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丽江古城的道教道观宫庙
admin 2021-08-05 733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自东汉中后期正式创立以来，经历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史，对中华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儒、释二家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儒家文化似乎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而道教文化则不过是一种“异端”，不值得深入地开展研究。在多种宗教并存的丽江，道教的研究开展也并不深入。可以说，对地方道教史进行研究，是目前道教研究中一个亟待开展的重要课题，撰写道教的发展史，极少提及它在丽江古城的发展情况，而研究丽江文化者也很少注意到道教对丽江文化的影响。然而，道教在丽江古城的确曾得到过较大的发展，并对古城文化产生过影响，忽视研究道教在丽江古城的发展和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本文旨在对丽江古城历史上道教的发展情况及现状做一些调查和探索，以求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丽江古城及其道教文化。由于各种原因，有关道教在丽江古城活动的记载较少，且零散，这就给研究丽江古城道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目前已有的诸如地方志书、正史、口传资料和金石资料等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很难找到足以肯定道教传入丽江古城的具体路线，但纵观丽江地方史和民族发展史，可知道教传入丽江古城的途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不外乎有以下四种方式：1.随迁徙路线传入。古代纳西族属氐羌族群，氐羌南迁的路线有一部分是从清溪关（今四川省汉源县南）过大渡河南下入云南金沙江一带，纳西族由北向南迁徙，沿途必将接受各种宗教思想，其中包括道教思想，因为居住在这一带的民族大都信仰道教，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产生文化的交融和影响是相当正常的，所以道教思想伴随着纳西族的迁徙过程而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2.经大理地区传入。从贞元十年（794）到907年唐亡共103年时间内，麼些地区一直在南诏的统治下。大理自唐朝时期就有道教流传，道教比较盛行的丽江县九河与剑川接壤，正如方国瑜认为的那样：“自唐初，麼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之冲突与融合，亦可想而之；今日麼些文化，受南诏文化亦相当有影响。”所以说，道教文化从大理经剑川传入古城是可信的。3.由内地直接传入。随着丽江大研镇集市的形成，外地商人或各种职业的人流入丽江古城并定居下来，古城除了“木”“和”两个世居丽江的民族外，其他姓氏均为外籍人。据不少家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分别从南京、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来丽江教书行医、开店或从事其他职业；丽江自公元1723年改土归流以来，三年一任的流官都是外地人，查阅地方志书乾隆《丽江府志略》、光绪《丽江府志稿》可知，他们多来自江西、浙江、山东等地，他们中不无虔诚的道教徒，势必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信仰活动带到古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城道教的传播。4.由云游道士传入。奉道之士，多喜游历山水、寻师访友以求参悟道法，其行踪飘忽如天上之云，故名“云游”。丽江山灵水秀、人民淳朴，自然就造成了道士们常往驻足。据乾隆《丽江府志略》和光绪《丽江府志》和相关史资料记载，有明一代入丽传道的有名道士是蓟羽士和周月泉，这些外地云游道士进入丽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古城道教的传播与发展。
