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曾维华 王 冕：我国端午节丛考:汨罗做道教法事
汨罗做道教法事我国端午节丛考
曾维华 王 冕
摘 要：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内涵丰富汨罗做道教法事。然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尚未圆满解决。经研究，“端午”风俗实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逐步取代“夏至节”。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其名也源于此意。时值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先民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并形成风俗。粽叶（包括芦叶、箬叶等）的选择也源于这方面的认知。在历史过程中，端午习俗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先贤”“英灵”的内容。粽子并非为端午节刻意所创，也不能因“角黍”之名为据说源于北方。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粽子所用食材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尚难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应是先民生活中已广泛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南北共同流行的特色食品。
关键词：端午节；丛考
端午节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汨罗做道教法事。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已十分模糊。学界虽对端午节的起源、“端午”之名的来历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可皆因依据有所不足，难以使人信服。因而，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研究。
一、“端午”初名及名义考释
从文献记载看，端午节在历史上先后有多种名称汨罗做道教法事。除“端午”外，还包括有“夏至节”“五月五日”“浴兰节”（亦作“浴兰令节”）“仲夏端五”“天中节”（亦作“天节”“天中令节”）“地腊”“重午节”“重五节”“解粽节”“菖蒲节”“端阳”“女儿节”“午节”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大多文献记载明确，且无异议，可是“端五”与“端午”却有不少争议，而这些争议直接影响正确理解“端午”或“端午节”之名的由来与含义。
据文献所载，汉代至唐代之前，即“端午”之名出现前，一般称五月五日、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或仲夏端五、五月端五汨罗做道教法事。“端午”虽本作“端五”，可“端五”仍为“初五”之意，并非特指节名。而用“端五”时，前面通常冠以“仲夏”“五月”等时节或月份为限定。自“端午”成为节名后，“端午”便取代了“端五”。晋代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烹鹜角黍。”［ 1］ 74由于原书已轶，很多转引的书籍，亦写作“端午”。若是，此当是“端午”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不过，这里应是“端午”还是“端五”，尚有争议。有人考证，《风土记》所载当为“端五”，这是对的［ 2］ 376-378。“端午”一词出现与使用则晚得多，直到唐代才出现，如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张说《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杜甫《端午日赐衣》等。
唐李匡乂《资暇集》载：“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汨罗做道教法事。’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 3］ 157李匡乂是唐代晚期人，他说“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端午”，又说：“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其实，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错误。“端五”与“端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端五”主要是时间概念，即“初五”，而“端午”既是时间点，更是节名。李匡乂所说“元和中端五诏书”，没有使用“午”字，那是对的，因为诏书所用是下诏时间。如果诏书用“午”字，就不那么确切了。由于未见李匡乂所说“诏书”原文，可以认为，诏书原文在“端五”之前当有月份或时节的限定词。实际上与李匡乂所说“诏书”同一时期的官府文书即有“端午”，如唐宪宗元和四年（ 809年）敕云：“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上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 4］ 546这里是作节名使用的。因此，李匡乂所说是有所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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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端午节”也常被简称为“午日”，尤其在宋人诗文中较为多见汨罗做道教法事。这些文中的“午日”，有时被人传抄成“五日”。当然，在特定的语境下，写作“五日”也不算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错误的。“午日”是“端午”的简称，即五月初五日，而“五日”则可指任何一个月的初五日。此外，如上文所述，“端午”之名在唐代及以后才普遍出现。唐以前通常以“五月五日”等日期称之，因而“午日”作为“端午”之省称，自然也是唐以后才广为使用。唐以前不应有“午日”作为“端午”的省称。如有的话，当是后世传抄之误，或未经考证而改刻的版本。如元瞿佑《四时宜忌》载：“《洛阳记》：午日造水羹艾酒。”