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鹤山做道教法事
转载蔡方鹿 蒲江文博 2020-11-27 15:56 发表于四川
张栻（1133—1180）、魏了翁（1178—1237）均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其中张栻与朱熹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魏了翁继承并超越朱熹，为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在宋代理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鹤山做道教法事。魏了翁是张栻的私淑弟子，二人思想比较接近，都有较为突出的实学思想；同时两人都是蜀籍学者，又都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张栻主教岳麓书院，魏了翁谪居于湖南靖州，他们的学术活动对沟通湘蜀两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地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宋代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一、求实求理
求实、求理是宋代实学的本质特征，针对佛老思想的盛行和儒家经学发展停滞，宋代理学家大力提倡求实、求理的精神，这里面包含了鲜明的实学思想鹤山做道教法事。张栻、魏了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张栻对佛老的虚无空幻之弊提出了批评，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物者，实然之理也。”（《南轩孟子说》卷六）“所谓物者，果何谓乎？盖甚实然之理而已。”（《南轩文集》卷十三，《洁白堂记》）认为物是真实之理的体现，它是实然存在的，而不是空幻虚无。并指出：“万物有自然之理，一身有自然之性。”（《南轩易说》卷三）万物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规律，具体事物之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他批评舍实理而崇尚虚说的释氏之病。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某所谓虽辟释氏，而不知正堕在其中者也。”（《南轩文集》卷二十五，《答彪德美》）指出舍去实理而崇尚虚无之说，正是释氏之弊，而儒学则是通过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来体现社会纲常伦理。张栻并把满足百姓的色、货需求作为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以此与佛教的禁欲主义划清界限。他说：“其所谓好货者，欲己与百姓俱无不足之患而已。……其所谓好色者，欲己与百姓皆安于室家之常而已。夫其为货与色者如此，盖天理之公且常者也。”（《南轩孟子说》卷一）张栻对好货与好色作出解释，并与天理联系起来。所谓好货，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无物质财货不足的忧虑；所谓好色，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安居于男女结合组成的家室之中。这里的色与货都指正常的人生欲望，张栻主张对此加以满足，而不是作为人欲之私来灭掉。这不仅与佛教的禁欲主义不同，而且体现了其天理之实的思想。张栻指出：“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南轩文集》卷十，《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强调道德性命不离日用之实，反对脱离实际而空谈道德。认为流入虚无是佛老异端之说，而不是儒家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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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求实、求理的思想体现在对佛老虚无之道的批判上鹤山做道教法事。针对离器而求道、使道陷入虚无的观点，魏了翁指出：“圣远言湮，俗沦士散，求道者离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气之互根。”（《鹤山集》卷四十九，《宝庆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记》）他反对把道仅停留在口头，脱离具体事物，务虚不务实的作法。指出：“虚无，道之害也。”（《鹤山集》卷四十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这反映出他的求实思想。由此出发，魏了翁批判了道教“外事物，弃伦理”（《鹤山集》卷三十九，《汉州开元观记》），脱离社会治理和儒家伦理而求道的思想。他说：“妄意于六合之外求其所谓道者，于是神仙荒诞之术或得以乘间抵，而荡摇人主之侈心，历世穷年，其说犹未泯也。呜呼!道其不明矣。”（同上注）强调道与事物不相脱离，道在日用之中，而不在六合之外，力图使儒家伦理之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他说：“形而上者之道初不离乎形而下者之器，虽关百圣、历万世而无弊。”（同上注）主张道器不离，反对虚无之道，批判脱离社会伦理而空谈其道的思想，表现出魏了翁的求实精神。就其道即理不脱离具体事物和日常生活而言，又具有实理的思想因素。
二、重躬行践履