有关道教的分派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以所奉的道经命名（如太平道、上清派、灵宝派等），或以创教地区命名（如楼观道、茅山宗等），或以祖师之名命名（如三丰派、萨祖派等。）这样就容易造成道教诸派纷乱难辨的情形。任继愈先生则以道术为区分标准，将道教划分为“符篆派”和“丹鼎派”，长期以来，符篆与丹鼎诸支派皆各自为阵、各行其是。至元代，丹鼎诸派归拢于全真道，符篆诸派合聚于正一旗下，“全真”与“正一”两大派分别作为主行内丹和符篆诸大派的代表相峙而立的局面最终形成，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清时期及近代云南道教诸派的发展，同样遵守此格局。传至丽江的道教属“正一道”，它以世袭“天师”号的张陵后嗣为首领，主要奉持《正一经》，以画符念咒为主要法术并多举行祈禳斋醺为人驱鬼降妖、祈福禳醺；其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宫观由佛教徒和尚看守，并能娶亲生子，俗称“火居道士”。宋恩常先生曾经到丽江古城实地调查过，得知1949年前的当地纳西族群众中有清虚道士和火居道士。道教在南诏、大理时期（相当于唐宋时期）和元代，尚未形成有组织的教派，也无道观建筑，只是一些信徒在民间自行活动，由于文献不足且片言只字，因此世人对于此种情况所知甚少。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经明、清传世22代，共470年，是其极盛时期，也是纳西族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经济文化获得较快发展，在宗教方面，木氏土司则采了兼收并蓄的政策，虽然没有哪个宗教成为主宰一切的权威，也没有形成全民性宗教，但道教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雷宏安等撰《云南省宗教志·道教》中有言：“纳西族木氏土司曾在雪山脚下建岩脚庙，与张姓道士共诵皇经，并多次派人到武当山学道，带回道教经像供奉。”木氏土司不远万里去道教圣地迎请“真武圣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木氏土司对道教的崇奉。木氏土司以知诗书、好礼仪著称于世，在文化上甚多建树，其中他们有很多与道教教义、修炼有关的诗文传世，反映出纳西族统治阶层的尊道、崇道、倡道意识，如木公的《仲春宴饮》载文：“楼中有客皆仙侣，席上无人是俗客”；《独眠》载：“忽觉寒中游月梦，偶闻空中步虚声”。另外，木公还写了多首与道士、羽士等道徒酬唱、交往的诗。如《赠蓟羽士》载：“羽士风标独异常，百年身世两相忘。凌晨白发梳千下，未午黄庭写数章。饭煮胡麻延僧侣，汤融枸杞注仙方。山阴雨雪归来夜，玉柱覆居引凤凰。”又如：《寄扇守云子》载：“金鼎炼丹还，凝成玉一团。灵香才出洞，玄鹤景霄盘” 等。
木增所作的诗文《山趣吟》中，表达了他受道教思想影响欲追求神仙似生活的愿望，如“我爱山幽逸，天开面面图。瑶空凌雪窦，玉液漾风湖。钓笠晴依浦，樵歌暮在途。隐沦清绝地，处处是仙都。”又如“我爱山幽逸，柴扉夜不关。风松萝是带，雨献雾为寰。志欲乘黄鹤，身聊伴白鹇。枕流初睡觉，坐石弄潺曖。”“禅心寂静千峰雪，道性空明万里天”则表达了他甚明的心境等等。木氏家族中较为虔诚的道教徒当属木增，从他的出生记载来看，似乎已经注定了他与道教的不解情缘：明蔡毅中的《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纪》有言：“盖大夫生而灵异，从从仙品中来也。初是太母罗恭人梦老人授以丹丸，吞而有娠。”木增自幼聪颖，学习踏实，当政之后于备边之暇博览群书，熟读经书，吟诗作赋，他力倡学习汉文化，并写下了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云薖淡墨》，其中涉及道教的一些经典语录：“因经悟道，因悟成真”、“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人能刻意为善，静与道合，动与福会”等等，这些摘录中可以看出木增已经知晓一些道教的基本典籍，了解其中的要义。在博览群书的同时，木增独爱玄同契老庄，信奉神仙，明冯时可作的《明丽江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有这样的记载：“木氏世受浮屠法，而君独参最上乘，斯于六根不动一念无生，顿见本来面目，盖已造其堂，而窥其奥矣！”他对道教清静无为服食摄生这一套理论身体力行，他三十几岁就隐居芝山，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隐居生涯中，傅宗龙在《山中逸趣序》中称：“公恪守老氏之三宝，年甫三十六龄，弃金紫如脱履，高踏芝山之上，逍遥于解脱之林。鹤鹿与俱，留黄是侣，所谓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者也。”自号“滇西华马水月道人”、“丽水解脱道人”。《木氏宦谱》中说：“丽府木公讳增，字生白，道号雪山道人。延请杨园庭训，饬侄重丽贽持香资，前赴武当山太和宫，迎请真武圣像，至丽安放于岩脚大院。时杨园、生白二人亦在院内礼诵皇经，恭传道妙，日夜不敢懈怠，（杨）自号光道真人。”总体而言，虽然木氏土司家庭当中笃信道教者并不多，没有形成世代相传和道教一统的局面，但木氏土司对道教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存在，上文当中的木公、木增土司就是明证。道教传入丽江古城后，由于受到木氏土司的推崇，从而推动了道教的发展，大量道观和宫祠在明清时期应运而生。