［ 5］ 17《辞源》“午日”条引该资料，认为引的是晋陆机的《洛阳记》［ 6］ 559。这样，“午日”作为“端午节”的别称似乎可追溯到晋代。其实，这条记载是有问题的，并不准确。除陆机《洛阳记》外，“史载尚有杨佺期、华延俊、戴延之等所撰《洛阳记》，诸书所引《洛阳记》或不著撰者名”。今人编《陆机集校笺》“所辑录，皆注明出处。凡诸书所引不著撰人、且无从考之为陆机撰者不录，疑似者姑录以备考”［ 7］ 985。以《陆机集校笺》为代表的《陆机集》一般无此句，《四时宜忌》所引或非陆机《洛阳记》，且把“术羹”错为“水羹”。唐代《金门岁节记》载：“洛阳端午作术羹艾酒。”［ 8］ 61“术”：“草名，根茎可入药。有白术、苍术等数种。”［ 6］ 1976同“艾草”浸酒相对的应是用“术草”做羹。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端午节”的初名，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汨罗做道教法事。据《后汉书》志第五，及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可知，至迟在汉代“五月五日”已有节俗之意，成为与“夏至节”同样重要的民俗节日。
汉代为何以“五月五日”作为该民俗活动之日？当是“夏至节”原本多在五月汨罗做道教法事。至于定在五月五日，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共有 10个数： 1， 2， 3， 4， 5， 6， 7， 8， 9， 10。其中 1、 3、 5、 7、 9为阳； 2、 4、 6、 8、 10为阴。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叠组成，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而阴数除了二月二日龙抬头，其他阴数重叠的日子基本上没有重要节日。而“龙抬头”作为节日，实际上至元代才有记载。元熊梦祥《析津志》载：“二月二，谓之龙抬头。”［ 9］ 214当然，与阳数重叠的几个传统节日并非在一个时期产生的。
据文献记载，至少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汨罗做道教法事。唐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四月《停诸节敬献诏》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 10］ 461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详见下文）。宋代则有“端午节”之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条专门名为“端午节”［ 11］ 54。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亦有“端午节”条［ 12］ 321。
“端五”之名初见于晋周处的《风土记》汨罗做道教法事。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 1］ 74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应是可信的。这里虽已有“端五”之名，可一般在“端五”之前有月份或时节限定，如“五月”“仲夏”等，而不单独称“端五”。如果仅说“端五”，会有歧义，因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五”。据《全唐文》载，唐张说《大衍历序》云：“谨以十六年八月端五。”［ 13］ 2270唐张说、宋璟等《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五……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 13］ 2253以此，可认为当时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五”。
可是，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八月端午”载：“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汨罗做道教法事。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14］ 3认为“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由于这段文字流传甚广，影响较大，不仅有论者用以为据，且一些工具书亦多有引用。
其实，《全唐文》所载是正确的，而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字，或是经后人改刻的版本，是错误的汨罗做道教法事。“端午”一词真正出现和使用，从目前研究看，当始于唐玄宗时期。此前文献中如有“端午”，应为后世刊刻误改所致。
有人相信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献是正确的，便找理由，认为“端午”一名是张说等为避唐玄宗生日之讳［ 15］汨罗做道教法事。“唐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宰相宋璟建议避讳将‘端五’改为‘端午’。”也有“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诞辰，并设立为千秋节，而五月五日与八月五日同为五日，缘于对皇室贵族身份信息的避讳，盛唐时五月五日和‘端五’被‘端午’之名迅速取代，并成为当时主流的称呼。”［ 16］以为唐玄宗生日为“八月五日”，为避“五”字，遂改“五”为“午”，完全是臆测。尽管，我国历史上避讳现象十分繁杂，可尚未见如此避讳之例。
有的不仅不解“端午”之意，甚而以为是错的汨罗做道教法事。如李匡乂《资暇集》载：“端午，端五者……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3］ 157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端五之号，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风俗……后世以‘五’字为‘午’，则误矣。”［ 17］ 971
有的不解“午”的含意，以“五”“午”相通释之汨罗做道教法事。北宋黄朝英在《湘素杂记》中，对李匡乂《资暇集》中的那段文字评议说：“余案，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济翁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 18］ 207