重躬行践履是张栻、魏了翁实学思想的重要内涵鹤山做道教法事。张栻开宗明义地指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南轩论语解》卷四）强调儒家圣门的实学贵于躬行践履，隐微之际的事物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重践履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张栻的实学思想之中。张栻据此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他说：“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南轩文集》卷十四，《论语说序》）张栻指出，离开了躬行的所谓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是不完全的认识。张栻反对出于“臆度之见”的知，强调知与行互发并进。这种知与吾心固有的良知，显然不是一回事。良知是人心固有，非缘事物的知，而张栻反对臆度之见，主张知行互发的知却是不能离开躬行而存在的知。一离躬行，知便成为臆度之见。可见，张栻提倡知行互发，知行双方互相依赖，不得脱离。他还指出：“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南轩文集》卷十四，《论语说序》）把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之事作为致知与力行的共同之源，其所谓知，便是对日用之事的认识，而与吾心固有的良知是两码事了。以上可见，张栻的认识论主张知行互发，反对忽视行。进而，张栻强调：“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南轩文集》卷三十，《答朱元晦》）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是张栻实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魏了翁对躬行践履也十分重视，要求把学到的知识付诸于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贯彻，使其所学的知识更加明了鹤山做道教法事。否则，其所学无济于事。他说：“来谕又谓此心当如何用功，著力把捉则愈见其为害。所谓操存者，非著力把捉之谓，才说著力便是助长。细玩孟子三勿之语，参以先儒讲说，令书味浃洽，而即于躬行日用间随处体验。须是真知得，便能笃行之，得力则所知益明。”（《鹤山集》卷三十五，《答朱择善改之》）魏了翁在回答学者如何操存此心的问题时，指出操存此心不能人为地有意去著力把捉，而是要自然而然地在洒扫应对、事亲孝友的日常生活中去随处体验此心之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魏了翁强调，笃行是真知不可分隔的内容，真知便能笃行，离开了笃行的知，不是真知。行之得力，则所知益明。这里，魏了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知行结合，双方不相脱离；二是知行互相促进，由知带行，以行促知，使知更加明白。魏了翁重视“笃行”的思想与张栻倡导的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比较接近。均是以是否躬行践履作为是否真知的要素。可见魏了翁重视笃行的思想有继承张栻实学的因素。
从知行结合、相互促进的思想出发，魏了翁批评了知行脱离，只知不行，行不所知的学风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若书自书，人自人，说自是说底，行自是行底，则全不济事。”（《鹤山集》卷三十五，《答朱择善改之》）针对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着的读儒家圣贤之书，而实际并不按义理办事，口头说一套，行的是另一套的坏风气，魏了翁指出，要把学习与实行结合起来，不得口是义理，心怀异端，以圣人之学作为升官晋级、装饰门面的工具。如果书本脱离实践，行为违背义理，导致知行悖离，行不遵学，那将与世无补，与民无益。这反映了魏了翁的实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
由此，魏了翁强调读圣贤经典，要贯彻到实践中去，而不能仅作为谈辩文乘之资，实际并不实行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魏了翁求之于儒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解决现实治乱问题的理论依据，通过“一一精体实践”，把圣人之道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百姓日用中去，而不仅仅把“圣经”及先儒的解说“徒为谈辩文乘之资”，不加以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在这里，魏了翁明确提出了“实践”二字，这是其实学思想的突出体现。
三、对欲、利的肯定
实事求是地对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加以适当的肯定，是张栻、魏了翁实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鹤山做道教法事。张栻认为，即使是圣贤也是有欲的，这难道不是平常的人情吗？由此他主张道义不能离开欲、利而存在，物质利益是人人所追求的。他说：“人孰不欲富贵，此言人情之常也。谓圣贤独不欲，则岂人情哉？”（《南轩孟子说》卷二）指出追求富贵等物质利益，是人情之常，即使圣贤也不可避免。如果离开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和人欲而空谈仁义道德，这是张栻所反对的。他说：“义利交战，卒为利所夺；君子小人相好，卒为小人所汩。盖亦理势之必然。”（《南轩集》卷二十三，《答朱元晦》）张栻承认，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现象，即利不仅不被义所埋没，反而战胜了义；高尚的君子也最终陷入小人之中。这说明，物质利益和欲望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主观意志的好恶为转移，人们想要否定它，也是否定不了的，利的存在是“理势之必然”。