据乾隆《丽江府志略》和光绪《丽江府志稿》载文，木氏土司在明代即建有白沙真武祠、玄天阁、太极庵、金刚殿、迎仙楼；束河大觉宫、九鼎龙王庙；大研玄天阁、文昌宫、三清殿、城隍庙等。这些建筑为道教提供了绝好的场所，更为它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乾隆《丽江府志略》和光绪《丽江府志稿》和相关史资料记载，有明一代入丽传道的有名道士是蓟羽士和周月泉。光绪《丽江府志》卷七·人物志下·仙释载：“蓟羽士，明正道至丽，爱玉龙山，遂栖焉。日写《黄庭经》数章，浑忘身世事，所居室常见紫气缭绕，野鹤成群，驯服阶前不去。木公赠诗，有‘山阴雨雪归来夜，玉杖霞裙引凤凰’之句。问其年，不言几甲子。寻复飘然他往。”“周月泉，明嘉靖年间，携一鹤入芝山，称来自终南，丰肌魅髯，黄冠羽衣，料事多奇中，纵口谈丹术。笔墨间喜为幻化之说，杨慎每寓言规之。居数载，辞去。木公送以诗云：‘艺客遥将访我楼，岭云梅鹤共悠悠。醉余说尽延生诀，袖拂苍髯不肯留。’”由于受木氏土司的尊崇，专门从事道教的世家也在丽江古城安家落户了，木氏土司请张觉义来丽江从事道教，张姓先辈一直是木氏土司家的“先生”、“师爷”，原与木氏同居住白沙凤凰山下岩脚村老院，先祖张觉义的坟墓也在白沙，明朝时随木氏搬迁至大研古城，张姓住宅基地均由木氏所赠，仍住木府旁。其后又请潘氏定居丽江古城传播道教。这些外地云游道士及道教世家来到丽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城道教的传播与发展。在丽江古城往北约10公里的白沙古街大宝积宫、琉璃殿、大定阁和束河大觉宫等明清建筑内，保留着驰名中外的丽江明代壁画，据匾额和《重修白沙金刚、大定二刹碑记》以及由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1987年11月立的“重修大宝积宫、琉璃殿揭取复装壁画记”屏风上的记载可知，这些庙宇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约完成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建庙及绘画历经200余年，壁画体现出明显的道教色彩。
大宝积宫大殿南壁一号画为《孔雀冥王发会图》，中央佛像两侧围拥着道教28宿、龙王、雷神等神祗一百多人，或兀自参拜、或顾盼相向、或直视前方，动态变化，曲尽奇妙；二号画中央主像为“南无五色毫光圣母”，上方横列着道教三清（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上清境灵宝天尊、太清境道德天尊）及侍者、方士；下部为风云雷电之神及四天君；十一号画共18像，全系道教神像。中央为天、地、水三宫，上为文昌、玄天，下为四大天王。西壁图十二的“如来佛会图” 上列绘十八尊者，两侧画道教神像，中层为道教的帝君、天女、神将等；大殿顶棚正中绘有中国道教都信奉的“八卦太极图”（后天文王八卦）。另外，在白沙大定阁西面大门左侧十七号画等画面中亦有道教帝君、神将、天女等神祗；束河大觉宫保存有明代壁画九堵，绝大部分是道教题材，主要描绘道教的仙真、诸天、帝释、天王、天女等。清朝雍正元年（1723）“改土归流”之后，道教在丽江古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明代所建立的道教宫观外，清代又在此基础上增建了不少道观建筑，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光绪《丽江府志稿卷四·祠寺志·寺观》有言：“丽江接壤西域，佛寺颇多，道观次之。”清代增建的道教宫观有玄天阁、玉皇阁、财神殿、老君殿、魁星阁、文昌宫、关帝庙等。但这个时期，境内的宫观并无道士居住，如玉皇阁、玄天阁的住持皆为和尚，玉皇阁的大门门联曰“本是道门，以纳子住持，尤行雅洁；原来天厥，虽常人经过，一凛尊严”便是明证。丽江古城的道教活动，清代以前并无确切的文字资料可考。至清代，乾隆《丽江府志略》和光绪《丽江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祭礼”记载：“三月三日，真武会，四月八日祀先农，八月秋分，禾稻渐熟，始报赛，咸入龙神祠，城隍庙荐新，九月上旬，道士朝真，村人络绎进香者凡九日”的记载。自此至民末，道士活动和道教节日甚为频繁，形成了相对固定性的活动和节日。一年当中，按时间先后有：正月初九朝斗会；正月十五上元会；二月初三文昌会（文昌帝君诞辰）；三月三日真武会、三月十五震青山庙会（朝拜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当日为太上老君诞辰，同时举办财神庙会）；三月十三送子娘娘庙会；四月八日城隍庙会；五月十三武圣会（也称磨刀会、单刀会）；六月二十四日关公会（关圣帝君诞辰）；七月玉帝节、七月十五中元会；八月初三文昌会（文昌父诞辰）；九月初一朝斗会；十月十五下元会等，在文昌宫或关帝庙演奏道教音乐，念诵《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弹经之时，置太极八卦图圆镜并悬挂圣像，乐调有八卦调、吉祥调、清和调等，道教色彩极浓。