据文献记载看，唐玄宗之前，对“五月初五日”的称呼，一般作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仲夏端五等汨罗做道教法事。至于说“仲夏端午”是不准确的，是后人误改。那么“端午”之名始于何时呢？唐玄宗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一作《端午武成殿宴群臣》），张说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其中均有“端午”一词。这是所见最早使用“端午”一词的资料。有学者考证，唐玄宗《端午》诗作于“开元十五年”［ 19］ 621。若此不误，那么“端午”一词最早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 727年）。此后，唐代文献便频现“端午”一词，如代宗永泰元年（ 765年），太常博士独孤及上表曰：“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悉入内库。”［ 4］ 543穆宗长庆三年（ 823年）三月丁巳，“勅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 20］ 502。此外，唐代也有以“端午”作诗者，如殷尧藩有《端午日》诗［ 21］卷四百九十二， 5567。
尽管“端午”之名在唐玄宗时已出现，并在以后的官府文书中屡有使用汨罗做道教法事。可是，与上文所论李匡乂类似，唐代后期以及宋代，仍有人不明“端午”其义。其实，唐玄宗用“端午”一词，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这主要是后人对“端五”“端午”的释义缺乏探究，遂引发种种臆测。
关于“端”汨罗做道教法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端月”下唐司马贞《索隐》云：“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讳‘正’，故云‘端月’也。”［ 22］卷十六， 766《说文解字》云：“端，直也。”［ 23］ 216上栏《广雅·释诂》云：“端……正也。”［ 24］ 11下栏《大广益会玉篇》云：“端，绪也，直也。”［ 25］ 51又云：“绪，丝端也。”［ 25］ 124《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 26］ 146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 27］ 309据此可知，“端”的释义有正、直、初、开始等。
关于“五”汨罗做道教法事。“五”作为数序第五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有其他释义。“五”，小篆写作“五”。《说文解字》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23］ 307下栏
关于“午”汨罗做道教法事。《史记·律书》云：“午者，阴阳交，故曰午。”［ 22］ 1247《说文解字》云：“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又“啎，逆也”［ 23］ 311上栏。
据“端”“五”“午”释义看，“端五”释作“初五”最为合理汨罗做道教法事。尽管“五”有“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之意，可主要侧重于道教阴阳五行的理解。在人们生活中，一般是将“端五”之“五”作为数序使用的。而且使用“端五”时，前面均有“仲夏”“五月”等限定。而“端午”主要是指气象“阴阳相交”之始。其实，我国很早就将“仲夏之月”（即五月）作为“阴阳相交”的时节。《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云：“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 28］ 1370上栏因而可认为，“端午”之名，是沿用了“五月初五日”的时间点，更融入了“阴阳相交”的节气变化内容。
我国很早就用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汨罗做道教法事。天干 10个，地支 12个，两者配合使用。从纪月情况看，因地支是 12个，与 12个月相合。《史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22］ 1258而“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为朝贺”［ 22］ 238。这就是说，夏人以一月岁首，建寅；殷人以十二月为岁首，建丑；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建亥。这样，无论是建寅、建丑、建子，还是建亥，每月的地支是不变的。地支的“午”月仍是“午”月。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历代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所以“午月”基本上都是“五月”。秦汉以后，仅武则天和太平天国时期曾改正朔。民国时虽采用西方历法，可传统节俗的日子，通常以夏历为基础而定。
干支纪日与纪月则不同汨罗做道教法事。尽管干支相配也是 60一个轮回，可大月 30天，小月 29天，其间还有闰月，因而地支的“午日”不会固定在某月某天。一个月中会有 2天或 3天逢“午日”，可不一定是“五月五日”。
由此，一般所说“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五月端五”“仲夏初五”“仲夏端五”等，由于“五日”“初五”“端五”前面均有月份限定，因而不会有歧义汨罗做道教法事。
“端五”之“五”，通常是作数序用，即“初五”，凡月之初五均可称“端五”汨罗做道教法事。而“端午”则不同，是指“阴阳相交”，气象变化的节点。尽管“五月初五”“仲夏端五”等也是指气象变化的时间点，可两者着眼点不同。一是注重时间点，一是注重气象交替节点，具有唯一性。因此，在“端午”前不必加“五月”“仲夏”等限定词。至于古人认为“端午”为气象“阴阳相交”是否具有科学性，尚待进一步研究，至少古人是这么认为的。
“端午”之名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不会产生歧义汨罗做道教法事。若用“端五”，因每月“五日”均可称“端五”，且需用“五月”“仲夏”予以限定。即使如此，也只是表达一个普通日期。而“端午”则不同，标志该节日有了专属名称。
阴阳之意古已有之，可尚属比较偏狭的汨罗做道教法事。否则唐宋那么多文人不会不理解。那么，为何这个比较偏狭的意思，能在唐代兴起？当是受到道教的影响。