在义利关系上，张栻虽重义轻利，可不完全抹煞利，而是把利纳入义的包容之中，在行义的同时，自然就体现了利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南轩孟子说》卷一）张栻指出，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获利，可在仁义推行之时，利也就在其中了。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由此张栻反对空谈仁义，“一切不为”的思想，主张在循理的原则下，解决具体的日用问题，把利包容在义之中，而不是把利排斥在义之外。他说：“铁钱事如何计？循其理而为之，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往贻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南轩集》卷二十六，《与施蕲州》）这里所谓号为安静，一切不为，即指空谈仁义，不做工作事的人。所谓先怀利心，即指一事当先，先考虑自己私利的人。张栻对这两种倾向都加以反对，他所主张的是既要务实，又不怀利心。对于铁钱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要求一一务之。张栻的这种留心经济之事，不尚空谈，主张“一一务实”的思想，是其实学思想的表现，而与陈亮、叶适功利学派的主张有相同之处。
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而不去灭绝它，这是魏了翁实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鹤山做道教法事。魏了翁认为，心体本静，感于物遂动，于是产生欲望，“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鹤山集》卷三十二，《又答虞永康》）。认为欲是人所本有的，它分为善与不善两种。指出欲有善的一面，不完全是恶，这是魏了翁不同于正统理学家的地方，亦是对“灭人欲”思想的改造。从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认为人欲有善与不善之分，并不完全为恶的思想出发，魏了翁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心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他说：“欲善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谓头绪。饮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礼记要义》卷九，《礼所以知人心》）认为吃饭穿衣、男女家庭生活是人人所追求的正当欲望，而死亡贫困则是人人所厌恶并力图避免的。对待人欲，魏了翁采取客观承认它的态度，不要求灭绝它，而是主张用心来加以节制。他说：“物欲强时心节制。”（《鹤山集》卷九十六，《即席次韵宋权县约客》）魏了翁肯定人欲并加
以节制的思想，既与“去人欲”、忽视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的主张不同，又与放纵人欲，不加节制的倾向有别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中，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鹤山集》卷四十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的。可见，道不离欲，在对人欲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就体现了道。魏了翁“即欲以求道”的思想客观地承认欲望的存在是合理的，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贵的。
与此相关，魏了翁在与叶适的交往中，受其思想的影响，亦重视功利，讲求实事实功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鹤山集》卷十六，《奏论蜀边垦田事》）他不仅注重功利和实效，而且认为功利须平时一点一滴地讲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魏了翁认识到，仁义之心建立在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之上。要树立起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利民，以经济生活为起点，然后教之以仁义，保持和恢复人的善良本性。魏了翁并把重功利的思想贯彻到实际的治理中去。他在知眉州时，便“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宋史·魏了翁传》），充分体现了其讲求实事实功的思想特点。又把“利民之事”加以规划，以求落实到治理的实践中去。他说：“利民之事，非止一途，……弃责、薄敛、施舍、分灾、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贾、宽农、务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怀生者谓有怀义之心，不复苟且。”（《春秋左传要义》卷十七，《晋文公利民非一民怀其生》）上述列举的一系列利民之事，皆与百姓的物质利益和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这说明魏了翁对物质利益是重视的。他认为，只有满足了百姓的物质利益和实际生活需要，使民能够生活下去，才能由“怀生”进而产生“怀义之心”，树立起仁义道德的观念，而不至于苟且混世，扰乱社会。如果统治者不做利民之事，不关心百姓疾苦，就会导致道德紊乱及行为的发生。魏了翁充分认识到“民不聊生”将引起的严重后果，为了防止民失常心，就需要使民有常产，满足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物质利益，同时也要注意加强道德教化，减少吞并争夺之事的发生。