甲子会（亦称龙华会）是道教节日当中范围较大、参与人数众多的全民性活动，每逢甲子年举办，六十年为一届。主坛设在狮子山东麓的玉皇阁。届时，玉皇阁前要搭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扎满大朵的牡丹花，每朵花中心装一个纸扎染金的小龙头，以谐“龙华（花）”之音，寓“吉祥富贵”之意。各条道路上空搭起布篷，路口搭牌坊，各家门口悬挂彩灯，显得庄重严肃又富丽堂皇。届时，城乡的男女老少云集大研古城，道场上空香烟飘缈，场地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道坛上张贴着高约两米、长约五六米的“黄榜”，用黄色螺纹纸裱成，四周镶以绿色纸边。榜文内容为办会宗旨、祈祷事项、迎请神仙之圣号、道士名单等。道场的主台上悬挂着道教尊崇的神像，神像头部后面安一竹篾圆圈，圈内用各种彩色丝线缠成放射性线条，称为“佛光环”。神像前的香案上除摆设有蜡台、灯盏、供品外，还供有很多小土陶罐，内装蓖麻籽，寓“兵马”之意。1924年的甲子会由大道士张道昌掌坛，其装束为头戴紫金冠（用金锡打制）；身穿道袍八卦衣，上绣八卦太极图，胸前四卦，背上四卦；一手持象牙朝笏，一手持宝剑；脚穿云头厚底靴。会期，各个乡镇的道士都要汇集到丽江参加活动，参与诵经、奏乐及法事的大小道士约五六十人。念诵《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内容有洞经序言、仰贤颂、礼请颂、净身神咒、净心神咒、净天地神咒、安土地神咒、金光神咒等。又念《开坛经》，中有《太上老君请经谒》一篇；还有《灯科》一卷；《全八卦》一卷、《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忠义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等。从赵银棠《上一轮甲子时的丽江和甲子会》一文中可以知道：1924年甲子会的道教经堂设在古城玉皇阁。一开始那天，道教徒们先是集中在玄天阁坡下广场上，举行传召36尊大天神的仪式。场子高台上，坐一位奉天帝之命传召天神的神帅，他会画符点将，传唤在四周待命的36尊天神，各天神应召出场，去执行“斩妖除魔”，或坐锦绣大轿，或骑高头大马，或执法器表演行进，绕街一周，四方街中心搭着戏台，会期七天，热闹非常。道教除了固定性的活动和节日之外，凡遇有天灾、瘟疫、婚丧等事，均要举行法事活动。这一时期，古城境内经常活动的主要法事有：驱瘟、求雨、开吊等形式。
驱瘟：丽江缺医少药，经常发生瘟疫，特别严重的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丽江古城流行红汗症，得病者大淌鼻血不止，3至7天即死亡，死亡率很高，故于次年正月间，各村各寨请道士念经做法事，家家吃素，叩头拈香，祈求保安，到二月间全县请道士在大研镇四方街举办隆重的“太平清醺”道场。道士们在四方街安设五瘟神香亭，安扎龙船，点上十二炷特大天香，举行大型念经活动，四乡来拈香的香客络绎不绝，香烟缭绕，锣鼓喧天，会期持续十余天。求雨：凡遇有干旱年份，由村里头召集道士及年壮者数人进行祈祷，以求降雨。届时道士制作龙船、河灯以及备上各种供品等前往祭祀地点祈祷，以求降雨，以救万民。光绪《丽江府志稿》载：“丽江旧有玉泉龙潭，……因于潭上建祠以祀龙神，……至于水旱遍灾祈祷无不立应，上年夏初栽插无雨、禾苗枯槁，官绅步往祈祷，甘露普降，禾苗兴，岁获丰收。”开吊：光绪《丽江府志稿》载：丽江凡有老人去世，“请缁流道士诵经典，亲属各具酒食相奠馈，乃又歌唱以娱尸，作乐以导全车。”20世纪40年代初，丽江城里发生火灾，又逢丽江抗日将士在前线阵亡，道士和村民们便在古城四方街举行水陆大会，为阵亡将士立纪念碑，道教徒奏洞经，共祝丽江庶民消灾免难。这个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在丽江古城产生了世俗化的洞经会、皇经会组织形式，但从总体上看，其宗教色彩在不断淡化，参与这两种音乐组织的人也不局限于道教信徒。到民国年间，在不少城乡村镇，很多普通民众也成为了洞经会、皇经会的成员。即便如此，这两个组织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成分，现分别叙述之。大研镇洞经会，是丽江境内所有洞经音乐会当中规模最大的乐会组织，成立于清代中期，因吟诵《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大洞仙经》）而得名。其成员多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官绅、接受过一定汉文化教育的及富豪人家子弟。会长一般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兼任，不一定会诵经奏乐，仅为荣誉头衔，以此来显示其地位的高雅，官绅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文化和音乐的重视。