阴阳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之一汨罗做道教法事。从流传的典籍看，最早承载这种思想的代表是《易经》。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即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又融入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之学中，甚至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也饱含有阴阳思想。可将阴阳之学贯彻始终，最具广泛影响的无疑是道教的传播。道教经典在阐述修道之方时，均是以“阴阳”为本。而道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相比仅在少数中上层流行的王官之学、诸子之学来说，无疑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深入人心。
在唐代，道教的影响达到了高峰汨罗做道教法事。 625年，唐高祖李渊即下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29］ 225。至唐玄宗时，更是推崇道教，不仅给老子封“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尽阕玄元皇帝”等尊号，还把自己与李林甫的石像置于玄元皇帝庙老子雕像两侧，以示天子、宰相为教主侍从，提升老子名望。他还下令，在长安、洛阳设玄学博士和助教，各招学生一百人，专习《道德经》《华南经》等，并定期考试。因而，“端午”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并逐渐普及也属正常。“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入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
二、“端午”风俗厘析
我国传统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糅合了不同地域的风俗，日益丰富汨罗做道教法事。
（一）名人祭祀汨罗做道教法事。
现今民俗在端午节多为祭祀屈原，甚至被称为屈原节、诗人节汨罗做道教法事。其实历史上，各地曾有不同的名人祭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1.纪念战国楚人屈原汨罗做道教法事。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后遭子兰等人排挤被流放。相传当楚国郢都沦陷后，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汨罗江而亡。端午节祭祀屈原，最早可见史料是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26］ 146后人遂以此认为端午节源自祭祀屈原。其实，端午节和屈原的关联在隋代已有人提出异议。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云：“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揖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春秋考异邮》云：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 30］ 240-241认为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未必为打捞投江的屈原。即使最早记载屈原说的《续齐谐记》，也不是将此说作为确切的起源。《续齐谐记》是刘宋时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之续，书名“齐谐”源自《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这仅是神话志怪集，作者将此说收入其中，并非信以为真。同样，《荆楚岁时记》所载五月五日的风俗，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现今，学界基本已无人认同此说。
2.纪念伍子胥或曹娥汨罗做道教法事。伍子胥是春秋楚国人，后为吴国大夫，一度助吴成为强国。后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其自尽。曹娥是东汉会稽上虞人，著名孝女。最早可查资料是三国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三年五月时迎伍君（即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 31］ 418此载是五月，尚未与端午节直接相联。《后汉书》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 32］ 2794曹娥思念父亲，自投江，“经五日，抱父尸出”，将迎婆娑神的时间具体到了“五月五日”。
3.纪念春秋晋国介子推汨罗做道教法事。《太平御览》引《琴操》曰：“介子绥割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26］ 147以为纪念。
4.纪念东汉陈临汨罗做道教法事。《太平御览》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曰：“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26］ 146北齐魏收《五日》诗曰：“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 33］ 1446-1447
5.纪念东汉马援汨罗做道教法事。马援为东汉开国功臣之一，著名军事家，官至伏波将军。湖南《辰溪县志》载：“乡民以初五日为小端午，十五日为大端午，相传其俗自汉伏波始。”［ 34］ 607
可见，历史上不少地方都曾以本地名人为纪念对象汨罗做道教法事。显然，先有“五月五日”节俗，后有不同名人附会。名人纪念丰富了“五月五日”节俗活动，成为后来端午节民俗活动的一部分。
（二）龙图腾祭祀
端午民俗有一重要活动是划龙舟，即龙舟竞渡，甚至端午节的英文译名就是龙舟节（ Dragon Boat Festival）汨罗做道教法事。