在义理与事功的关系问题上，魏了翁不受正统理学的束缚，他反对忽视功利的思想，认为本之于义理的事功和客观利害关系，是需要要计较的鹤山做道教法事。他说：“众寡强弱何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鹤山集》卷五十二，《虞忠肃公奏议序》）即对于在义理指导下的功利，他是充分肯定的。并主张通过物质奖励和惩罚，“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鹤山集》卷二十一，《答馆职策一道》）。明确提出“趋事赴功”的思想，这与功利学派的主张何其相似。其对事功的重视，表明在理学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对物质利益的肯定，而非绝对的排斥。这是理学与实学相互涵摄的表现。
四、义理与训诂相结合
重义理，是宋学之主要特征鹤山做道教法事。张栻的人物，对义理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可在他们的思想中，仍然有稽考经书，训诂文字为阐发义理服务的成分，尤其是魏了翁，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提倡考据实学，成为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导。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张栻虽对重训诂的汉学提出批评，可也适当肯定训诂章句对于理解经典文义有所助益。他说：“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更秦火之余，汉世儒者号为穷经学古，不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其于文义不能无时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圣贤之心郁而不章，而又有颛从事于文辞者，其去古益以远，经生、文士自岐为二途。”（《南轩集》，卷十，《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在批评汉学不究大本使道失传的前提下，也主张把经生之训诂与文士之穷理合为一途，不使之分二。即训诂章句对掌握经典的文义是有帮助的，只不过要把它与穷究大本联系起来。由此，张栻重视读书，谨守朴学，其目的在致乎道。他说：“某幸安湘滨，不敢废学，无足廑记念。自惟不敏，窃守朴学。顾世衰道微，邪说并作，肯信此者少。”（《南轩集》卷十九，《寄刘共甫枢密》）张栻讲学于湘江之滨，勤于记诵之功，而不废学。自称天资不敏，而谨守朴学。正因为当时“世衰道微”，张栻才加油问学以求道。在这里，张栻提出了“朴学”这一概念，虽不能等同于后来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之朴学，可亦具有朴实问学之意。张栻在其治学生涯中，著《南轩论语解》和《南轩孟子说》两部重要的著作，对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详加注解。其书虽以阐发义理为主，然也有训诂章句的成分。他说：“《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南轩集》卷十二，《仰止堂记》）并在读《论语》的过程中，参照“《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南轩集》卷十四，《洙泗言仁序》），撰成《洙泗言仁》一编，摘录《论语》中“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同上注）。把对“仁”字的考释与对“仁”之道的阐发结合起来，以发明夫子讲道之意。这是张栻把训解文字与阐发义理相结合思想的体现。
魏了翁作为南宋中后期著名理学家，对汉代经学总体上持批评态度鹤山做道教法事。指出：“经生学士白首穷经而弊弊于训诂占毕之末，有终其身而不能尽者。呜呼!是谁之咎？”（《鹤山集》卷五十四，《古今考序》）批评汉学家繁琐释经，以至白首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魏了翁并批评了汉儒以《纬》证《经》的穿凿附会之说，以及汉唐经学家“疏不破注”、“惟古注是从”的盲目僵化的学风。可他对于弄清“圣经”的“源流本末”，从而客观地发挥义理的训诂考释却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古今之物称谓各异，风气亦殊，要弄清经术中的真实涵义，就需要实下考释的工夫，而不得妄自臆度。他说：“世间习读，善记览、为词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义不放过，则面前何限合理会处。且如先王礼乐刑政，始变于厉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浸灭于战国，大坏于秦，不能复于汉，而尽亡于刘石之乱。今仅从残编中搜讨，于孔毛王郑伏杜诸儒对注中参求。古今之物，称谓各异，风气亦殊，汉去古未远，诸儒已是臆度悬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庙祧尸主、惋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见、一时之意遂定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往往诸儒所未及，今骤然理会，人亦惊怪。”（《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巴州郭通判黄中》）魏了翁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先以记览词章、无书不记为学。后来接受朱熹的义理思想，便认为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到后来谪居靖州期间，作《九经要义》，又觉得记览词章“亦云可矣”，可不是简单回归到汉唐诸儒的传注义疏之学的老路上去，而是通过对音训、声韵、偏旁、点画等的考释，以求得先王礼乐刑政及经书中的义理，从而超越汉、秦、战国、春秋，直接复三代之旧制。魏了翁之所以强调复三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复三代”，“是古非今”作为理想和是非的标准，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制度、学术、道德都存在于“三代”之中，而儒家经典则保留了对三代社会的追述和崇尚。
