，行善，就是要顺应物化之理，而不能逆势而行；万物化成，便各有本性，从而形成各种“个性”，而“个性”修养圆满，就是成性了。

其三，人能认识“道”吗？答案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也。”就是说，对“道”化生万物，各有不同看法，有的从善的角度去理解，称之为“仁”；有的从智慧的角度去理解，称之为“智”，而都缺少全面的认识，百姓每日都在按照“道”来办事，但却对“道”一无所知，从而，像君子那样去全面认识“道”的，是非常少的。

其四，“道”在何方？答案：“显诸仁，藏诸用。”“道”是无所不在的，通过仁爱显示出来，并藏在与各种各样的应用之中。即是说：人有仁爱，“道”就显示了，而其它方面的活动，“道”是藏着而不显示的。

其五，“道”想做什么？答案：“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即是说，“道”化生万物，但却不与圣人共同去忧虑具体的事，它做的是盛德大业，已经到了极点，何必为小事而犯愁？圣人忙的是济世利民的事，而“道”对此是不必用心的，它关注的顶级的盛德大业，即华生万物。“道”有所有为（化生万物）而有所不为（不理什么济世利民小事），同时，“道”即无为（不虑圣人之事）而又无所不为（万物生化都是“道”做的）。

其六，“道”有什么样的表现？答案：“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就是说，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大业，每天有新的变化叫盛德。生化万物是一种宏伟事业，而促使每天都有变化更新，这就是盛大的德性，这才是“道”所要表现的。

其七，“道”是怎样表现变化的？答案：“生生之为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对此，周振甫先生的释译是：“生生不停叫做变易，形成天象的叫做乾，仿效地法的叫做坤，尽量用卦爻数来预知未来的叫做占，通知事物的变化而行动的叫做事，阴阳变化而不可测的叫做神。”（参看《周易译注》中华书局版，第234页）显然，“道”化生万物，是生生不息的，而乾卦就是用来象征天的，坤卦是用来效法地的，人们以卦爻数的变化来预知未来，以对变化趋势的把握来做成事，而阴阳化生而变化不可预测的，那就很深妙了。

综上所述，《周易》对关于“道”的一系列问题，比如“道”是什么，怎么样，可知吗，在何方，有何表现，怎么表现变化等等，作出了回答，这是对“道”比较详细的论述，后来各家各派关于“道”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这些回答，其实也是为以后的谋略文化的哲理基础。谋略理论根据的就是“道”阴阳变化原理，就是善与性的关系变化，就是乾坤对应、对立、转化的规律等来演绎、推论和筹划的。谋略为的就是知变通而成其事，就像占筮一样，推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并探索妙不可测的变化趋势。不管是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或法家，其谋略思想都与《周易》的“易道”有密切关系，是由《周易》的影响而形成的。《周易》的“易道”才是谋略文化的根基和奥秘。

其实，《周易》的经、传中的不少的词汇和概念，也对谋略文化有重要的影响，相当一些概念后来也演变成了谋略理论的用语，如“刚柔相济”“通变”“变易”“损益”“道器”，以及“元亨利贞”，“天时、地利、人和”等等。谋略用词很多通《周易》。

还有，《周易》卦象的演变也蕴涵着谋略文化的哲理，《周易》中的很多卦辞意味深远，完全可以从谋略角度去解读，比如，泰卦的卦辞说：“小往大来，吉亨。”这说的就是：失去小的东西，大的东西会得到的，这就是既吉祥又平安的好事。

最后，《周易》所表现的思维方式也与古典谋略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周易》的占筮理念可以从谋略学角度去看，它是以计策来应对风险。《周易》谈到“阴阳不策之为神”，这说的即是万物在生化过程中，存在着深不可测的状态，从现代预测学来看，这就是一种“不策”状态，那么，古典谋略认为“易以道阴阳”，对于“不策”状态，可以通过占筮或推演来趋势做出预测，并争取能在决策时做出趋利避害的策略。占筮不仅用象数思维来认识世界，观象测变，而且也以占筮方式来指导行事的人用行动来影响事物变化。所以，占筮高于占卜，是直观与理性结合，并力图付之于行动，这是《周易》的推测，也是古典谋略的推演，其实，这已经和现代决策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了。

《周易》是谋略宝典，它隐藏着古典谋略文化的深刻奥秘，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古老的玄妙智谋，很值得当代人去释读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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