相传龙舟竞渡源于屈原汨罗做道教法事。可是，上引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对此已有异议。关于竞渡的起源，说法颇多，除纪念屈原外，还有纪念伍子胥的，亦有说是源自越王勾践的［ 35］ 48，［ 36］ 406。闻一多认为：“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 37］ 238其实，竞渡起源相当古老，原始社会既已有之。考古工作者在钱塘江南岸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 7000-8000年前的独木舟［ 38］，在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支木浆［ 39］ 145-149。先民长期在水上以舟楫从事捕捞活动，或作为运输、交通工具，此外，互相进行追逐、竞渡娱乐也自然。因此，竞渡的时间，原本不一定限于端午节。《清嘉录》案曰：“《旧唐书·杜亚传》：‘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然皆在春中，不在端阳。或曰‘五日竞渡，相传吊三闾大夫而作’，本《荆楚岁时记》之说；可于吴地无涉。赵晔《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因树屋书影》以为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则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耳。”［ 40］ 167-168尽管“赛龙舟”起源的说法不一，可不影响“龙舟节”作为端午节的别称。
相较于屈原说，闻一多提出的龙图腾祭祀说，近世较为流行汨罗做道教法事。闻一多所撰《端午考》列了 101条有关典籍，认为端午是“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37］ 227。闻一多所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吃粽子和龙舟竞渡两个最重要的端午节节俗活动，都和龙有关；二是端午节“五彩丝系臂”习俗，是吴越百姓“断发文身”“以像龙子”习俗的遗迹。
龙舟竞渡、五彩丝系臂习俗，或多或少源自于南方龙图腾祭祀，或产生于更为古老的先民生活与劳作之中，而现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节俗汨罗做道教法事。
（三）恶月风俗
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恶月”“毒月”“凶月”等汨罗做道教法事。所以，“百事多禁焉”。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到官，至免不迁。”［ 41］ 253《北齐书》载：“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 42］ 37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43］ 430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又载：“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 44］ 43
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汨罗做道教法事。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禳毒的习俗。《大戴礼》曰：“五月……蓄兰，为沐浴也。”［ 45］ 53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注云：‘茭者，交易，阴阳代兴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32］ 3122说明汉代“五月五日”的风俗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日。“五月五日”即“端午”之日。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 26］ 146说明早期，“五月五日”与“夏至”虽时间略有不同，可民俗与夏至日同样受重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并没有五月初五吃粽子习俗，而是夏至节吃粽子，其云：“夏至节日，食粽。”［ 35］ 52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所载，竞渡也是夏至节的民俗活动。以此可知，汉代于“五月五日”对夏商周三代的“夏至”风俗“兼用之”，亦可说是传承了三代的习俗。因而，有学者认为“端午节”源自三代的“夏至节”是有依据的。
由于五月五日本是防病毒的日子，可因这一段时日，疫病流行，为先民所忌惮，于是逐渐将这些时日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演化成不祥之日汨罗做道教法事。《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35］ 43以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都遭人厌恶，甚至被父母遗弃。《史记》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22］ 2352-2353这种恶俗，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至魏晋仍然流行。有关记载颇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防恶月的同时，不只产生一些厌恶情绪，也衍生出互赠五彩丝、长命缕等辟邪之物，以及踏百草、划龙舟等祛病健身活动汨罗做道教法事。《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为长命缕。”［ 35］ 44-52可以说，“恶月”习俗当是端午最早的核心节俗之一。
五月五日还有一个重要习俗，即吃粽子汨罗做道教法事。以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在世界各地很普遍，而我国先民选用菰叶（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与艾草、菖蒲、雄黄等类似，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菰……功效利大小便，止热痢，除目黄，止渴，肠胃痼热。外敷治蛇伤、疮毒［ 46］ 1364。箬，功效主治咽喉疼痛，月经不止，肠风便血，妇女吹乳等［ 46］ 1000。芦，功效主治骨蒸肺痿，心隔气滞，烦闷不下食，反胃上气，吐血不止，肺壅咳嗽，微热，背疮溃烂，中鱼、蟹毒，以及诸般血病［ 46］ 1001。