魏了翁主张，对经书所载“要一字一义不放过”，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训诂考释，去纠正汉儒的“臆度悬料”，使符合经书的本义鹤山做道教法事。他指出，尽管汉儒“去古未远”，可仍有不合于经书的地方，他们往往以一人一时之意见作为不可改易之制，所以不能停留在汉晋诸儒脚下，而应直接从古经中求义理，将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他说：“某自迁渠阳，山深日永，自《易》与《诗》《三礼》《语》《孟》重下工夫，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鹤山集》卷一百八，《师友雅言》）一方面，在研读经书的过程中实下工夫，对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力求掌握其原旨；另一方面，从中发挥义理，探求新知，把义理的获得建立在对儒家经典作认真考释的基础上，主张义理从考释出，而不是妄发议论，学无根柢。
魏了翁这种以古经为依据，重训诂考释，将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实学史上占有重要意义，实开明末清初考据学之先风鹤山做道教法事。魏了翁之世，经前代理学家及宋学学者对汉唐传注经学的批判，宋学已取代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然而，朱熹集宋学之大成，理学成熟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转折。这表现在，学者由唐及宋初不敢议孔安国、郑玄，到疑经惑传，不仅非难传注，而且议经、改经，崇尚心悟，大胆创新；到后来由于朱学流传益广、论说益明，学者满足于祖述朱熹之学，不再创新，而文字义理不从源头做起，只靠抄袭语录文辞以获取功名。针对疑经改经以就己说而流于空疏的宋学流弊，魏了翁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提出“一字一义不放过”的重训诂考释的新思想，主张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开明末清初重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的风气，成为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导。重视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强调“名物度数有一不讲，便是欠阙”（《鹤山集》卷三十六，《答丁大监》）。一般理解，也与清初新汉学倡导的学风相关。可在魏了翁的著作里，却先于清儒几百年出现了这样的字句，这不能不说是魏了翁的先见和高明之处。同时也表明，尽管魏了翁作为南宋中后期著名理学家，对义理十分重视，可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而是结合时代发展和变迁，适时提出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重训诂考释，将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的思想。其目的在于明义理，通过训诂考释，而“益知义理无穷”。然义理不得凭空而出，它须建立在训诂考释的基础上。由此魏了翁对流于空疏的宋学弊端提出批评，这体现了他的实学思想。
五、沟通湖湘与巴蜀文化
张栻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鹤山做道教法事。湖湘学派是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由胡宏开创，而张栻集大成。胡宏的弟子有张栻、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师孟等，以张栻为最著名。黄宗羲指出：“南轩受教于五峰之日浅，然自一闻五峰之说，即默体实践，孜孜无释，……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胡宏开创的学派，得到张栻的发展，从而奠定了湖南学的基础。“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同上注）湖湘学派在当时为最盛的一派，经过张栻的讲学著述，与朱熹、吕祖谦等人交流，“去短集长”，使得湖湘学派在理论上更加精致、成熟，也使张栻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肯定了张栻之学出自胡宏，又超出胡宏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同上注）认为张栻的学术成就超越其师，比胡宏更为纯粹。
张栻不仅由蜀入湘，促进了湘学的发展，而且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在湘蜀两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鹤山做道教法事。对此，近人夏君虞在其所著《宋学概要》里有所评述：“南轩承继了家学，又受学五峰，于是蜀学与湖南学合流。而南轩一人占住了蜀学与湖南学两席。”（《宋学概要》下编第一章，《宋学之以地名派者》）这里所说的张栻承继了家学，是指张栻父张浚乃伊川、东坡再传门人，即为程颐在蜀后学。张浚精于易学，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曾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后被罢官，贬往湖南潭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建潭州城南书院。张栻生于四川，从小随父亲在各地居住，深受家学影响，并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主持岳麓书院教务，确立了理学中的湖湘学派。夏君虞认为张栻把蜀学与湘学合流，在两地学术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张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鹤山做道教法事。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四川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