洞经会组织比较严密，凡入会者要向洞经会经堂赠送刺绣八仙图等礼物，向文昌帝君磕头宣誓作文昌帝子，并向年长洞经会成员磕头认师。设正会长一人（首领，裁决会务），正副善长二人（主持经堂礼仪的总指挥），执事数人（负责布置经坛、圣牌、旗幡、祭器、桌位等），纠察一人（专司经坛纪律，检查乐师的衣冠整齐与否，发现违犯者视情节可以酌情处罚），保管一人，左右讲玄二人。此外，还设有负责法事的斋主及若干辅助人员，如厨师、跑堂、司茶、司烛等服务人员。洞经会供奉的神像主要有：上清玄都主命十一大星君、五殿阎罗天子最盛耀灵真君、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一殿秦广王太素妙广真君、元圣天尊、九阳上帝、普化天尊、文昌帝君、太极元君、储真衍庆天尊、嗣庆储祥元君、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降生天尊、文昌大帝祖师等，又供奉各种神牌，如：虚天自然七宝九辰上帝、灵宝救苦十方诸大天、三皇五老、日月星辰、四辅十神、天地水阳列圣、梵天释教、金仙大乘菩萨、桂殿文昌、玉杖朝班文武、十殿九泉、十洲三岛神祗、阆苑蓬莱、四洲九江仙侣等。很明显，上述神灵多为道教之属。关于洞经会的经费来源，有皇粮（如大研镇有会田数十亩，相传是皇帝赐予，每年收租约40多石作为会费）、由富户捐赠的现款、经营用地（如大研镇洞经会在四方街有数间铺面租给商人经营，收入租金用于会内开支）、私家因建盖房子、祝寿、祈福、求嗣等班会开支由斋主负责外，每个会员还可得到数量不等的钱物等几种方式，为开展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洞经会的活动按办会地点分为“宫观会”和“家庭会”两种。宫观会按一年内时间先后有：正月初九朝斗会；正月十五上元会；二月初三文昌会（文昌帝君诞辰）；三月三日真武会、三月十五震青山庙会；三月十三送子娘娘庙会；四月八日城隍庙会；五月十三武圣会（也称磨刀会、单刀会）；六月二十四日关公会（关圣帝君诞辰）；七月玉帝节、七月十五中元会；八月初三文昌会（文昌父诞辰）；九月初一朝斗会；十月十五下元会等，在文昌宫或关帝庙演奏道教音乐，念诵《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开坛经》中的《太上老君请经谒》一篇；还有《灯科》一卷；《全八卦》一卷、《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忠义经》等。家庭会即在私人家里面设坛的小规模斋醺，如丧礼的七日斋、周年斋、报恩斋或解冤结、求子、求寿、祈福、祛病等，都要请洞经会成员演奏古乐和念诵经典，主要有《消灾渡厄真经》《紫品经》《度人经》《孝经》等。掌坛道士身穿道袍，头戴紫金冠，手持朝笏。做家庭会一般要行“迎神”“迎净水”“画符”“讽经”“绕坛”“三献”“送神”等科仪。住于丽江古城王家庄的黄瑞壁老先生，曾经给笔者讲述过他亲眼目睹的谈经班祭祀文昌帝君的场景：大门前扎起高大的青松牌坊，大红灯笼及五色彩绸悬挂于厅堂院落，遍地洒满青松针叶，香火缭绕，清香扑鼻，真是气派。厅堂正中挂有文昌帝君像，左边“天聋”手持洞经一部；右边挂有“地哑”画像，手捧如意。画像下摆一香桌，桌面上供福、禄、寿三星木雕之像。雕像前有一五花石香炉，还有一只雕有二龙戏珠的大银碗，碗底绘有八卦太极图。碗内盛满派专人取于黑龙潭的净水，上置一柏枝，桌上还供有油灯、茶、酒、糕点与果品等。谈经由会长主持，奏乐由司乐指挥，念一段经文奏一曲乐。其间，经师、乐师得多次离座跪拜。谈经时，旁人不许打扰，道教色彩甚为浓厚。皇经会，因主要谈演《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而得名。其中组织比较随便，加入经会的礼仪和举行活动没有洞经会复杂。但碍于目前笔者所能掌握的资料，不能将其详细道来。其成员一般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政治地位也低于洞经会的成员，因而参加的会员中青年占多数，人数多时达五六十人。
古城皇经会会内也设会长1人，副会长1人，善长1人，管事、事务等数人。最初仅仅用笛子、二胡及铙、钹、木鱼等伴诵经文，后来在成员牛耀之倡议开始学习弹奏洞经音乐，并用以谈演皇经。皇经会没有多少公产，但是在四方街有些地盘，出租给摊贩，有一些收入，也为他们的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皇经会的活动地点主要在玉皇阁，玉皇阁大殿正中供奉玉皇大帝，后有三清殿，厢房供三十六雷神，又奉关公和岳飞。皇经会开始谈经后也到文昌宫和武庙去进行活动。会员们于正月初九日做“上九会”；于每月初一、十五日须集玉皇阁内吃素、弹经；二月在文昌宫谈文经；三月十五日办震青山庙会，祭玉皇大帝；五月十三在武庙内弹武经；八月又在文昌宫内弹文经。民国时期，为推行新文化，以扫除迷信为由，政府查封了所有的道教祭祀活动场所，道教在丽江逐渐冷落，部分寺观改由汉传佛教和尚住持。1911年，知府熊廷权下令停止谈演洞经，经地方绅士多次请求，才准许以娱乐的形式弹奏古乐。但是在奏乐时，不许再吟诵经文与举行祭祀活动。自此，原称为洞经会和皇经会的道教世俗组织便改名为“丽江音乐会”。