此外，菰叶（茭白叶）、芦苇还有其他效用和喻义汨罗做道教法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苇茭，传曰：‘萑苇有丛。’《吕氏春秋》：‘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薰以萑苇。’《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谁能出不由户？’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阴阳代兴也。”［ 47］ 306-307以此可知，在古人的观念与习俗中，五月五日用苇茭悬挂于门，有御凶辟邪，祈求子孙繁衍之效用，而“茭”又有“阴阳代兴”之喻义。这里所载“苇茭”现在一般释作苇索，即用苇草编成的绳索。可是，“苇茭”一词并未在他处明确以绳索之意使用过。而苇和茭常在诗词中并用。唐温庭筠《酬友人》：“坐久芰荷发，钓阑茭苇深。”［ 48］ 61《本草纲目·草部·菰》载：“江南人呼菰为茭，以其根交结也。”［ 46］ 1365“茭”符合“气交”之意。而那时包裹粽子的植物叶子用的也是芦苇和菰叶（茭白叶）。《风俗通义》所载习俗，并非还原神话场景，而是“饰桃人”象征桃树下的神荼兄弟，悬挂苇茭象征苇索。《续汉书·礼仪志》记载，夏用苇茭，商用螺首，周用桃梗，汉用朱索、五色印。不能因为汉代用朱索做门饰，就认为夏用的苇茭也是绳索。从记载看，夏商周用的都是较原始的自然物，而汉是一种继承发展，并非完全照搬。汉代把夏代的苇茭、商的螺首和周的桃梗变化成了朱索和五色印，从原始的自然物演化成了专门制作的节俗用品。这些习俗，当是现今端午挂菖蒲熏艾草习俗的本源。
这些习俗的形成与人们生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汨罗做道教法事。端午时节，即农历“五月初五日”，阳历六月份。因时节变化，天气渐暖，雨水频繁，万物生长，各种病疫增多。再者，那时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现今不同。古时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土坯茅草房。这种建筑，室内近地，大多卑湿，防水防潮功能差，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值此时节，“五毒”滋生，各种虫害活动频繁。这些都会影响、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古人为适应环境需要，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驱除虫害，抵御病疫，以保障身体健康，祈求子孙繁衍的方法与措施，逐渐凝结为一种习俗。从文献记载看，这种习俗很早已形成，历代相承，十分清晰。尽管随着生活环境改善，科学进步，人们不再视五月为恶月。可是，仍有以熏艾草、挂菖蒲、佩香囊、用雄黄画额、饮雄黄酒、裹食粽子等方式，驱毒辟邪、防疫祛病、祈求平安。可以说，这些都是五月五日（“恶月”）习俗的遗存。
三、“粽子”源流探究
古老的端午节，历经千年传承，民俗活动不断丰富，衍生出许多习俗汨罗做道教法事。各地有多种习俗，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划龙舟并不是普遍的活动。而拴五色线、饮雄黄酒、用雄黄画额、佩香囊、熏艾草、挂菖蒲等已日渐式微。唯有粽子经久不衰。因此，尽管端午节在国际上的英文名是“龙舟节”。可两者相较，中国民众或更喜爱“粽子节”之名。
粽子，古时又称“糉”“角黍”“筒粽”等汨罗做道教法事。粽子的起源也扑朔迷离。现在流传下来的说法甚多，其中有一定影响的大致有六种。
（一）祭屈原说
最早的文献记载源自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汨罗做道教法事。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君常见祭甚诚，可常年所遗，俱为蛟龙所窃。今君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谨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粽，并带练叶及五彩丝，皆汨罗之遗风。”［ 26］ 3804隋杜公瞻针对《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下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又在“夏至节日，食粽”下注云：“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言其志。”［ 35］ 47-52因五月五日与夏至节俗类似，均为端午的早期名称。故文献记载屈原祭日，也有夏至和五月五日两说。
（二）祭天神说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祭天者，以五日汨罗做道教法事。古词云：角黍厅前祭天神。妆成异果。”［ 27］ 309《岁时杂记》为北宋吕希哲所著，记载北宋节俗，现已无存本，仅散见于其他文献中。
（三）祭獬豸说
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九“楝”注：“宗懔引《风俗通》，以为‘獬豸食楝’，原将以信其志也汨罗做道教法事。”［ 49］ 337同书卷十八“廌”注：“《荆楚岁时记》称，屈原以夏至日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信其志。”［ 49］ 403獬廌，即獬豸，为先秦楚人崇拜的一种独角神兽，传说能辨曲直，是勇猛、公正的象征。人们用食物祭屈原，常为蛟龙所食，而蛟龙惮五色丝和楝叶，遂用此二物裹之。同时，因“獬豸”食楝叶，可谓一举两得。以此又有祭獬豸说。
（四）祭祖说
晋人范汪《祠制》云：“仲夏荐角黍䉽汨罗做道教法事。”［26 ］3804 这里“荐”是指进献祭品。粽子的“粽”与祖宗的“宗”同音，当有以“米”祭祖之意（详见下文）。
（五）龙崇拜说
闻一多在《端午考》［ 37］ 221-238《端午的历史教育》［ 37］ 239-244等文中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汨罗做道教法事。粽子投水为蛟龙所窃。所以，端午食用粽子与龙崇拜密不可分。
（六）汝作粽说
明张岱《夜航船》载：“汝作粽汨罗做道教法事。”［ 50］ 474关于汝史载不详，有说是汉代人，也有说是南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记的区回。
以上六种说法，其中（一）、（六）明显有误汨罗做道教法事。
关于第（一）种说法，上文已论及端午节起源与屈原无涉，自然粽子也非因屈原而创汨罗做道教法事。据上引《续齐谐记》所述，最初楚人是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后用“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防止蛟龙窃食。对此记载，有人以为是用楝树叶取代竹筒，以彩丝缠缚之。其实，原文说的很清楚，是用楝树叶裹塞竹筒一头，再以彩丝缚住，以防脱落。《荆楚岁时记》有更明确记载：“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 35］ 52虽也叫粽子，可与端午节广为食用的粽子不同，不是常见的粽子的本源。