（参见拙著：《一代学者宗师——张及其哲学》，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83页）另一些四川学者则私淑张栻，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也传播和发展了张栻的思想，这就促进了宋代蜀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鹤山做道教法事。全祖望指出，张栻的四川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二江诸儒学案》）传张栻理学于四川的主要有张栻的蜀中门人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等学者，以及张栻私淑弟子中的蜀籍学者虞刚简、魏了翁等人。通过他们，把张栻在湖南创造的学问传回了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的学术联系。（参见拙著：《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90页）
魏了翁作为蜀籍理学家，他也在湖南活动多年，促进了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是沟通湘蜀两地文化的重要人物鹤山做道教法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魏了翁在朝廷权工部侍郎任上，因反对史弥远专权，被贬官，谪往湖南靖州居住。路过潭州时，在湘江西岸的岳麓精舍（即岳麓书院）与友人张忠恕相见。张忠恕是张栻的侄子，此时他刚从知赣州任上罢官归潭州。两人相遇，十分高兴，相谈甚欢。魏了翁到达靖州后，于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在靖州城北之纯福坡筑鹤山书院，以此作为教学授徒的场所，这即是魏了翁亲手创办的第二所鹤山书院。第一所是在家乡四川蒲江创办的著名的鹤山书院。魏了翁以蒲江鹤山书院为基地，确立了理学之鹤山学派，占据了南宋后期思想界的重要位置，其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魏了翁又将其思想影响带到了湖南，他在靖州鹤山书院期间，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对儒家诸经义疏重新编校，在治经学上下工夫，从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想。并且通过讲学和学术交流，传播了他的思想。
当时靖州地处偏僻，是建郡仅一百二十多年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鹤山做道教法事。魏了翁在靖州创办鹤山书院，把比较先进的内地文化带到了苗乡侗寨，对培养当地人才，促进靖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意义不限于当时，对历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了翁在靖州办鹤山书院，除教授当地的学者蒋山等人外，湖湘、江浙、四川之士也不远千里，负书从学鹤山做道教法事。其中包括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叶元老，绥宁的戴立本，全州的藤处厚、蒋公顺，以及四川的学者高斯得、程掌、虞等人，通过向他们讲学和学术交流，沟通了湘蜀等地的文化联系。
魏了翁执教于湖南靖州鹤山书院的时间比较集中，从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创办书院起，到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秋复职离开靖州止，共五年时间鹤山做道教法事。后来宋理宗为表彰魏了翁的教学活动，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为赠。这表明魏了翁在湖南的教育活动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宋代理学与实学作为当时的重要思想，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它不受地域的限制，而是在各地学者的相互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栻、魏了翁这两位著名蜀籍学者，先后到湖南较长时期居住，在湖湘大地形成、确立和发展了他们的实学和理学思想。并通过他们的活动，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作者简介：蔡方鹿, 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鹤山做道教法事。
文//来自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鹤山做道教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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