道教文化传入并在丽江古城发展，产生了文化之间的交融，这种文化的交融构成了纳西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节庆习俗来看，产生了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如道教节日正月初九演奏洞经和皇经音乐的节日朝斗会；正月十五上元会；三月十五震青山庙会、财神庙会；三月十三送子娘娘庙会；四月八日城隍庙会；七月玉帝节、七月十五中元会；八月初三文昌会（文昌父诞辰）；九月初一朝斗会；十月十五下元会等，上述这些节日，均突出地反映了道教节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为一体的现象。由于道教的发展，古城纳西族家庭中小孩出生后的取名，改变了只依靠长辈或东巴的状况，此时，道士也成为给小孩取名的对象，他们按自己的方法推算出小孩的“八字”，而不是依靠传统纳西族请东巴根据“巴格”图来推算，反映了道教文化因素在纳西族人生礼仪小孩取名礼中的渗透。此外，纳西族居住文化中屋内装饰的太极八卦图案、竖柱上梁时正梁订绘有的太极八卦红布以及丧葬习俗中的各种“斋”事，无不反映了道教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这些影响有的一直沿续至今。
道教作为一种产生并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已随封建社会的末运而衰微不堪。与全国道教发展的形势一致，这个时期丽江古城道教发展呈现衰落势头，主要表现在：道教活动渐渐停止，道士纷纷“还俗”以至数量急剧下降；道教宫观、祠堂和其他道教文物等在1950年以后，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中被当做“四旧”而拆除或是破坏直至消失，道教文化的传播丧失了它赖以存在的空间和介质，道教的宗教观念也迅速失去了地盘，道教教团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宫观田产则受到了冲击。据笔者调查，位于丽江古城西狮子山上的文昌宫，被学校、机关占用，后办地区广播器材厂，房屋、设施受到破坏。位于古城北部北门坡的玄天阁，也是古城内的道教宫观，1950年后，香火逐歩冷清，宫阁败落。1969年在北门坡创办县五七中学，成为学校用房。1975年改为县一中用房。1985年县一中重修，成为学校图书馆。1996年“2·3”地震遭到破坏，震后由学校修复，2003年改为古城区第一中学校图书馆（笔者就是该校的学生）。道教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之一，就是道教从一开始就没有在纳西族地区成为主宰一切的权威，也没有在纳西族民众当中形成全民性的宗教，因此遇到重大的社会变革时，道教的发展就处于“无市场”状态，离开了滋润它的土壤和养分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遵循马列主义宗教政策，在宪法中对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保护，虽然在十年“文革”中曾一度被迫停止，但自中共中央拨乱反正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还是逐步得以落实。
作为一种历史最长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教义宗旨颇具独特性，可谓集中华民族传统宗教观念大成的中国本位宗教，道教在它长期生长、流传的土地上，大概不会短时期内消亡。只要现代科学还不能解决完全征服疾病、死亡、自然灾害等问题，道教炼养长生及祈助于神仙征服自然的宗教观念就有其生存的基础，对一部分人具有吸引力。在古城旅游发展的推动下，道教宫观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被开发和利用，破败不堪的寺院被重新修复，道教活动也因此在内部开展起来，更有甚者成为旅游景点景区，经济获利的同时，还很大程度上恢复并展示了道教文化。经笔者调查，1999年在重建木府时，在府内中轴线最高处修建了三清殿，殿内供奉道教三清佛像，中为玉清原始天尊，左为太清道德天尊，右为上清灵宝天尊。左挂有法道字帖，右挂有太极八卦图，自1999年8月，从辽宁省等地来3个道士在殿内讲经诵经，传授道教。2006年8月有三名道士（四川省成都人）进宫从事道教活动，道长为石鹏。2007年增至5个道士，道长王丽东（大连市人）。造访游客众多、香火旺盛，每年到殿内来朝拜或参观者达20万人（次）左右。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由知府杨馝倡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的文昌宫，是古城历史上最大的道教活动场所，为供奉专管文章学问“文昌帝君”的道观，在1950年后先后被学校、机关占用，后办成丽江地区广播器材厂，房屋、设施均受到破坏。1966年“文革”后遭到更大的破坏。1996年“2·3”地震又受到更进一步破坏，处于高度残破状况。2001年5月，丽江狮子山商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三虎倡导重修文昌宫，2003年在大殿中塑文昌大帝像，左右各塑观音及财神像。