关于第（六）种说法，可信度极低汨罗做道教法事。据《夜航船》所载原文，张岱将民间大多饮食的创造均附会于黄帝、神农、成汤、禹、周公、汉高祖、唐太宗等历史名人，甚至还包括有巢氏、燧人氏等传说中的人物。显然汝作粽并非信史。
关于粽子，虽然最早可见文献是汉代的《说文解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汨罗做道教法事。”［ 23］ 148上栏可是，糉（粽子）从实物出现、普及，再抽象为文字符号，并被广泛认同、使用，当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人们食用糉（粽子）应远早于汉代。《荆楚岁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夏商周三代，“夏至节”已成民俗节日，很可能那时已食用粽子。粽子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夏商之前的先民当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所谓汝发明粽子，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据。
第（二）至第（五）种说法，概言之，只是祭祀行为汨罗做道教法事。无论是祭神或神兽，本质都是祭祀神灵，趋利避灾的活动。端午风俗源远流长，传播广泛，自然会融合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文化，可作为祭祀活动已基本成为共识。目前有不少人认为粽子的起源与祭祀的牛角有关，粽子古称“角黍”，即是对牛角形状的模拟［ 51］ 76-77。此说似已渐成通行的说法。其实存在不少问题。从历史上看，很多节俗食品都非因节俗而创制，通常是先有食品，然后为节俗所用。同理，“角黍”（粽子）也应是先民生活中已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的特色食品，而不是为端午节刻意创造的。
再则，“角黍”之名最早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其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汨罗做道教法事。”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已有“糉”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这里把“粽子”的特征说得很清楚。从“糉”字的形声义看，亦具“粽子”的特点。糉，从米从㚇。“㚇”，《说文解字》云：“㚇，敛足也。鹊醜其飞也。”［23 ］112 下栏其意为鸟飞时将腿爪敛起聚拢。“糉”当为会意字，即将米聚拢用芦叶包裹起来之意。
南梁顾野王编《大广益会玉篇》载：“糉，芦叶裹米汨罗做道教法事。”与《说文解字》同。又载：“粽。同上，俗。”［ 25］ 75以此可知，“粽”字是后起之字，在南朝梁时，“粽”尚属“俗”字。根据我国汉字六书的特点，“粽”应属形声字。“米”是形，“宗”虽为声，当有借用先祖（祖宗）之意，可释为以芦叶裹米祭“祖（宗）”。可见，把粽子用作祭品，或是后来衍生的作用，并非因祭祀而产生。
再说，因“角黍”之名有一“角”字，而认为是仿祭祀用的牛角是不足取的汨罗做道教法事。“角”在古时也并非专指“牛角”。许慎《说文解字》云：“角，兽角也。”［ 23］ 93下栏《大广益会玉篇》载：“角，兽头上骨出外也。”［ 25］ 122那是泛指动物的角，可以是牛角，也可是羊角、鹿角。其实，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最简易的包扎方式都会产生角状。因而，包裹粽子，产生棱角，名称中带有角字是很自然的。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针对当时“饼”的不同名称，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饼、汤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52］ 135-136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实，不仅是“饼”，其他食品亦都“随形而名之”。如饺子（馄饨），初名即因其形而称为“角子”［ 53］ 325。粽子发展到现在，包括世界各地的类似“粽子”食品，形状很多，有正三角形、尖三角形、正四角形、长方形等，却鲜见有圆球形的。
至于“角黍”的“黍”，很多人认为其中包裹的是黍类，即今北方多有种植、食用的黄米汨罗做道教法事。黄米，性黏，多用作蒸糕，类似南方的糯米。以此，有人据西晋才出现的“角黍”记载，便认为最初的粽子所裹的是黍类，粽子也被认为源自北方 ,“粽子最早里面包裹的不是糯米，而是生于北方的黍。也就是说，粽子的起源应是在中国的北方，而且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主要是作为祭祀品，在日常生活中食用的并不多”［ 54］。
据上引资料，“角黍”一词最初见于西晋的《风土记》，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对“糉”的解释是：“糉，芦叶裹米也汨罗做道教法事。”［ 23］ 148上栏并没有说用什么米。实际上，《风土记》所载也没限定用黍。《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曰：“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 26］ 3804这里说用的是黍米。可《太平御览》在另一处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又以菰叶裹粘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 26］ 146这里就没说用的是黍米。其他文献或写“黍米”，或写“粘米”“黏米”。其实，第一条引文或有误。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 1］ 74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当更为可信。第一段引文“黍”或为“黏”字之误。周处生于 236年，正值三国割据到晋统一时期。自汉献帝即位以来，中原战乱，至晋统一，长达近百年。而黍为北方作物，这百年间，南方几不可得。而南方盛产稻，后世糯米粽子几乎完全盖过了黄米粽子。因此，当时既然有种植糯稻，不可能没人用糯米做粽子。尽管民间有“南稻北麦”的俗语，实际上北方也一直种稻。《诗·周颂·丰年》载：“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烝畀祖妣。”［ 55］ 909古代黄河流域称稻为“稌”，而那时的稌或稻，主要是指糯稻。《诗经》中《小雅·甫田》《唐风·鸨羽》《豳风·七月》《小雅·白华》《鲁颂·宫》等有许多咏稻稌的诗句［ 56］。《后汉书·张堪传》载，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即今北京地区推广种植水稻，“开稻田八千余顷”［ 32］ 1100。只是稻在北方与南方相比，种植面积小，产量相对低，价格一定不菲。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57］ 486春秋时，由于北方稻少价高，自然是以黍类为主。而南方盛产稻，必然多用糯米。《风土记》所记是阳羡地区的风俗。阳羡位于江南盛产稻米地区，粽子更应用糯稻，而非黄米。