新修过的宫院雕梁画栋，庄严肃穆，常有中外游人、香客祭拜。2006年8月有三名四川成都道士进宫专事道教活动，曾经作为《一米阳光》等影视剧的实景拍摄基地。位于丽江古城西北4公里束河古镇四方街东北的大觉宫，也是古城内的道教寺观。2004年，束河鼎业集团在宫中创办“束河茶马古道博物馆”，将茶马古道文化和道教文化结合起来，从而成为道教文化及旅游景点。束河龙泉三圣宫现也为道教文化及旅游景点等等。道教在丽江的发展，经过了初传、兴起、中兴和衰落几个明显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深渗于古城纳西族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并产生过深远影响，有的甚至影响至今从而构成了丽江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道教的宗教观念将在社会中的影响日益缩小，道教文化将在扬弃中继续衰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方国瑜纳西学论集》第49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1月。
2 引自郭武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25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 杨曾烈：“丽江道教及道教音乐”，引自杨国清主编：《丽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74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4 转引自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第12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5 转引自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第4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6 转引自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第4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7 转引自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第4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8 转引自年建生：“再访岩脚村”，《丽江日报》2000年10月27日。 9 陈宗海等修：光绪《丽江府志》第71页，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年6月。10 陈宗海等修：光绪《丽江府志》第44页，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年6月。11 杨曾烈：“丽江道教及道教音乐”，引自杨国清主编：《丽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74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12 转引自郭大烈著：《纳西族风情录》第4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8月。13 丽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丽江地区志》（上卷）第55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 14 丽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丽江地区志》（上卷）第55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 15 李汝明总纂：《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第751～7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本文链接：http://35gh.com/post/%E6%B5%85%E8%B0%88%E4%B8%BD%E6%B1%9F%E5%8F%A4%E5%9F%8E%E7%9A%84%E9%81%93%E6%95%99%E9%81%93%E8%A7%82%E5%AE%AB%E5%BA%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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