另外，《说文解字》云：“黍，禾属而黏者也汨罗做道教法事。”［ 23］ 146下栏晋崔豹《古今注·草木》亦云：“稻之黏者为秫。禾之黏者为黍，亦谓之穄，亦曰黄黍。”［ 58］ 15（按《古今注》“校勘记”卷下第 23条云：“秫”，三本作“黍”，下有“亦谓穄为黍”五字。稻也为禾属，不改为“秫”，原本写作“黍”也并无不可。）可见，包括稻在内所有黏性的米，在广义上均可称黍。也就是说，古时“黍”并非专指黄米。因此，《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所载的“黍米”，即使不是“黏”字之误，其表达的意思仍是黏米。“角黍”之名，从文献记载看出于“糉”之后，《风土记》亦是将“糉”之名置于“角黍”之前。“糉”比“角黍”之名更早，或是“粽子”的初名，后以民间俗字“粽”流传至今。
因此，以“角黍”之名，说粽子源于北方是有问题的汨罗做道教法事。不过，说粽子源于南方也无确证。上文已指出，祭祀屈原是“竹筒贮米”。这种做法，与有些地方的竹筒饭相似，并非现在通常粽子的源头。
粽子所裹的黏米种类并无限定，可用黄米也可用糯米，包裹用的植物叶子《说文解字》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记载是菰叶，而芦叶、菰叶是南北均有生长的植物叶子汨罗做道教法事。因此，“糉”是南北方百姓都可制作的食物，并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是源于北方或南方。
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包裹粽子使用的植物叶子，主要有芦叶、练叶（或作楝叶）、菰叶、箬叶等汨罗做道教法事。最早记载粽子的汉代《说文解字》云：“糉，芦叶裹米也。”［ 23］ 148下栏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一名糉，一名角黍。”［ 26］ 3804说是用“菰叶”。清袁枚《随园食单》载：“洪府制粽……用大箬叶裹之。”［ 59］ 249说是用大箬叶。对这些叶子，一般都笼统地称“粽叶”。现在通行的粽叶，北方多为芦苇叶，南方多用箬竹叶。箬竹叶简称箬叶，与百合科植物一叶兰的别名相同，常相混淆，箬叶也常被错写成箸叶。这也只是大体上的划分。由于长江以北基本不生长箬竹，自然不太会用箬叶。可是像河南等地区亦有产竹区，也会用竹叶包粽子。而南方很多地区也生长有芦苇，故也用芦苇叶做粽叶。
我国古代先民并不是简单地使用芦叶、菰叶、箬叶等包裹粽子，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因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御疫辟邪文化观念支配的选择汨罗做道教法事。芦叶、菰叶、箬叶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而芦苇兼具御疫辟邪的作用，菰叶（即茭白叶）则有阴阳相交，阴阳代兴喻意，以祈求身体健康、子孙繁衍兴旺。再有，《风俗通》所载，先民用“楝叶”“五彩缕”缚于筒粽上投于江中，主要是在人们观念中“蛟龙畏楝”，可“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可祈求健康长寿。
至晚到宋代，粽子的品种已颇为繁多，不限于包裹黄米、糯米汨罗做道教法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有“栗粽”［ 60］ 282，苏东坡诗句里有“杨梅粽”［ 61］ 2490等。时至今日，粽子所裹食材更是丰富多样。不过，使用芦叶、箬叶包裹的传统一直未变。
结 语
综上所述，端午节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汨罗做道教法事。据文献所载，其风俗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汉代于“五月五日”融合了夏商周的“夏至节”风俗，成为与“夏至节”并重的节日。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日益兴盛，逐步取代“夏至节”，成为这一习俗的主要活动日。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代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端午”作为节名出现后，一直相沿未改，流传至今。
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汨罗做道教法事。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与经验。如挂菖蒲、佩香囊、熏艾草、以雄黄画额、采草药泡水沐浴，以芦叶、菰叶、箬叶裹食粽子等。以驱秽辟邪，禳疫除病，消杀虫害，沐浴清污，并形成风俗。从某种意义上说，端午节是先民在节气变化，阴阳转换时，实行驱毒除秽，防疫辟邪，以祈求保障身体健康，子孙繁衍昌盛的活动节日。之后，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具有浓郁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先贤”“英灵”等活动。
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汨罗做道教法事。粽子所用食材主要是糯米、黄米，而糯米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难以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见于文献最早称“糉”，后有“角黍”“筒粽”“粽子”之名。我国先民选用芦叶、菰叶、箬叶，或楝叶包裹粽子，是基于对自然环境、气象变化的认知，以及文化观念基础上的选择。“粽子”在漫长的民俗活动中，历千百年传承，不仅成为端午节的美食，而且融入了祭祀的文化内容，是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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